1966年冬季，为了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进行全国性大串联。

　　我们学校一批抛头露面，大喊大叫的老师和学生得到重视，可以安排在头几批去串联。

　　我属于不积极分子，和一些出身成分不好的老师和学生是最后一批去串联。

　　串联期间，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谁都不敢得罪红卫兵，交通吃饭、住宿全部免费，到了接待站，随时都有热茶热水。

　　串联时，一般人不带自用衣服、粮票、钱币。我母亲关心我，给我一点钱。

　　我那一批先到福州，安排我们参观福州灯泡厂等几个地方。第一次看见师傅用铁管从火炉里拿出烧软的玻璃，嘴巴对铁管边吹气，边转动。一会儿灯泡就成型了，稍冷却时，轻轻一砸，一个灯泡初型完成了。

　　红卫兵人数很多。城里的公交车不够使用，增加用卡车，在车厢两边加装坐椅，中间头顶焊几排钢管，站的人用手抓住，车厢后面加焊铁梯，方便人员上下。

　　厕所用草席围起来，留男女进出口，就地挖坑，上搭两块木板，就算是“茅坑”了。

　　我们在福州玩了几天，听说可以去南京，我们便上火车往北走。每过一站，都会上来一些人。火车到站时，车门是不开的，红卫兵都是从车窗进去。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推上去，进去的人再把下面的人拉上去。

　　车厢越来越挤，二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人的座位坐四五个人。过道挤满了人，座位底下有人躺在里面，行李架上也躺着人，有时厕所还站着人。要想走动非常困难。

　　我是始发站上车，有座位。到南京时，大家都不下车，因为这趟火车是去北京，所以我们有机会到北京。

　　南京往北要过长江，那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

　　火车过江把每三节车厢一组，推进专门用于火车过江的轮船上。整列火车都上船后，驶到对岸浦口码头，又三个车厢一组拉上岸，重新组装完成后，开往北方。

　　从福州到北京，我坐在火车上的时间是三天四夜。由于不能走动，脚都肿起来。

　　我只记得在江西某站买了五分钱的一根大油条，在南京过后的某站买个大煎饼。大站一般有开水供应，我很少喝水，在我印象里只去过两次厕所。

　　经过天津时，铁路路基高出地面很多。我坐在火车上，往窗外看，两旁多是单层平房。这与老家水田里，农民用于存放肥料，临时休息，躲雨用的小房子差不多。

　　到北京，安排我们住在地质学院。我们睡在教室里，地面铺着草席，有暖气，很暖和。

　　我们每餐发个大馒头，两片咸菜，开水自己取。我有时留点馒头放在暖气片上，第二天吃时，很酥很香。

　　地质学院周围很多大学：有石油学院、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

　　我们在北京主要看大字报。很多人边看边抄，我是走马观花地看。写的内容都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党政主要领导、省市主要领导和各院校领导的，揭发是一些隐私，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和莫须有的罪名。那时还不敢动军队的领导人。

　　我二哥在北京，住在北郊市场，离地质学院不远，我去他那里，来回多是走路。

　　那时二哥和二嫂在谈恋爱。我在二哥的宿舍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二哥带我去二嫂的北京老家玩，二嫂很热情。二嫂老家是平房，煤炉放在门口屋檐下，住的比较挤。二哥怕我冷，给我一件棉大衣，还给我一些钱。

　　文革期间，毛主席共接见红卫兵八次，每次红卫兵都在一百万人以上，我参加两次。

　　第一次，我们要走很多的路才能到达指定地点。为了赶时间，早晨每人发两个熟鸡蛋。听说就这样，那次就得运进几个车皮的鸡蛋。

　　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那时我南京大哥也到北京了，他听二哥说了我的情况，赶过来找我，在路上找到了我。我俩边走边谈，非常高兴。在那几十万的人群中，居然兄弟能相遇，真是奇迹。

　　那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安排是：我们分在十排左右，坐在马路边上，前排是解放军，要求大家坐着不动。

　　毛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等）坐敞篷车经过。先头开过几辆中央领导的车，是检查安排秩序情况，我们都没动。

　　我为了能看清楚，自作聪明，把棉大衣折成方块，垫在屁股上。到毛主席车队过来时，马路边人群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潮涌动，我被推了好远。毛主席没看见，回头去找，棉大衣不见了。

　　第二次毛主席接见我们红卫兵是在飞机场，飞机场跑道两边都是人。毛主席车队经过时，我跳起来几次都没有看见毛主席。很多看见和没看见的人都激动地哭起来。

　　两次都没看见到毛主席，我无所谓，我只可惜二哥给我的棉大衣丢了。今年去北京看望二哥二嫂，在聊天时，二嫂说那件大衣是那时二哥唯一的棉大衣。

　　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左右。后期我想家，想早些回去，可是开往福州的火车很难安排到我们。

　　那时北京发生脑膜炎，学院每天给我们两瓣蒜头，要我们生吃，说可以预防脑膜炎。我吃了又辣又冲，是实在难吃，为了不得病，不得不吃。

　　回不去怎么办？最后带队老师决定，凡是遇到往南方走的火车都上，我们便坐上到上海的火车。在上海，我们住在西藏路的一座洋房里。楼面铺拼木，卫生间有马桶，我第一次看见马桶，不知道使用，方便时两脚踩在马桶上，蹲着拉大便。

　　晚上到南京路去玩，见有些建筑底层墙身用条石砌筑，加工特别，条石脸面不加工，保持原貌，做密缝，缝两边加工成三厘米宽，看上去是粗面，但有三厘米的缝。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以后建医院大门用了这种形式。

　　上海接待站还给我们发棉衣或棉裤。每人可以借些钱，我没有去领棉衣，也没去借钱。后来才知道，那时借的钱以后都不用还。

　　第二天，我们挤上开往杭州的火车。这次我走散了，到达杭州时就我一个人了。在杭州，我吃了一碗象老家做的芋头面的东西，软软的一条条很大的。我挤上开往南昌的火车，到鹰潭站我下车了。那是鹰潭还是小镇，一条不宽不长的小街，两边是小平房，店家做点小买卖。

　　在鹰潭上火车时，车站人员把进站玻璃门关上不让进，说要检票上车。门外非常多的人往门口挤，车站人员拦不住，玻璃门被推倒了，我们踩着玻璃碎片冲进去。车站人员追赶着捉我们，我跑了一会儿就跑掉了，挤上开往福州的火车回家了。

　　到家后，听我母亲说，她听到某地发生事件，很担心我，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时很多人还要步行串联，说重走红军长征路，我是不想再出去。

　　我三哥借辆自行车，他一伙人要骑自行车串联，是到厦门还是漳州时，中央发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三哥他们就回来了。大串联时，我到过几个城市。特别是在北京呆的一个月和坐火车的沿途景象，给我影响很大。在我有三个孩子后，我就决心在他们十几岁时，一定要让他们去见识城市，见识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