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道光六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1832年（道光十二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

1834年（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步入仕途

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七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镇压天国

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攻占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

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

1870年（同治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人物简介

曾布（1036年—1107年），字子宣，太常博士曾易占之子，中书舍人曾巩之弟，北宋中期宰相，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安石变法期间曾同时担任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等职。

十三岁时，曾布父亲曾易占去世，跟随兄长曾巩学习 ，得到了王安石和韩维的推荐，曾布得以上书言政，得到了宋神宗的重视并被重用，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市易法的争论中，曾布被认为阻挠了新法而贬谪出外，在饶、谭、广、桂、秦、陈、蔡等地奔波为官。

宋神宗驾崩后，高太后垂帘，旧党执政，曾布又因坚持不变役法而未进入政治中心，直至宋哲宗亲政后才得到重用，重新开展变法事业，被任命为枢密使，但又与同为新党的章惇爆发矛盾。端王赵佶继位后，章惇因反对被贬谪，曾布被徽宗任命为右仆射，并排挤掉了作为左仆射的韩忠彦 ，又和新任左仆射蔡京爆发矛盾，被一再贬谪，最终死于润州，终年七十二岁。死后追赠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

曾布虽然不乏才干，但在宋史中却被列入《奸臣传》，政治生命被卷入北宋后期白热化的党争，政治立场较为中立，在哲徽二帝时期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人物生平

平步青云

十三岁时，曾布便遭遇父丧，跟着他的哥哥曾巩一同学习，二人同时考中进士，中进士后曾布接连被任职为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县令。

熙宁二年（1069年），曾布被迁往首都开封为官，因为韩维和王安石的推荐，曾布上书言政，说为政的根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点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都是王安石所提倡的。

曾布又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因为他的建议符合宋神宗的施政理念，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职位，不久又授予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的职位，在三日之内就接连收到了皇帝的五份任职文书。

因为曾布的才能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得以和吕惠卿一同主持开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当时的老臣和朝臣大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曾布因此上书说：“陛下您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延请博学而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想在天下有所作为。但一些大臣玩弄法令，在朝堂上率先反对，小臣在下议论纷纷，人人都窥伺间隙，巧言毁谤，以舆论来愚弄君上。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陛下赏罚之术不明，如果能够明赏罚、用威刑，使天下都知道帝命不可违抗，法令不可轻慢，那还有什么命令不能贯彻，什么想法不能不能成功呢？”曾布劝神宗坚定变法决心，专任王安石以推进新法、消除不利与新法的舆论。新法大兴，曾布因此而得到重用，担任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职。

重臣韩琦上书激烈地指责新法地危害，神宗因此而颇有动摇，曾布便替王安石逐条分析批驳韩琦的观点，使得新法更加稳固。

背叛新党

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宋神宗下诏征求直言，曾布上书奏秉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曾布论述说：“国家财用匮乏是因为货物不流通；货物不流通则是因为商贾不流动；商贾不流动，是因为兼并之家想方设法阻碍他们。所以在京城设市易务买卖各地的货物来不时调控物价，使价钱或高或低以保护普通商贩和平民地利益，官府也不失得到二分息钱，那么商贾自然就流动了。如今吕嘉问竟派官吏到各地买货物，严禁商人先交易，以收息多少作为赏罚和政绩高下等级的标准，所以官吏、牙人唯恐货物不被搜罗光和息钱不多，这是官府自己成为兼并势力，不是市易法的本意。”曾布此奏实质上是叛出了变法派，宋神宗把这事交给两制议论，吕惠卿认为曾布阻挠新法地施行，王安石气愤，曾布就被罢官。

同年，吕惠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设置诉案，发动弹劾之事，曾布被进一步贬为饶州知州，又转到潭州。后来又恢复曾布集贤院学士之衔，为广州知州。

元丰元年（1078年），曾布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出知桂州。又进为直学士，知秦州。后来又历任陈州、蔡州和庆州的知州。

重获重用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其幼子宋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因此被启用。因为曾经攻击市易法，曾布复官为翰林学士，又升为户部尚书。司马光执政后，令曾布改变役法，曾布推辞说：“免役法的法令条文都出自于我，如果让我来立刻改变，从道义上讲绝不能做。“曾布因此出外。 

元祐元年（1086年），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为太原知府，又历任真定、河阳知府和青、瀛知州。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曾布调任江宁，路过京城时，被留在京城任翰林学士，后来又升为承旨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又进官为知枢密院事。

新党内斗

宋哲宗执政期间，章惇为宰相，曾布草拟制书时对他极其赞美，希望曾布推荐他为相，但是章惇颇顾忌他，只推荐他在枢密院任职，所以他们俩越发不和睦。 

成为执政后，曾布极力支持章惇继承新法的主张，请求鉴别赏赐那些在元佑年间说改变役法不利的臣僚百姓来鼓励舆论。章惇因此兴起大狱，处罚那些旧党成员，官吏被流放、贬职、降级，废罢的几乎天天都有，曾布也在其中多有陷害。皇宫中奉旨查处一桩案件，宋哲宗交付给执政判罪，法官认为他们诅咒并没有成功，不应当处以极刑，曾布说：“他们带着驴驹媚，使自己增加媚力，又出现蛇雾，这是没成吗？”众人都十分惊悸，于是处死了三个宫人。

章惇为获得士大夫的支持，推荐名士彭汝砺、陈瓘、张庭坚等人，又请求恢复被削夺的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并保护二人的坟墓和墓碑，曾布却加以反对并认为这是无益之事。曾布又上奏说：”皇帝操持权柄不可倒持，如今从宰辅到言官都只知道怕宰相而不畏陛下，如果我不揭发此事又有谁敢言呢？”曾布是想排挤章惇却没有成功。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驾崩，皇太后招来宰辅询问谁可立为皇帝，章惇厉声说：“按礼法而言，同母胞弟简王当立。”皇太后说：“我无子嗣，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章惇复言：“既然都是庶子，按长幼应立申王。”皇太后说：“申王有疾病，不能立为帝。”章惇还想说话，曾布斥责说：“章惇，听太后处置。”太后决定立端王，乃是宋徽宗。

争败离朝

宋徽宗继位后，章惇得罪被罢免，曾布得以拜相，韩忠彦为左仆射，曾布为右仆射。韩忠彦虽然在曾布之上，但因为他的性格柔懦，事情多由曾布决定，但曾布仍不能容他为相。

当时政治气氛认为宋哲宗时期的政事有过失，想用大公至正解除朋党，第二年，就改元建中靖国，新党和旧党的人并用，韩忠彦被罢职，曾布独自掌权，逐渐献上“绍述”的政治主张。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左仆射，蔡京和曾布并不和睦。恰逢曾布想提拔他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爵禄是陛下之赏，怎么能让宰相私自授予亲信呢？”曾布愤然争辩，声色都越来越严厉了。温益呵斥曾布说：“曾布你怎能在皇上面前失礼？”徽宗不悦而退，御史领会了上意去攻击曾布。曾布便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润州知州。

蔡京依然对曾布存有积怨，给曾布加以贪污的罪名，又命开封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又罗织罪名进行审讯，利诱无罪的佐证认罪使自己脱罪而加罪于曾布诸子。曾布落职，为提举太清宫，在太平州居住，后又降为分管南京的司农卿。又因为曾经推荐过的学官赵谂反叛，曾布被降为散官，衡州安置。又因为曾布在建中建国元年执政时放弃湟州，被降为贺州别驾，又降为廉州司户。四年后，被转到舒州，恢复太中大夫的官职，提举崇福宫。

逝世

大观元年（1107年），曾布在润州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死后被赠为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

主要功绩

支持王安石变法

北宋期间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在颁布后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还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神宗时期国家收入进一步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并依靠军事制度上的几个行之有效的改革取得了如熙河开边等军事成就。

曾布做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重要助手，王安石对其的评价为：“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附后叛，或出或入。”在变法期间，曾布一人身兼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等等数职，在同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服丧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吕惠卿一同主持开创了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并对反对变法的旧党进行了辩驳。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对市易法进行抨击，政治倾向转为中立，并与新党重要人员进行内斗，先后与章惇、韩忠彦、蔡京等人爆发矛盾，在哲宗徽宗期间有“绍述”的政治主张。

人物评价

王安石：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附后叛，或出或入。

梁启超：“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足者也。”并为其辩白：“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数十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