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的故事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早在抗战时的1941年就与世长辞了，我是在8年后才出生的，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仅仅限于几张照片。记得有一张是他早年留学德国时拍的，坐在一个山坡上，旁边放着登山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另一张是他在津浦铁路工作时，坐着手摇轨道车在铁道上。可惜这些照片都在“文革”时毁于“抄家”。八十年代我弟弟出差到济南，母亲就叮嘱他照一张“表楼子”（济南车站钟楼）的照片，那是外祖父当年办公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历史文物90年代被当地的败家子给拆除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外祖父的史料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我最近在网上搜索，还居然发现民国时的铁路月刊上登过他的两篇技术文章：一篇是《混凝土及胶浆所用砂石之颗粒比率》，另一篇是《减少曲线钢轨磨损之方法》。

外祖父的故事摘编于大舅1991年所写的《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所有人称沿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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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摘编）

先父陈之达（1889-1941）字大我，号微尘先生，1889年9月1日生于广州，是晚清著名经学大师陈澧先生的嫡长曾孙。少年时代因家学渊源，对国学即有很深的造诣。十六岁时与友人办报刊，投身民主革命，后东渡日本，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先祖父陈庆龢（he）公在清政府任要职，怕出麻烦，就送他改到德国深造。

在经西伯利亚赴德途中，当时乘火车要走半个月，此期间他在车上通读了一遍《昭明文选》，可以想见他国学根底之深。1909年在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土木及河海二专业，与著名水利学家，我国水利事业奠基人李仪祉先生为同窗挚友，交谊深厚。

1914年他正准备攻读博士学位，适逢欧战爆发，不得已匆匆回国。1919年与先母蔡瑀女士结婚。直到抗战，他一直在济南任津浦铁路工程师。一开始就参与从津浦铁路北段（天津至徐州）接管德国人的养路管理。因欧战开始，北段的德国人撤走了。当时南段的英国人看笑话，说北段交给中国人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两年后，英国人到北段考察，惊奇地发现北段比南段还好，尤其是父亲所负责的桑梓店到泰安一段，全长近一百公里。客车驶过，号 称平如柏油马路，为全国铁路界所称道。

先父为人端方正直，一介不取，嫉恶如仇，爱国心甚强。在从事技术工作中，除勤恳奉公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十分愤恨。他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在政府中任要职，但他从不去拜访。如王宠惠先生（曾任外交部长，是我国当时在国际上知名的外交家），顾梦余先生（曾任铁道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他自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以诗酒自娱。他常教育孩子们，将来要学自然科学，不要从政。

他自幼勤奋好学，爱书如命。在技术专业之外，尤工诗词，书法及金石水平也甚高。他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购书。1937年以前他写过很多诗词，未付印就在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山东沦陷后，他赋闲家中，追忆往日诗词，又写了近百首诗。手稿装订成册，保留至解放后，不幸又在十年浩劫中毁于造反派的抄家，这是十分可惜的。

二十年代是父亲生活、事业中最顺利的一段时间。工作安定、经济富裕、妻子贤惠、儿女个个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他常与朋友们饮酒聚餐，有时也打打麻将。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时局触动了他的爱国心，他不再参加游乐，戏剧、电影更与他无缘。从此他日夜勤奋工作，除白天上班外，晚饭后总要在家做些设计，画些图纸，直至晚九点后。再让儿女陪他吃点夜宵，他喝点酒，这是他最大的乐趣。母亲高兴地引用辛稼軒的词说，这正是“秋好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一家人沉浸在和谐、美满、幸福的气氛中。

吃夜宵时他讲许多古往今来的轶事，我们的许多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母亲对他这样刻苦工作很担心，怕他累坏了身体。他业余工作从不拿加班费，类似这样的傻事他还有许多，按规定他出差是可以用免票乘头等车的，他却总是自己花钱乘二等车（当时铁路客车分头、二、三等）。每天四元大洋的出差费（当时可买五、六十斤富强粉）他从来不领。

“五、三”惨案时济南火车站附近枪林弹雨，别人都躲在家里，只有他每天弯着腰，半走半爬地去办公室，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区铁道上巡视一番，没有事才放心回家。当时铁路上许多工程是包给营造商投标的，包工头总是送些礼物和钱，以求中标。父亲不但不收，而且叫来训斥一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