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得最多的自然是父亲和我们。父亲离开我们时，母亲没有掉一滴泪，把棺材盖合上的那一刻，母亲才轻轻地埋怨一句：“你好狠心，把孩子们丢给我就享福去了。”听说父亲临终前对母亲说：“我走了，把四个小丫头交给你我放心。”

父亲患病期间，我曾经有一个很没人情味的想法：与其这样活着让病魔折磨，不如死了以求得解脱。护士给父亲输液时，扎针要经过五六次才能成功。父亲的血管很脆，再加上每天一次的输液，满手都是针眼。母亲除了晚上陪住在医院外，也常往外跑去找一些稀少的、古怪的药。父亲中风后，医生让母亲去找一种叫尿激酶素的药。中风的瘫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几，而一旦找到这种药就意味着争取到了康复的百分之几。母亲跑遍了贵阳的几家大医院和大街上的药铺。后来有人告诉母亲，另外一个城市的某家医院曾经卖过这种药，母亲当即赶到那儿购下了十支注射液。父亲站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一双新鞋，因为那双半新的棉鞋由于超负荷的运动而过早结束了生命。

对于父亲的离去，母亲做得无怨无悔。母亲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缺少父亲而变得无聊，因为她活得充满希望，我们姐妹四个便是她的希望。我们念书时的学习成绩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我们每一个人考取学校出去后便不再回来。母亲送走了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后，就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她的“空巢期”。

６月，我也毕业在即。回家把考研和留京的打算告诉母亲时，她只说：“看来我还得熬几年。”我觉得愧对母亲。她有资格不赞成我的想法并阻止我，她用她保守的观念劝说我回家做一名大学教师，她说这样生活才稳定而且有保障。我也对她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我希望我的生活充满挑战。我还说大姐在“砸三铁”时就辞去稳定的工作，从文秘、主管一直做到电视台记者。母亲的眼圈红了：“那么胖的人，出去几年就瘦得芦柴棒似的，看了让人心疼。”我无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打工与吃苦是可以用等号连接的，而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语言去说服她。

回校报到后，母亲给我打了电话，我很晚才回宿舍，没有即时回，第二天竟把这事给忘了，依旧很晚才回来，室友告诉我母亲可能有急事。第三天我拨通了电话，母亲说看见黑龙江电视台的招聘广告让我去试试。我抄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被泪水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