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汉族，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融为一体，同时重视吸收墨家思想，集儒道墨法四大思想流派的精华于一身。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毛泽东最佩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韩非是韩王之子，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但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韩王所重视，反而很受秦王政赏识。韩非藉此为存韩而劝谏秦王政，李斯却主张灭韩。两相冲突，后者终将韩非害死于秦。韩非的法家思想后来被秦王政所重用，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
《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知当时秦王的重视。《韩非子》也是间接补遗史书对中国先秦时期史料不足的参考重要来源之一，著作中许多当代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子》内容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总字数达十多万言。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在内容方面，则论“法”、“术”、“势”、“君道”等，文裁条理清楚，用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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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汉族，淮阴（原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与彭越、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
早年家贫，常从人寄食。秦末参加反秦斗争投奔项羽，后经夏侯婴推荐，拜治粟都尉，未得到重用。萧何向刘邦保举韩信，于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对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举兵东向，三秦可以夺取。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作了部署，很快占取了关中。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了魏国，随后请命北伐，先是拿下代国，又背水一战击败赵。之后，他又北上降服了燕国。汉四年，韩信被拜为相国，率兵击齐，攻下临淄，并在潍水全歼龙且率领援齐的二十万楚军。于是，刘邦立韩信为齐王，次年十月，又命韩信会师垓下，围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
汉朝建立后解除兵权，徙为楚王。被人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后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将其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
萧何誉他为“国士无双”，刘邦评价曰：“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兵权谋家”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神帅”。“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他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南灭楚垓下，直至天下之大一统，无一败绩，是实至名归的常胜将军，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理论家，他与张良整兵书，并著有《韩信》兵法三篇 。
韩信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作为战术家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
《咸丰·清河县志》第十三卷“艺文”中记载：“韩信三篇”其小注云：“汉成帝令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前后汉书艺文志皆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一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盖淮阴人著书之最古者。”由此得知，韩信曾有三篇军事著作，这是淮阴人著书立说的最早记载。
韩信在被软禁的时间里与张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书整理，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还收集、补订了军中律法。著有兵法三篇，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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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安国（？—公元前127年），西汉大臣，字长孺，梁县成安（今河南汝州小屯一带）人。 后适居睢阳。西汉时期的名臣、将领。自幼博览群书，成为远近闻名的辩士与学问家，后到梁孝王幕下任中大夫，成为梁孝王身边的得力谋士。他帮助梁孝王和汉政权化解了几次危机，深得汉景帝的信任。汉武帝时，进入汉王朝中央政权的核心圈子。韩安国根据国家现状，提倡与匈奴和亲，使汉王朝北方多年无战事。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韩安国病死。
韩安国早年在邹县田先生之处学习《韩非子》和杂家的学说。后事奉梁孝王刘武，担任中大夫。吴楚七国叛乱时，刘武派韩安国和张羽担任将军，在东线抵御吴国的军队。因为张羽奋力作战，韩安国稳固防守，因此吴军不能越过梁国的防线。吴楚叛乱平息，韩安国和张羽的名声从此显扬。
游说太后
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弟，窦太后很宠爱他，允许他有自己推举梁国国相和二千石级官员人选的权力。他进出、游戏的排场，比拟天子，超越了人臣的本分。景帝听说后，心中很不高兴。窦太后知道景帝不满，就迁怒于梁国派来的使者，拒绝接见他们，而向他们查问责备梁王的所作所为。
当时韩安国是梁国的使者，便去进见馆陶长公主，哭着说：“为什么太后对于梁王作为儿子的孝心、作为臣下的忠心，竟然不能明察呢？从前吴、楚、齐、赵等七国叛乱时，从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都联合起来向西进军，只有梁国与皇上关系最亲，是叛军进攻的阻难。梁王想到太后和皇上在关中，而诸侯作乱，一谈起这件事，眼泪纷纷下落，跪着送我等六人，领兵击退吴楚叛军，吴楚叛军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敢向西进军，因而最终灭亡，这都是梁王的力量啊。现在太后却为了一些苛细的礼节责怪抱怨梁王。梁王的父兄都是皇帝，所见到的都是大排场，因此出行开路清道，禁止人们通行，回宫强调戒备，梁王的车子、旗帜都是皇帝所赏赐的，他就是想用这些在边远的小县炫耀，在内地让车马来回奔驰，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后和皇帝喜爱他。现在梁使到来，就查问责备。梁王恐惧，日夜流泪思念，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孝顺，作为臣下忠心，而太后竟不怜惜呢？”
馆陶长公主把这些话详细地告诉了窦太后，窦太后高兴地说：“我要替他把这些话告诉皇帝。”转告之后，景帝内心的疙瘩才解开，而且摘下帽子向太后认错说：“我们兄弟间不能互相劝教，竟给太后您增添了忧愁。”于是接见了刘武派来的所有使者，重重地赏赐了他们。从这以后刘武更加受宠爱了。窦太后、馆陶长公主再赏赐韩安国价值约千余金的财物。他的名声因此显着，而且与朝廷建立了联系。
后来韩安国因犯法被判罪，蒙县的狱吏田甲侮辱韩安国。韩安国说：“死灰难道就不会复燃吗？”田甲说：“要是再燃烧就撒一泡尿浇灭它。”过了不久，梁国内史的职位空缺，汉朝廷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从囚徒中起家担任二千石级的官员。田甲弃官逃跑了。韩安国说：“田甲不回来就任，我就要夷灭你的宗族。”田甲便脱衣露胸前去谢罪。韩安国笑着说：“你可以撒尿了！像你们这些人值得我惩办吗？”最后友好地对待他。
梁国内史空缺之际，刘武刚刚延揽来齐人公孙诡，很喜欢他，打算请求任命他为内史。窦太后听到了，于是就命令梁孝王任命韩安国做内史。公孙诡、羊胜游说梁孝王，要求他向汉景帝请求做皇位继承人和增加封地的事，恐怕朝廷大臣不肯答应就暗地里派人行刺当权的谋臣。以至杀害了原吴国国相袁盎，汉景帝便听到了公孙诡、羊胜等人的谋划，于是派使者务必捉拿到公孙诡、羊胜。
汉派使者十批来到梁国，自梁国国相以下全国大搜查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抓到。
内史韩安国听到公孙诡、羊胜隐藏在梁孝王宫中，韩安国入宫进见刘武，哭着说：“主上受到耻辱臣下罪死。大王没有好的臣下所以事情才紊乱到这种地步。现在既然抓不到公孙诡、羊胜，请让我向您辞别，并赐我自杀。”
刘武说：“你何必这样呢？”
韩安国眼泪滚滚而下，说道：“大王自己忖度一下，您与皇上的关系比起太上皇（刘太公）与高皇帝以及皇上与临江王（刘荣），哪个更亲密呢？”
刘武说：“比不上他们亲密。”梁孝王说：“太上皇、临江王与高皇帝、皇上都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高皇帝说：‘拿着三尺宝剑夺取天下的人是我啊’，所以太上皇最终也不能过问政事，住在栎阳宫。临江王是嫡长太子，只因为他母亲一句话的过错就被废黜降为临江王；又因建宫室时侵占了祖庙墙内空地的事，终于自杀于中尉府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私情而损害公事。俗话说：‘即使是亲生父亲怎么知道他不会变成老虎？即使是亲兄弟怎么知道他不会变成恶狼？’现在大王您位列诸侯却听信一个邪恶臣子的虚妄言论，违反了皇上的禁令，阻挠了彰明法纪。皇上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用法令来对付您。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能自己改过，可是大王最终也不能觉悟。假如太后突然逝世，大王您还能依靠谁呢？”
话还没有说完，刘武痛哭流涕，感谢韩安国说：“我现在就交出公孙诡、羊胜。”
公孙诡、羊胜两人自杀。汉朝廷的使者回去报告了情况，梁国的事情都得到了解决，这是韩安国的力量啊。于是汉景帝、窦太后更加看重韩安国。
刘武逝世，刘买即位，韩安国因为犯法丢了官，闲居在家。
建元年间，武安侯田蚡担任汉朝太尉，受宠幸而掌大权，韩安国拿了价值五百金的东西送给田蚡。田蚡向王太后说到韩安国，皇上也常说韩安国的贤能，就把他召来担任北地都尉，后来升为大司农。闽越、东越互相攻伐，韩安国和大行王恢领兵前往。还没有到达越地，越人就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向汉朝投降，汉军也就收兵了。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田蚡担任丞相，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匈奴派人前来请求和亲，汉武帝交由朝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出任边郡官吏，熟悉了解匈奴的情况。他议论说：“汉朝和匈奴和亲大抵都过不了几年匈奴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答应，而发兵攻打他。”
韩安国说：“派军队去千里之外作战，不会取得胜利。现在匈奴依仗军马的充足，怀着禽兽般的心肠，迁移如同群鸟飞翔，很难控制他们。我们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能算开疆拓土，拥有了他的百姓也不能算强大，从上古起他们就不属于我们的百姓。汉军到几千里以外去争夺利益，那就会人马疲惫，敌人就会凭借全面的优势对付我们的弱点。况且强弩之末连鲁地所产的最薄的白绢也射不穿；从下往上刮的强风，到了最后，连飘起雁毛的力量都没有了，并不是他们开始时力量不强，而是到了最后，力量衰竭了。所以发兵攻打匈奴实在是很不利的，不如跟他们和亲。”
群臣的议论多数附合韩安国，于是汉武帝便同意与匈奴和亲。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雁门郡马邑城的豪绅聂翁壹通过大行王恢告诉汉武帝说：“匈奴刚与汉和亲，亲近信任边地之民，可以用财利去引诱他们。”
于是暗中派遣聂翁壹做间谍，引军臣单于进入武州塞。汉王朝埋伏了战车、骑兵、材官三十多万，隐藏在马邑城旁边的山谷中。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大行王恢担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担任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诸位将军都隶属护军将军。互相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城时汉军的伏兵就奔驰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外从代郡主攻匈奴的军用物资。
当时军臣单于进入汉长城武州塞。距离马邑城还有一百多里，将要抢夺劫掠，可是只看见牲畜放养在荒野之中，却见不到一个人。单于觉得很奇怪，就攻打烽火台，俘虏了武州的尉史。想向尉史探问情况。
尉史说：“汉军有几十万人埋伏在马邑城下。”军臣单于回过头来对左右人员说：“差点儿被汉朝所欺骗！”就带领部队回去了。出了边塞，说：“我们捉到武州尉史，真是天意啊！”称尉史为“天王”。
塞下传说单于已经退兵回去。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就撤退回来了。王恢等人的部队三万人，听说单于没有跟汉军交战，估计攻打匈奴的军用物资，一定会与单于的精兵交战，汉兵的形势一定失败，于是权衡利害而决定撤兵，韩安国等率领大军分驻马邑境内埋伏，但好几天不见动静，于是改变原先的作战方案，率军出击，结果一无所获。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因灌夫使酒骂座，窦婴与田蚡之争愈演愈烈，汉武帝让两人在东宫辩论，二人针锋相对，互相指责，于是汉武帝向在朝的大臣征询意见，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
退朝以后，田蚡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安国同乘一辆车，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田蚡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皇上，说：‘我以皇帝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呢！”田蚡认错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
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四年多，丞相田蚡死了，韩安国代理丞相的职务，给皇帝导引车驾时堕下车，跌跛了脚。汉武帝商量任命丞相，打算任用韩安国，派人去看望他，脚跛得很厉害，于是改用平棘侯薛泽担任丞相。韩安国因病免职几个月，跛脚好了，汉武帝又任命韩安国担任卫尉。
一年多后，调任卫尉。车骑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从上谷郡出塞，在龙城打败了匈奴。将军李广被匈奴所俘虏，又逃脱了；公孙敖伤亡了大量士兵；他们都该杀头，后来出钱赎罪成为庶人。第二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杀了辽西太守，等到侵入雁门，杀死和掳去几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出兵追击，从雁门郡出塞。
韩安国担任材官将军，驻守在渔阳。韩安国抓到俘虏，俘虏供说匈奴已经远远离去。韩安国立即上书皇帝说现在正是农耕时节，请求暂时停止屯军。停止屯军一个多月，匈奴又大举入侵上谷、渔阳。韩安国的军营中仅有七百多人，出迎与匈奴交战，无法取得胜利，又退回军营中。匈奴俘虏掠夺了一千多人和牲畜财物而离去。
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恼火，派使者责备韩安国。调韩安国更加往东移动，驻守在右北平。因为当时匈奴的俘虏供说要侵入东方。
韩安国当初担任御史大夫和护军将军，后来渐渐被排斥疏远，贬官降职；而新得宠的年轻将军卫青等又有军功，更加受到汉武帝的重用。韩安国既被疏远，很不得意；领兵驻防又被匈奴所欺侮，损失伤亡很多，内心觉得非尝谘愧。希望能够回到朝廷，却更被调往东边驻守，心里非常失意而闷闷不乐。过了几个月，生病吐血。韩安国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中去世。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韩当（？—226年），字义公。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三国时期吴国将领。韩当因为长于弓箭、骑术并且膂力过人。历仕孙坚、孙策、孙权三代，随从其征伐四方，功勋卓着，对江东基业的逐渐稳固和吴国的建立有着重要影响。官至昭武将军、冠军太守，加都督称号，封爵石城侯。黄武五年（226年）去世。
韩当长于弓箭、骑术，膂力过人，因而为孙坚所赏识，追随他四处征伐周旋，数次冒险犯难，陷阵擒敌，屡立战功，后被任命为别部司马。
等到孙策东渡长江，韩当追随讨伐扬州的丹阳郡、吴郡、会稽郡，升迁为先登校尉，孙策授韩当兵二千，马五十匹。
再追随孙策征伐扬州庐江郡的太守刘勋，在江夏郡的沙羡击破刘表将黄祖，回师后讨平豫章郡的鄱阳县，又兼领乐安县长，使山越畏服。
建安十三年（208年），韩当以中郎将身份，与周瑜等拒破曹操。又与虎威将军吕蒙奇袭南郡，升迁为偏将军，遥领益州永昌郡太守。
建安十四年（209年），韩当遣兵迎战魏将迎臧霸，双方军战于逢龙，韩当又遣兵阻臧霸于夹石，均被臧霸击破之。
黄武元年（222年），夷陵之役，与大都督镇西将军陆逊、昭武将军朱然共同在南郡的涿乡攻击并大破蜀军。转任为威烈将军，封都亭侯。曹魏的上军大将军曹真攻击南郡，韩当保守东南方。
韩当在边境，身为将帅，激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重督司，遵行法令，孙权称善。
黄武二年（223年），封石城侯，升迁为昭武将军，遥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称号。
黄武六年（227年），统帅敢死及解烦营兵万人，讨伐丹阳郡贼寇，击破。旋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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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擒虎(538年—592年)，原名擒豹，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县东)人，隋朝名将。韩擒虎的父亲韩雄曾为北周大将军、洛虞等八州刺史。韩擒虎“少慷慨，以胆略见称，容貌魁岸，有雄杰之表”(《隋书·韩擒虎列传》)。又又好读书，略知经史百家，为西魏丞相宇文泰所赏识，常令他与诸子在宫中交游。
韩擒虎以具有胆略雄威见称。北周时，任都督、刺史等职，袭爵为新义郡公。陈出兵进逼光州（今河南光山），任行军总管 ，率军将其击退 ，后又屡挫陈师。隋开皇元年（581年），任庐州总管，镇江北要地庐江（今安徽合肥）。作灭陈准备。八年冬至九年春，隋大举攻陈时，领军为先锋，从右翼进攻陈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率500锐卒夜渡长江，迅速袭占采石（ 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 ），半日内攻克姑孰（今安徽当涂），然后进军新林（今南京西南）。陈军畏惧，镇东大将军任忠等相继投降。韩擒虎率500精骑，由任忠直引入朱雀门，占领建康城，俘后主陈叔宝。因功进位上柱国大将军。后以行军总管屯金城（今甘肃兰州），旋任凉州总管。十二年，还京后病卒。
《隋书·韩擒虎列传》对其评价如下：“韩擒累世将家，威声动俗，敌国既破，名遂身全，幸也。……武毅威雄，韩禽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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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长庆四年，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韩愈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着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逝世，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七岁时读书，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韩会早逝，韩愈随寡嫂郑氏避乱宣城，颠沛流离。十九岁时至京师长安，当时文人作文章大多崇尚仿古，模拟扬雄、董仲舒的着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人推崇。韩愈与其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及至应进士科考，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极力为他播扬声誉，因此韩愈一时便出名。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欲投奔族兄韩弇，适逢韩弇前往河中，后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五年（789年），返回宣城，此后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
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
贞元九年（793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遭失败。同年，嫂郑夫人逝世，韩愈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过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郡。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为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三日，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迅速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
随从董晋灵柩至洛阳，又前往孟津，渡氾水，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冬季，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
韩愈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同年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冬季，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
贞元十八年（802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
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反遭李实等人谗害，于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
当时，魏、郓、幽、镇四镇各设留守藩邸，蓄养暗中调来的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在同年三月改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
不久，有人不喜欢韩愈，抓住他的旧事不放，说韩愈先前降职为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乃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因此韩愈被改授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
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
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便找到柏耆。口授致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引韩愈、李程为副使，崔郾等为判官，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说供奉佛骨实在是一件荒唐事，要求将佛骨烧毁，永远根除，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看了韩愈的上表，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便就事情本身为韩愈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我，我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我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看宰臣们怎样答对。可是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同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感到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军和羽林军、龙武、神武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性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授职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向穆宗告辞赴镇任职时，流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改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长庆五年（825年）三月，韩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韩瑗（606年—659年），字伯玉，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唐朝宰相，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韩仲良之子。贞观年间，累官至兵部侍郎，袭爵颍川公。永徽三年（652年），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永徽六年（655年），拜侍中，兼太子宾客。高宗废后时，韩瑷与褚遂良极力反对。显庆二年（657年），为许敬宗、李义府所谮，贬振州刺史。显庆四年（659年），又被诬陷谋反，处死，年五十四。神龙元年（705年），中宗遵照武后遗制复其官爵。
韩瑗的祖父韩绍，隋朝时曾任太仆少卿。父亲韩仲良，武德初年任大理少卿，参与《武德律》的制定，贞观年间，位至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颍川县公。
韩瑗少年有节操，博学有吏才，后来在贞观年间，累官兵部侍郎，后袭父爵为颍川公。永徽三年（652年），高宗李治任命韩瑗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永徽五年（654年），加封银青光禄大夫。永徽六年（655年），担任侍中，兼太子宾客（当时太子为李忠）。
当时，高宗想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即武则天）为后，韩瑗反对。同年，唐高宗拟将武昭仪升为宸妃（仅次于皇后），当时韩瑗和来济阻止皇帝：“宸妃古无此号，事将不可。”高宗因此没有施行。
武昭仪指控王皇后和她的母亲柳氏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高宗开始召集宰相讨论废立皇后的事。司空李勣没有参与；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虽然没有表态，但支持褚遂良的意见；于志宁没敢说话。韩瑗痛哭上书：“皇后乃陛下在籓时先帝所娶，今无罪辄废，非社稷计”，又言“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妇尚知相择，况天子乎？《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读至此，常辍卷太息，不图本朝亲见此祸。宗庙其不血食乎！”高宗不听，将褚遂良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年底，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不久，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武后杀害。
武后被册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表彰韩瑗、来济，说他们虽然表示反对自己为后，但还是忠于国家的表现。韩瑗、来济不敢接受，并且屡次请辞，但是高宗没有同意。
显庆元年（656年），韩瑗为褚遂良求情，说褚遂良忠心辅佐高宗父子：“遂良受先帝顾托，一德无二，向日论事，至诚恳切，讵肯令陛下后尧、舜而尘史册哉？遭厚谤丑言，损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锐。况被迁以来，再离寒暑，其责塞矣。愿宽无辜，以顺众心。”
高宗对韩瑗说：“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责之，讵有过邪？”韩瑗回答：“遂良可谓社稷忠臣，臣恐以谀佞之辈，苍蝇点白，损陷忠贞。昔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国之欲谢，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纮清泰，忽驱逐旧臣，而不垂省察乎！伏愿违彼复车，以收往过，垂劝诫于事君，则群生幸甚。”唐高宗不纳其言。韩瑗因言不得用，忧愤上表，请归田里，唐高宗不许。
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告韩瑗与褚遂良（时为桂州都督）图谋不轨。于是，韩瑗贬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终身不许回京，褚遂良贬爱州，柳奭贬象州。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与韩瑗、柳奭、褚遂良谋反。长孙无忌被逼自杀；褚遂良已死，夺官爵；韩瑗、柳奭处死。命令下达以前，韩瑗已死在振州。行刑官命人开棺验尸，之后返回长安。家产被籍没，家族子孙发配岭南。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去世，中宗遵其遗命，赦免褚遂良、韩瑗、柳奭和他们的家族。
据史籍记载，自唐迄明，被封建王朝贬谪、流放到崖州的贤相名臣，以及各种原因留居水南村的社会名流就有10余人。最先来到水南村的汉族名宦是唐高宗朝宰相韩瑗，显庆2年(657年)被贬为振州刺史，显庆4年卒于贬所。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韩休（672年—739年），字良士，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凤阁舍人韩大敏之侄。韩休制举出身，后被举为贤良，历任左补阙、主爵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虢州刺史、工部侍郎、尚书右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韩休受到中书令萧嵩的举荐，担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他生性刚直，数次犯言直谏，因与萧嵩产生矛盾，被罢为工部尚书。后加太子少师，封宜阳县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韩休病逝，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忠。
韩休为洛州司功参军韩大智之子。
先天元年（712年），韩休与校书郎赵冬曦同中制举文可以经邦科，再举贤良方正科。擢为左补阙，判主爵员外郎。进至礼部侍郎，知制诰。开元十二年出为虢州刺史。以母丧解职，服丧完后起用为工部侍郎，知制诰。迁尚书右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侍中裴光庭卒，玄宗敕命萧嵩推举可代为宰辅者，萧嵩表示韩休可适任，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工部尚书罢相。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县子。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赠太子太师。
韩休工于文辞，张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
虢州位于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之间，帝后时常移驾经过，供应舆驾的粮草赋税极重，韩休任刺史时奏请平均分摊赋粮于其他州郡。中书令张说回应：“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韩休还是固执争论，相关官员坦白是惧怕忤逆宰相之意，韩休说：“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最后决定如韩休所请。
韩休性格耿直不奉承上意，敢进谏，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决定流放岭南。韩休答：“尉小官，犯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室宅舆马僭法度，臣请先伯献，后美玉。”玄宗不允许，韩休固争：“罪细且不容，巨猾乃置不问，陛下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玄宗争不过而作罢。大致上正直固执像这样。起初萧嵩以为韩休温和柔易才推荐之，韩休遇到事情反而与萧嵩硬争，萧嵩不能平息。宋璟听闻后说：“不意休能尔，仁者之勇也。”萧嵩宽博多可，韩休峭鲠，时政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唐玄宗曾经在御苑中打猎，或张扬作乐稍有过火，就会视左右问说：“韩休知否？”已而谏疏就呈到了。曾经引鉴默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玄宗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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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滉（723年—787年），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师休之子，以荫补骑曹参军。唐至德年任吏部员外郎，性强直，明吏事，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数年，德宗时为镇海军节度使，遣将破走李希烈，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贞元初加检校左仆射及江淮转运使，封晋国公。性节俭，衣裘茵袵，十年一易，居处仅避风雨，不为家人资产，幼有美名，天资聪明，善《易》与《春秋》，好鼓琴。能书善画，长于隶书；章草学梁侍中，草书得张旭笔法，亦工篆草。擅画农村风俗景物，写牛、羊、驴等走兽神态生动，尤以画牛“曲尽其妙”。
有一次，他与友人谈论绘画之事，友人问道：“近来论画者谈及驴、牛和马，皆认为是常见之畜，最难状貌图形，不知吾兄有何高见？” 韩滉稍加思索回答说：“此话有一定道理，因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此类题材。”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继续说：“不过，我以为自古迄今，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只要画家能够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画出特色的。”友人听了非常佩服他的独到见解。
他在公退之暇，常常在家中鼓琴，而书法、绘画也都有很突出的成就，尤擅长人物画和畜兽画。《唐朝名画录》说他“能画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韩滉绘画具有一种浑厚朴实风格。从选材到表现，都有别于象王维一类士大夫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南宋陆游赞其画：“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起辞官归里之望。”与韩干齐名，画迹有《李德裕见客图》、《尧民击壤图》、《田家风俗图》等36件，著录于《宣和画谱》。
韩滉在政治上致力国家统一，曾参与平定藩镇叛乱的斗争。他身为显宦，但公务之余雅好文艺，工书善画，亦能鼓琴。书法学张旭草书，得其韵味。绘画远师南朝陆探微。善画人物，尤喜画农村风俗和牛、马、羊、驴等。风俗作品曾有《田家风俗图》、《田家移居图》、《尧民击壤图》、《村社醉散图》、《村童戏蚁图》、《丰稔图》、《盘车图》、《渔父图》等，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活和习俗，画牛能曲尽其妙，表现出牛漫步、疾驰、鸣叫、顾视等各种情态以及村童牧放的生活情趣。曾作《集社斗牛图》、《古岸鸣牛图》、《归牧图》、《乳牛图》等。其传世作品《五牛图》（故宫博物院）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6.8厘米，画5只肥壮的黄牛分别作昂首、独立、嘶鸣、回首、擦痒之状。用笔厚拙粗辣，神气生动，是现存唐画中的珍品。唐代画牛名手戴嵩是他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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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偓（约842年—约923年），晚唐五代诗人，乳名冬郎，字致光，号致尧，晚年又号玉山樵人。陕西万年县（今樊川）人。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曾即席赋诗送其姨夫李商隐，令满座皆惊，李商隐称赞其诗是“雏凤清于老凤声”。龙纪元年(889年)，韩偓中进士，初在河中镇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入朝历任左拾遗、左谏议大夫、度支副使、翰林学士。
光化三年(900年)，宦官头子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发动宫廷政变，废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韩偓协助宰相崔胤平定叛乱，迎昭宗复位，成为功臣之一，任中书舍人，深得昭宗器重，多次欲立为相，都被力辞。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李继昭依附宦官头子韩全诲，排挤崔胤，崔胤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入朝，意欲抑制宦官集团。李茂贞入朝后，拥兵跋扈，崔胤又想召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入朝牵制李茂贞。韩偓谏道：这样造成“两镇兵斗阙下，朝廷危矣”，应一面罢去李茂贞，一面处理宦官。议尚未行，而李茂贞、韩全诲已将昭宗劫往凤翔。韩偓闻讯，星夜赶往凤翔行在，见昭宗时恸哭失声。昭宗任韩偓为兵部侍郎。后朱全忠兵到，败李茂贞，杀韩全诲，韩偓随同昭宗回长安。
韩偓回长安后，见朱全忠比李茂贞更为骄横，心中甚感不满。一次，朱全忠和崔胤在殿堂上宣布事情，众官都避席起立，只有韩偓端坐不动，称“侍宴无辄立”，因此激怒朱全忠。朱全忠一则恼怒韩偓无礼，再则忌他为昭宗所宠信，参预枢密，恐于己不利，便借故在昭宗面前指斥韩偓。崔胤听信谗言，也不予救护。朱全忠本欲置韩偓于死地，幸经京兆尹郑元规劝阻，被贬为濮州(今山东鄄县、河南濮阳以南地区)司马。不久，又被贬为荣懿(今贵州桐梓县北)尉，再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县)司马。韩偓离京，使昭宗左右无亲信之人。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弑昭宗，立李柷为昭宣帝(即哀帝)。为收买人心，伪装豁达大度，矫诏召韩偓回京复职。韩偓深知一回长安，即入虎口，便不奉诏，携眷南逃到江西抚州。
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重视延揽人才，派人到抚州邀韩偓入闽。天祐二年(905年)八月，韩偓自赣入闽。
韩偓入闽后，在长汀、沙县寓居一个时期。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改国号梁，王审知向朱全忠献表纳贡。韩偓对此心有抵触，想再回江西。从沙县走到邵武时，王审知急忙派人前去挽留。但韩偓因感“宦途险恶终难测”，功名之念已淡，坚拒王审知的任命。在从邵武回到沙县后，不久又经尤溪到桃林场(今永春)小住，然后进入泉州。在泉州，受到刺史王审邽父子的优礼接待，住泉州西郊招贤院，多年来疲惫的身心得到憩息。在饱览当地风物之时，又感叹“尽道途穷未必穷”，兴之所至，写下许多有名的诗篇。
不久，韩偓到南安漫游，认为这里是晚年栖止的理想地点，便在葵山(又名黄旗山)山麓的报恩寺旁建房舍，以为定居之地，时称“韩寓”。在这里，韩偓下地耕种，上山砍柴，自号“玉山樵人”，自称“已分病身抛印绶，不嫌门巷似渔樵”，过着退隐生活。约梁龙德三年前后(约公元923年前后)，韩偓病逝，威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傅实为其营葬，墓在葵山之阳。
韩偓才华横溢，是晚唐著名诗人，被尊为“一代诗宗”。其诗作大体上可分3个时期：初期是在被贬谪之前；中期是在贬谪之后，入闽之前；晚期在入闽后，特别是在泉州、南安定居之后。初期在朝为官，深得昭宗信任，仕途上春风得意，生活上优渥奢华，所作诗多是艳词丽句，正如后来他在南安寓所整理《香奁集》的序文上所述：“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充满缠绵浪漫的色彩。不过，也有些清新可诵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燕子不来花着雨，春风应自怨黄昏”等。被斥逐出长安后，韩偓屡经转徙，目击乱离，诗风有很大转变，多半叙写个人坎坷遭遇，倾吐胸中悲愤之情，诅咒战乱，同情人民。入闽之初，韩偓行踪未定，过尤溪时，正值泉州王氏军与南汉军激战后，村落成墟，写出传诵千古的名句：“水自潺湲日自斜，屋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只见花。”到泉州、南安定居后，写出“中华地向城边尽，南国云从海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和《咏荔枝》等富有地方色彩的诗篇。晚年，热爱定居后的樵耕生活，写了“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篱茅屋共桑麻”，“病起乍尝新桔柚，秋深初换旧衣裳”等诗句，抒发闲适心情。韩偓诗作，以入闽后的作品最多。尽管后人称韩偓为“香奁体”的创始人，其实，现实主义乃是韩偓诗作的主流。其诗集《玉山樵人集》，曾由《四部丛刊》重印传世；《全唐诗》收录其诗280多首。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韩彦直，生卒年不详，字子温，绥德（今陕西绥德）人，生活于12世纪。他出生于将门，是民族英雄、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也是韩世忠的长子。受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韩彦直就具有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于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随后在京城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乾道二年出任户部郎官，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政绩斐然；乾道七年，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严格训练军队。在淳熙年间初期，他受命就任遣金使。淳熙五年，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为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晚年，韩彦直潜心学问，搜集宋以来的史事撰成《水心镜》一书，全书167卷。去世后，皇帝赠其爵位为蕲春郡公。
受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韩彦直就具有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他聪明能干富有才华，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进士，随后在京城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乾道二年(1166年)他任户部郎官，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工作出色，成绩斐然，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财本事。
乾道七年(1173年)，他当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时，严格训练军队，使得骑兵部队的战斗素质有很大的提高。造就官兵人人都有能吃苦耐劳、出征行进如飞的良好作风，是当时军队的典范。在知温州时，他亲授将土作战韬略，很快打败了当时为非作歹的海盗，并抓住了匪首，显示了他的指挥作战才能。
韩彦直富有民族气节，在淳熙年间初期(1174年或稍后)，他受命就任遣金使。在任使节期间，他坚贞不屈，在敌国的威逼利诱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连金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钦佩，期满时以礼相送，胜利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和他的父母一样，韩彦直为人正直，办事公正廉明。在他的建议下，对靖康以来的爱国人士进行了表彰。他还设法帮助追回被人霸占的原属岳飞的财产。并清算了一些以前参与诬陷岳飞的坏人的罪行。晚年，韩彦直潜心学问，搜集宋以来的史事撰成《水心镜》一书，全书167卷。此书史料价值很高，深受当时修国史的史臣尤袤和光宗(1190—1194)的赞赏。死后，皇帝赠其爵位至蕲春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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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令坤（923年—968年），北宋初年著名将领，磁州武安（今河北武安市）人。少隶后周太祖郭威帐下，为铁骑散员都虞候。周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侯，显德二年，从李榖攻南唐淮南。六年，以马军都指挥使受命疏浚汴水，东导入蔡水，以通陈颍之漕运。攻取扬州、泰州后，加检校太尉，领镇安军节度使；从征南唐、北击太原与契丹，均有功勋。
宋朝建立后，移镇太平军，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宋太祖赵匡胤亲征李筠，率兵驻屯河阳，后复从讨李重进于扬州。建隆二年春返京，太祖杯酒释兵权，外放成德军节度使。乾德六年，因疽发于背而卒。
韩令坤，磁州武安人。令坤少隶周祖帐下，广顺初，历铁骑散员都虞候，控鹤右第一军都校、领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赏高平之功，为龙捷左厢都虞候、领容州团练使，进本厢都指挥使、领泗州防御使。征太原，为行营前军都校。未几，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定武军节度。
世宗使宰相郴谷将兵征淮南，俾令坤等十二将以从。谷退保正阳，为吴人所乘。令坤与宋宣祖、李重进合兵击之，大败吴人。世宗亲征，闻扬州无备，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赵晁等袭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骑数百迟明驰入，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抚之，民皆按堵。南唐东都副留守冯延鲁为僧匿寺中，令坤求获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惧，以城降。
时钱俶受诏攻常、润，围毗陵，反为南唐所败。南唐乘胜遣将陆孟俊逼泰州，周师不能守，孟俊遂进军蜀罔，逼扬州，令坤弃其城。世宗怒，命太祖与张永德领兵趋六合援之。令坤闻援至，复入城守，与孟俊兵战，大败之，擒孟俊，败其将马贵于楚州湾头堰，擒涟州刺史秦进崇。俄命向拱为缘江招讨使，以令坤副之，下寿州。归朝，加检校太尉、领镇安军节度使。世宗乃复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扬州，命权知军府事。扬州城为吴人所毁，诏发丁壮别筑新城，命令坤为修城都部署。
六年春，命令坤以汴、亳民导汴水入于蔡。三月，世宗将北征，命率龙捷、虎捷、骁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为益津关一路都部署，俄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之。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尉、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冬，诏防北边。
宋初，移领天平军，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太祖亲征李筠，诏令坤率兵屯河阳。及泽、潞平，还京，锡宴令坤等于礼贤讲武殿，赐袭衣、器币、鞍勒马有差，以功加兼侍中。又从讨李重进。建隆二年，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于别殿置酒饯之，因勖其为治。
乾德六年，疽发背卒，年四十六。太祖素服发哀于讲武殿，录其子庆朝为闲厩使，庆雄为闲厩副使。令坤有才略，识治道，与太祖同事周室，情好亲密。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闻其卒，甚悼惜之。
初，南唐遣边镐破湖南，以马希崇分司扬州，及令坤克取之，希崇以妓稀薄献，令坤甚嬖之。会擒陆孟俊，将械送行在所，杨氏于帘间窥见之，即拊膺恸哭。令坤怪问之，杨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杀我家二百口，惟妾为希崇所匿得免，愿甘心焉。”令坤以诘孟俊，孟俊具伏，令坤乃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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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韩琦出身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祖籍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人物志-宦官卷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现为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为其父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即宋景德年间，时任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随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今属河南）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 ，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年）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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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忠（1089年—1151年），陕西省绥德县人，字良臣，两宋之际的名将，汉族，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身材魁伟，勇猛过人。出身贫寒，18岁应募从军。英勇善战，胸怀韬略，在抗击西夏和金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平定各地的叛乱中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官正派，不肯依附奸相秦桧，为岳飞遭陷害而鸣不平。死后被赠为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时，又追封蕲王，谥号忠武，配飨高宗庙廷。是南宋朝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明朝李廷机在《五字鉴》中以“宗泽韩世忠，尽心以死命。”评价韩世忠。《临江仙》、《南乡子》、《题云居壁》、《奉诏讨范汝为过宁德西陂访阮大成》为他所着。
韩世忠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欢练武，学习刻苦认真。少年时期就有过人的力气。性情憨直善良，喜欢行侠仗义。不慕功名。韩世忠长到十六、七岁时，生得身材魁梧高大，浑身是劲儿，勇力过人，家乡有人对他说，有如此好的功夫，应该去当兵为国效力。于是，年仅十七岁他就参军当了一名士卒。
韩世忠所在的部队驻在西北地区，经常与西夏军队发生冲突。韩世忠入伍不久就参加了战斗，因作战勇敢就由士卒升为小队长，只管十几个人。官职虽小，但韩世忠仍能积极负责，他领导的那些士兵都比他年纪大，可是韩世忠作战勇敢，处事公道正派，说话正直在理，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有一次宋军攻打西夏的一座城池，久攻不下，韩世忠打红了眼，一个人爬墙冲进去，杀死守城的敌军头领，把他的脑袋扔出城外，宋军受到鼓舞，一涌而上，攻下城池。不久，西夏王的监军驸马亲率夏军向宋军反击，宋军有畏怯之状。韩世忠问清驸马的身份和作用，然后率几名敢死士卒，冲入敌阵，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让敌人惊慌失措，韩世忠冲入敌阵直奔元帅帐，还没等西夏兵明白过来，手起刀落，将西夏监军驸马的头砍了下来。西夏兵大乱，争相奔逃。宋军将领都称赞韩世忠的勇敢，说他年纪虽小，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因此，经略使上报朝廷，请求破格提拔韩世忠。可是，当时主持边事的童贯却怀疑汇报的真实性，只同意给韩世忠升一级。
宣和三年（1121年），宋政权派出的部队与金兵战于燕山南。几路兵马均被金兵打败。韩世忠率五十余骑巡逻于滹沱河上，不巧与金兵大队人马遭遇。金兵是一支两千人的骑兵主力。韩世忠遇事冷静而果断，他告诉士卒：“慌乱就等于死，不要乱动，一切听我安排。”他让一个叫苏格的小队长率部分人抢占高坡，列阵其上，观而不动。又派出十余个骑士，把在河准备抢渡的散乱宋军组织起来，得众数百，让他们列阵击鼓呐喊。然后，他率几名敢死骑士，径直冲入金兵队阵之中，专砍打旗的金兵，连杀几个之后，其余举旗的纷纷将旗放倒，河边的宋军士卒击鼓高喊：“金兵败啦！金兵败啦！”倾刻间金兵大乱，苏格率占据高地的骑兵自上而下杀来，金兵丢下上百具尸体，乱纷纷向北逃去，韩世忠又追了一程才收住坐骑。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正在滹沱河一带担任防守任务的韩世忠被金兵数万追逼退入赵州城内。敌兵围城数重。城中兵少粮乏，军心不稳，有人主张弃城而遁。韩世忠传令下去，有敢言弃城者斩。当天夜里，天降大雪，韩世忠选精壮士卒三百人，悄悄出城，偷偷摸进金兵围城主帅营帐，杀死主帅，后偷袭金兵驻地，挑起金兵内部误相攻杀。一夜大战，金兵死伤过半，当得知主将被杀，看到遍地都是自家兄弟的尸体，流出的血把雪都染成了红色的，金兵无心再战，溃散退去。
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斗争数年，官阶不高，所率兵马并不多，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其威名震慑金兵。
靖康之变，开封城陷，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两人作了金兵的俘虏。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商丘）当了皇帝，是为宋高宗。这是南宋小朝廷的第一任皇帝。赵构不想有所作为，只图苟且偷安。在商丘就任之后，一路被金兵追击，从商丘跑到杨州，又从杨州跑到杭州，最后跑到海上去躲避金兵。在岳飞等将的抵抗下，金兵退出江南，赵构又从海上返回杭州。为了平息舆论，他罢免了投降派宰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任朱胜非为宰相，王渊掌枢密院事，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背使。将官苗傅、刘正彦对朝廷不满发动兵变，杀死了王渊和宦官康履，逼高宗让位给三岁的儿子。吕颐浩约韩世忠、张浚等大将平息叛乱，解救高宗。
韩世忠身边兵不多，就在盐城一带收集散卒，组织起几十人的部队，从海上来到常熟。约见张浚等人进兵到秀州，然后诈称休兵，不再前进。实际暗中作攻城的准备。苗傅、刘正彦知韩世忠来攻，就俘虏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作为人质。宰相朱胜非已假意屈从苗、刘，对他们说，与其逼韩世忠战，不若遣梁红玉去抚慰韩世忠，只要韩世忠能降，大事可成矣！苗、刘果然让使者跟随梁红玉去见韩世忠。梁氏回到丈夫身边，使者到来后，韩世忠烧了诏书，砍了使者，下令进攻杭州。韩世忠在杭州北关击败叛军防守部队，苗、刘惊惧，率二千主力逃跑。
韩世忠救出高宗赵构，高宗告诉他，宫中的中军统制吴湛和苗、刘是一伙的，此贼不除，宫中不安。恰在此时，吴湛率兵前宋迎接韩世忠，伸手与韩世忠相握，韩世忠力大，顺势捏断了吴湛的手指，喝令拿下，与其他叛将一并斩于市曹。苗、刘之乱遂平，南宋小朝廷稳定下来。韩世忠功劳最大，从此成了高宗的亲信，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此次平乱，确立了韩世忠在南宋将领中的名声和地位。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再次南下，突破长江天险，攻破了建康（今南京）等重要城镇，躲在杭州的宋高宗赵构又要逃跑。韩世忠面见高宗，慷慨陈词：“国家已丢失河北、河东、山东诸地，再把江淮丢掉，还有何处可去?”赵构根本听不进去，他所想的只有保住性命。赵构任命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防守镇江，而赵构则跟随投降势力逃到了海上。镇江其时已处敌后，韩世忠领命仅率所部八千人急赶镇江．金兵在江南抢掠一阵之后陆续退去。韩世忠驻守于松江、江湾、海口一带，听到金兵撤退的消息，韩世忠立即分兵把守要地，准备乘机斩杀金兵。埋伏的宋兵差一点儿活捉金兵元帅兀术。
兀术乃好战之将，他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期会战。韩世忠与敌约定日期，在江中会战。金兵因不习水战，韩世忠就利用敌人这一弱点，封锁长江，几次交战大败金兵，还活捉了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兀术不敢再战，率十万兵马退入黄天荡，企图从这里过江北逃。
黄天荡是江中的一条断港，早已废置不用，只有进去的路，没有出去的路。韩世忠见金兵误入岐途，就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待金兵进去之后，立即率兵封锁住出口。兀术率金兵被困于黄天荡内，进退无门，眼见十万士卒就要被饿死荡中，兀术派使者与韩世忠讲和，愿意把抢掠的财物全部送还，向韩世忠献宝马，以此为条件，换条退路，韩世忠一概不答应。兀术只好重金悬赏求计。兀术重金从一个汉奸那里买来了良策。黄天荡内有一条老鹳河，直通建康秦淮河，因年久不用而淤塞，派人挖通即可从水路逃出。兀术派人，一夜之间挖通此河，企图从水道入建康。途经牛头山，刚收复建康的岳飞在此处驻有军队，见敌人从这里出来，立即调集大军猛击，兀术只好退回黄天荡。
韩世忠准备置敌于死地，他派人打制铁索和铁钩，一遇敌船定要消灭。眼看敌人无计可施，只有等死，此时又一个汉奸向金兵献策，教他们乘宋军扬帆行船之时，集中火箭射船帆，烧毁宋军战船，这样便可逃出黄天荡。兀术大喜，依计而行，果然有效，宋军船只被烧毁许多，金兵乘机冲出黄天荡，向北逃过长江，撤回黄河以北地区。韩世忠仅用八千军队，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战四十八天，歼敌万余。此战意义非凡，激起了江淮人民的抗金情绪，使人民看到了金兵并不可怕。韩世忠因黄天荡战役以巧制敌，其威武雄姿和将帅风范传遍江淮地区。
绍兴四年（1134年），韩世忠任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岳飞收复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六郡后，伪齐主刘豫派人向金乞援，金太宗完颜晟命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率军5万，与伪齐军联合，自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等地，兵分两路，南下攻宋。企图先以骑兵下滁州（今属安徽），步兵克承州（今江苏高邮），尔后渡江会攻临安（今浙江杭州）。九月二十六日，金军攻楚州（今江苏淮安）。宋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军自承州退守镇江（今属江苏）。宋廷急遣工部侍郎魏良臣等赴金军乞和，并命韩世忠自镇江北上扬州，以阻金军渡江。十月初四，韩世忠率兵进驻扬州后，即命部将解元守承州，邀击金军步兵；自率骑兵至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抵御金骑兵。十二日，魏良臣路一行过扬州，韩世忠故意出示避敌守江的指令，佯作回师镇江姿态。待魏良臣走后，韩世忠立即率精骑驰往大仪镇，在一片沼泽地域将兵马分为5阵，设伏20余处，准备迎击金军。翌日，金将万夫长聂儿孛堇从魏良臣口中得知韩世忠退守镇江，遂命部将挞孛也等数百骑直趋扬州附近江口，进至大仪镇东。韩世忠亲率轻骑挑战诱敌，将金军诱入伏击区，宋伏兵四起，金军猝不及防，弓刀无所施。韩世忠命精骑包抄合击，并命背嵬军各持长斧，上劈人胸，下砍马足，金军陷于泥淖之中，伤亡惨重，金将挞孛也等200余人被俘，其余大部被歼。
捷报传到杭州，群臣入贺，高宗命令令对韩世忠及各部将论功行赏。大仪镇之捷，是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当时论者有认为这是南宋中兴武功第一。
在南宋政权内部始终存在着抗战与投降之间的斗争。以岳飞、韩世忠等战将为代表的主战派，拒绝妥协投降，反对与金议和；而以秦桧等文臣为首的士族势力，企图偏安一隅，因此，反对抗战，主张妥协议和，最终走向了屈膝投降的道路。
韩世忠不管率兵多少，从不畏惧金兵，不管在什么地方，闻警则动，见敌则战。他坚决主张打过长江、打过黄河去，收复所有失地。1140年，在金兵大肆南侵的形势下，韩世忠竟然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包围了被金兵占领的淮阳，然后大败金兵主力于泇口镇。在这个时期，抗战派略占上风。韩世忠因功被封为太保，封英国公，兼河南、河北诸路讨使。
正当韩世忠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准备大干之时，形势急转直下，投降派势力获得了宋高宗的支持，因为岳飞率领的抗金大军已在中原一带大得其势。宋高宗所担心的是一旦打败金兵，迎回他的父皇（徽宗）和哥哥（钦宗）。所以，在他的支持下，秦桧收了韩世忠、岳飞、张俊三位抗金大将的兵权。秦桧一日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处在抗金最前线的岳飞罢兵回临安。因韩世忠对宋高宗有救驾之恩，因此，升枢密使，明为升官，实为剥夺其兵权。
岳飞父子被捕下狱，秦桧独霸朝政，无人敢言，但韩世忠不管这一套，他面见秦桧，当面指斥道：“岳飞父子何罪？为何将其关押？”秦桧答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斥道：“‘莫须有’三字能服天下吗？”好友劝他，得罪秦桧日后难逃报复，而韩世忠却说：“今吾为已而附合奸贼，死后岂不遭太祖铁杖？”
韩世忠见岳飞父子被处死，大好的抗金形势白白丧失，自己又无能为力，便毅然辞去枢密使的官职，终日借酒消愁。
晚年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
最终还是忧愤而死，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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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爌（1564年—1644年），字象云，蒲州(今永济市韩阳镇)人，明代大臣，东林党元老。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官庶吉士、少詹事，礼部右侍郎等，泰昌元年(1620)，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天启元年(1621年)，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后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因忤魏忠贤去职。
韩爌万历中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朝内大事多与参闻，与叶向高一样，尚能公允，与浙党诸臣能够共处。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光宗皇帝即位，授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不久，光宗皇帝病危，韩爌跟方从哲、刘一燝并受光宗遗诏。这时宫府形势危急，韩爌竭诚辅助、保卫国家，朝廷内外都看重而依靠他。大帅李如柏、李如桢兄弟有罪，应当逮捕治罪，宦官传旨宽免他们。韩爌和刘一燝执奏，按照法律逮捕了他们。因为辅佐皇帝登位有功，加封韩爌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方从哲离职后，刘一燝主持政务，韩爌尽心尽力地辅佐他。
天启元年(1621年)，年幼的皇帝朱由校登基。韩爌和刘一燝二人以为皇帝在当皇孙的时候，未曾出阁读书，请求皇帝从十二日起开讲经筵，以后每天讲筵不要停止，皇帝接受了。辽阳失陷，京师震惊。韩爌、刘一燝认为官风苟且、轻浮，草拟御札勉励百官，共图实效，皇帝采纳了。廷臣以为兵饷十分匮乏，联合上书请求发放国库银两，韩爌、刘一燝也这样认为。下诏发放百万两国库银。不久，韩爌加封为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皇帝封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皇上成婚后，客氏当搬出宫外，皇上仍把她留在宫中。御史毕佐周恳切地规劝，六科、十三道又接连上书争论，皇帝都不采纳。韩爌、刘一燝援引祖宗的制度给皇帝提意见，皇帝于是命令客氏等待先皇灵柩发丧后，选择日期出宫。
不久，东林党人开始清算“红丸案”，即鸿胪寺丞李可灼给光宗皇帝病时所进红丸药，连服二丸后即死。当时，朝野议论纷纷，有东林党人企图借机泄愤。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方从哲用李可灼进献红药丸，跟弑君、叛逆同罪，廷议纷乱，没有统一的意见。当时刘一燝已经离职，于是韩爌特别上疏辩白这事，便上奏疏给已登皇位的天启皇帝，并据实详陈进药始末。奏疏中提到：“俾议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编纂者勿以信史为谤史”，提防不要因此事而兴大狱。从而保护了首辅、浙党大老方从哲，未造成大冤案，具见其处事持正，甚受天下好评。不久魏忠贤开始渐渐得势，朝中大臣多开始依附于他，修撰文震孟上《勤政讲学梳》，影射魏忠贤，忠贤欲惩治他，韩爌也大力上疏营救。
天启三年(1623年)因平定山东妖贼有功，加封韩爌为少师、太子太师。这时叶向高主持政事，韩爌其次。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叶向高致仕，韩爌晋升首辅。起初，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忠贤恐惧，向韩爌求援，韩爌不予理睬。于是，魏忠贤对他怀恨在心。叶向高罢归后，韩爌为内阁首辅，处事持正，不党忠贤，更遭魏忠贤怨恨。然而叶向高有智谋，有手段，能笼络众太监，韩爌只能自己保持廉洁正直，势力抵不过众太监。而同事魏广微又极力巴结魏忠贤，到处招引奸邪的党徒。这年冬天，魏忠贤利用会推官员事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韩爌急忙率领朱国祯等上书说：“陛下一天赶走两个大臣，臣民都很失望。况且中旨直接宣布，不再经过内阁，而高攀龙的一道奏疏，经过我们报告上去后，又有人随意篡改，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对国家政体有害无利。”魏忠贤更加不高兴，传旨对韩爌痛加责备。后魏忠贤驱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廷等忠直大臣出朝，并传圣旨责备韩爌独霸内阁，使其他大臣形同伴食。
按过去的惯例，内阁中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个人。魏广微想分享这个权力，嘱托魏忠贤传旨，告诉韩爌与其他阁臣同具敬畏之心共同协力办事，责令次辅不要无所作为，韩爌感到害怕，立即上疏乞求退休，疏中有“左右前后务近端良”、“肃纪纲以肃朝宁”等语，规劝天启帝不要亲近魏忠贤等奸宦，魏忠贤和他的同党更加怀恨他。皇帝下旨挽留，各辅臣按惯例向皇帝求情，想让皇帝好言劝慰韩爌，皇帝没有回音。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六日，韩爌愤然辞职退隐而去。
韩爌离职后，朱国祯成为首辅。李蕃攻击他，朱国祯被迫离职，顾秉谦代替他成为首辅，公卿百官都成为魏忠贤的私党了。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逆党李鲁生受魏忠贤指示，弹劾韩爌，将韩爌除名，剥夺官籍。又利用其他事件判他窝藏赃款二千两，将他的家人杀死在狱中。韩爌只得出卖田宅和向亲友借贷，偿还了所谓“赃银”，以至无处栖身而居于先人墓地。
崇祯元年(1628年)，有些人争相请求皇上征召任用韩爌，被逆党杨维垣等人压制了，只是赐圣旨慰问他，让他的一个儿子做官。到了五月，才派遣行人召用他。十二月回到朝廷，重新当首辅。
皇帝在文华后殿批阅奏章，召见韩爌等人，告诉他们草拟圣旨务求消除不同的意见，开诚布公，互相团结，希望做到最好。韩爌等人叩头称谢，退出来说：“皇上所说的非常好，而机密政务，各臣讨论拟旨，不必在外廷明确表示分歧意见。至于我们早晚进入宫中，势必不能报答宾客。商量政事的人，应该在朝房相见，而禁止在私人府第交谈国事。”皇帝立即下诏让百官遵守执行。不久，皇帝便命韩爌与李标、钱龙锡主治魏党，列名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布告全国，分别予以处置。崇祯帝要韩爌、李标等阁僚拟定惩治“魏党”名单，韩爌等认为，要犯从严，协从不问，不宜诛连太多太广，况多数人实为魏忠贤淫威所逼，以求自保而为之，遂仅列首逆要犯五十余人上报，崇祯帝不满。再次上呈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皇帝还是不满。后皇帝所想惩治的258人被一一列上，方才满意。但崇祯帝仍怀疑朝内有党，疑忌大臣，并安插很多厂卫探子，对朝臣进行暗地监视，搞得朝庭上下，人人自危。这时，韩爌等顾命老臣向皇上上奏：“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忠奸，然后举措得当。若堂上戈矛妄起，宫中横分畛域，恐非国家之福。”并被崇祯帝采纳。
当时谈逆案论的人，都争相攻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其中以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最为卖力。皇帝很不高兴，将要处罚他。韩爌等人说王永吉得不到宽恕，王永光一定不会安宁，于是只剥夺王永吉的俸禄一年。工部尚书张凤翔报告厂、库原来的陋习，皇帝发脾气，召见廷臣当面询问责备。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二人极力辩白，皇帝命令锦衣官逮捕他们，韩爌、李标、钱龙锡一起营救他们。而这天王永光因为毛羽健上疏弹劾他，请求皇帝追究主使的人。韩爌退朝，再三营救王都等人，并且说王永光不应该请求皇帝追究言官。皇帝不接受，然而毛羽健最终得以幸免。韩爌当时中允持正，保护官员、压制邪党，此对当时稳固政权，安抚人心，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大学士刘鸿训因为张庆臻敕书的事情被重罚，韩爌上疏营救，皇帝不听。温体仁攻击钱谦益，御史任赞化也上疏攻击温体仁。皇帝召见廷臣，温体仁极力诋毁任赞化和御史毛羽健是钱谦益的死党。皇帝很愤怒，痛切责备任赞化。韩爌请求宽免任赞化，安抚温体仁。皇上于是说：“提意见的人不为国担忧却培植私党，自命名为东林，对朝廷事务有什么补益？”韩爌退回，他的上奏说：“臣子不可以拿结党拉派来服务皇帝，皇帝也不可以拿结党拉派来怀疑臣子。只看他才能品性的好坏，是否有职业修养，以此来决定他的升迁或降贬。如果朝廷纷争，宫府拉帮结派，只会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率领同事极力营救任赞化，皇帝不采纳。皇太子降世，韩爌请求将全国拖欠的租赋一概免除，皇帝同意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使，当时后金(清)崛起于东北。他到任后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后金不敢进攻。魏忠贤专权时熊被冤杀，传首各边镇，不许廷弼家属收葬尸体。崇祯即位后，廷弼的儿子给皇帝上书，请归葬其父。即向崇祯帝说明熊廷弼实由魏忠贤冤杀，并株连其妻和儿女，乃是一件极大冤案。经爌剖白后，崇祯帝才允许熊廷弼的儿子收葬父尸。
当时辽东战局危急，朝廷议论裁减各镇的兵员。又因为兵科给事中刘懋的奏疏，讨论裁减驿卒。皇帝征求韩爌的意见，韩爌说：“减裁兵员只应当清除那些滥冒和新增的冗员。军事要地符合兵额的士兵不可以裁减。驿站的士兵很辛苦，应当责令巡按核实裁减，以解除人民的困苦，裁减兵员所节省下来的费用仍然交还给人民。”皇帝认为是这样。御史高捷、史翲被免除罪行，王永光极力引用他们，都御史曹于汴坚持不同意。王永光再次上疏争取。韩爌说，按惯例应听取都御史的意见任用。皇帝正在宠幸王永光，不接受他的意见。九月将要举行庆祝典礼，因为这个缘故，韩爌请求皇帝停止秋季审判，皇帝也不听。
袁崇焕是崇祯时抵抗后金的名将，督师蓟辽，后金多次入侵，均被崇焕挫退。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到了十月，后金兵进入京城附近，京师戒严。袁崇焕闻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力解京师之危。
当初，袁崇焕上朝，曾跟钱龙锡谈论边防事务。钱龙锡是东林党首领，王永光等人阴谋利用袁崇焕制造大案，可以将东林党一网打尽。王永光带头说后金兵的进攻，是由于袁崇焕杀害毛文龙导致的。高捷于是带头攻击钱龙锡，驱逐他。不久也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并判磔刑处死。第二年正月，中书舍人原抱奇，弹劾韩爌主政误国，招敌欺君，毁坏省城，国家濒临危亡，不能想出一个计策、选拔一个人才，坐视国家的成败，把国家命运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机会上，应该和钱龙锡一起排斥。他所说的主和者是因为韩爌是袁崇焕的中进士时的老师。皇帝重视韩爌，降了原抱奇的官级。不久，左庶子丁进因为提升延误了日期怨恨韩爌，也弹劾他，而工部主事李逢申跟着上疏弹劾韩爌。韩爌无奈，三次上疏称病。下诏赐给他白金、彩色丝织品，乘驿车派遣行人护送他回家，全部都如常法一样。
起初十月京师戒严之时，皇帝命太监王永祚询问韩爌方略大计，韩爌以迁都来回答。王永祚正色答道：”国家根本、陵寝宗庙都在这，怎么能随便提出这种建议？“。自此以后皇帝开始有了轻视士大夫的意思，至此添设太监监察军务，内臣从此始观军容，故天下大事更加败坏。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蒲州，逼迫韩爌出来相见，韩爌不从，贼兵便抓住韩爌唯一的孙子进行威胁，无奈，为救孙子，韩爌只好依从。孙子得救，韩爌却因此而病倒，无多日便“愤郁而卒”。终年八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