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衔（1815～1877），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世居光禄坊，故居又在宫巷14号。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二十一年与胞兄刘齐衢为同榜进士，授户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年）选授湖北德安府知府，后调任襄阳、汉阳知府、汉黄德道道员。因政绩突出，经湖北巡抚胡林翼向朝廷推荐，说此人“堪大用”，于同治二年（1863年）升陕西督粮道，继而调任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
他“躬节俭，裁漏卮，撤私税，徕商贾”，湖北巡抚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委其兼汉、黄、德道。市舶初开，外
国人谋据大别山，齐衔认为大别山临汉阳，扼武昌，地理形势重要，予以拒绝。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齐衔看到民物凋敝，请求蠲免赋税，民力稍纾。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任上“绝弊惩强”，力改腐败之风，同时“修学校，清交代，勘垦荒，”数年之内，岁增正杂二十余万。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大旱，库储支绌，齐衔请免粮贩输税。因呈报太迟，与法令不合，部议办理失当，被免职。不久，病卒于开封。光绪十四年(1888年)，河南巡抚倪文蔚根据其历官治绩和当时办灾实况，奏请“雪其事，恢复原官”。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刘光才（1840年—1918年），号华轩，湖南省新宁县白马田人，光绪年间，历任苏州城参将，江宁城守协副参将，九江镇、大同镇总兵，广西、贵州、上海淞江提督，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一生中乐于捐资助社会公益事业。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最剧烈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娘子关一线，指挥忠毅军及武功、晋威各营抗击的就是刘光才和李永钦。自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清军连续击败上万德军，法军的屡次进攻，并歼灭其一部1800余人。关于此战役，清方材料记载甚多，但不被人所注重，大约是由于清军一向夸大战果的缘由。但依据2000年访华德国学者提供的材料，在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间，德军在中国死亡近3000人，其中近半是在进攻山西中损失的。也就是说，在娘子关战役当中，仅仅德军就被击毙1400人以上！这真实是一个极端惊人的数字，从1840年到清朝沦亡，从没有任何一场战役击毙过如此众多的外国侵略军！这也是自明朝末年西方殖民者来华侵略到朝鲜战争迸发，中国军队一次击毙欧洲侵略军最多的数目！
没有被联军主力屡次强攻所占领的东天门防线，其最后的结局却是可悲的，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德法两国提出“刘光才一军扎驻井陉相逼，必需先退，彼国方肯撤军，否则德法合兵，即日进攻”，他们以狼吃羊似的理由威胁全权代表李鸿章，李鸿章不得不奏明光绪帝，令刘光才退扎。魂不守舍的光绪帝听罢此言，愈加魂不附体，立刻钦此：“先行退扎晋境”，“万一彼军来扑，千万不可回击”，“勿起衅端”、“免致藉口”。于是，曾经一次次击退德国精锐部队的东天门防线，就这样一枪不发的交给了德法两国侵略军。深感窝囊的刘光才无法地叹道：“夫惟用兵之道，全在赏罚严明，号令严肃，见机行事，支配自若，方足以励军心，而尚难必操胜算。况时至今日，敌国之欺凌俞甚，军家之锐气全消。徒使握兵符者，进退无据，战守皆非。蒿目时艰，杞忧曷极？”(刘光才《防堵晋东敌兵记》 要晓得，即便是被大肆吹捧的镇江捍卫战，也只打死了37个英国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镇南关大捷，法军阵亡也只有近300人！而在娘子关，东天门一线的捍卫战中，清军仅有数千兵力，却阻击华北联军主力数万德法军队几个月之久，击毙敌军上千人，的确是个惊人的奇观，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那样的无奈，这阐明了中国人并非没有战斗力，不到一万的中国军队可以抵御当时欧洲最精锐的德法军队几个月之久，曾经充分表明了中国军队的素质。失败的关键是满清政府的卖国性质所决议的。
箭括通天辟一门，去天尺五蹑云根。狼烽四起汹兵气，鸟道千寻凿石痕。曲径通幽新路辟，丸泥塞险旧关存。成安老将知兵者，隘口何无劲卒屯。
这就是东天门，曾经是百年前中国军人发明奇观的战场。但一个无耻的卖国政府，纵然有再英勇的兵士又有什么用呢？
刘光才居官40余年，积有家产，置田租8000担。先后捐资为乡里举办过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捐田租1300余担，园地60亩，购长湖村乐垫桥刘希陶新建公馆，创办“斗光书院”，又捐款在其家乡万象山创办“青藜书塾”。新中国建立后，均由县人民政府接管。“斗光书院”即今新宁三中;“青藜书塾”现为白马田中学。
民国元年(1912年)，刘见乡邻常弃女婴，便放田租360担，在白马田兴办“济婴局”。生下女孩者，可 向“济婴局”领稻谷“担、猪油3斤。姑娘出嫁，“济婴局”赠布一匹。同年，又捐田租300担，在万象山设立“养源义庄”，凡刘姓年满60岁无依靠者，由“养源义庄”月发稻谷3斗，死后安葬。并在县城建“残废救济院”，收养孤寡老人及残废人。
刘还捐款修筑了新宁梽木山至武冈洪屋场50余华里石板大路，在其家乡白马田周围，架设好观音桥、丝线桥、白马田桥和陪龙桥等4座桥梁，并修建桥亭。
每逢灾荒，刘还对贫苦人施行少量的平价案粮，酌减田租，逢夏荒施粥，遇冬寒施衣。
刘光才于民国7年(1918年)2月22日在老家病故，终年78岁。
传世文献
防堵晋东敌兵记
刘光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夏五月，直隶拳教肇衅，中外失和。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各国联军，拼力进攻。天津失守，通州、京城相继沦陷。震惊宫阳，以致天子蒙尘，巡幸西陕：由是敌人占据保定、定州，进趋正定、获鹿等城。直省半遭蹂躏，敌焰大张，锐意西犯，山陕戒严。光才于闰八月问，由江宁军次，遵旨，督率所部忠毅军，前赴大同镇本任，办理防务。取道山东，直隶西上。行次威县，钦奉谕旨：“洋兵如果西趋，著即择地驻扎，相机堵御，毋落后者。”遒即星驰前进，嗣抵栾城，准山西抚提部院锡咨开：“奏请总统湘晋各军，验防井陉一带，以固晋东门户。”十月初十日，抵防接统，察看形势，当于东天门、岩峰、马村、段庄、石门、青石岭、白塔坡、割髭岭、珍珠岭、后掌、东方岭等处，据险设防。以大营驻扎微水镇、长岗岭、横口镇，俾为策应。正在督率各军修筑关卡长墙炮台，开挖地洞地营，安设地雷。而法兵马步大队，即于十月十九日，来自东天门，以开花大炮击。比率将士，竭力堵御，伤毙法兵多名，彼始退走。自是，敌人时来窥探挑衅。所幸将士用命，于冰天雪地之中，昼夜严防，未能侵入。十二月初九日，法兵头又率马步大队，车炮多尊，实至马村卡外老虎山攻击。我军踊跃先登，据险堵御，伤毙法兵甚多，兵头二名。数月以来，无懈可击，遂乃借故生端，日向全权哃喝（即“恫吓”），逼令我军退扎。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三十日，准山西抚提部院岭电咨：“顷奉谕旨，奕劻等电称：‘法使以刘光才一军，扎驻井陉相逼，必须先退，彼国方肯撤军。否则德法合兵，即日进攻’等语。‘著岭春煊查明，即著刘光才退扎山西境内，免致藉口’等语。钦此，即请遵照，将前敌五营，先行退扎晋境，全军陆续撤退，当此开议退兵之际，万勿固执，再开战衅，以致贻误大局!万一彼军来扑，千万不可还击!倘因退兵贻误，煊任其咎；若因还及不退贻误，煊不任咎!”光才即于三月初二口，督该所部，一律退扎固关、槐树铺等处，扼要防守。初四日，又准电开：“奉电旨及全权电咨：德法提督，各带小队，前赴固关长城内基，探视我军真退否?勿起衅端！’等因。咨请遵照办理!彼如进攻，我军务须坚忍固守，倘若不支，应即振队撤去！万勿还击干咎！”讵敌情险诈，乘我甫经退军，布置未定，法提督巴尧、德提督欧贝等，率德、法洋兵马步大队一万三干余人，教民无数，大炮数十尊，风驰电掣，于初五日黎明，由乏驴岭、南北障城、核桃园，分为二路，进攻固关、娘子关等处。经光才督率忠毅军坚忍固守。因湖北武功营失守娘子关，敌兵抄我后路，腹背受敌，子弹如雨，相持至晚，伤亡士卒三十余人。旋饬退扎乐平乡，以保和局。是役也，敌兵被地雷轰毙者，一千八百余人，兵头多名，大受其创，惊惧异常。彼因失信，而又不敢明言，垂头丧气，即日退去。此实天夺其魄，以为强横狡诈者鉴，诚为一大快事也。夫惟用兵之道，全在赏罚严明，号令严肃，随机应变，操纵自如，方足以励军心，而尚难必操胜算。况时至今日，敌国之欺凌愈甚，军家之锐气全消。徒使握兵符者，进退无据，战守皆非。嵩日时艰，杞忧曷极?爰将遵旨防堵退扎缘由，特援笔而为之记云。
——摘自李铭魁主编《平定县政协文史资料第15辑.固关》2003年版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秉璋(1826年—905年)，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字仲良，安徽庐江人。胸怀大志，青年中举成名，由于国家动乱，由翰林院编修而入军幕，投笔从戎，平吴剿捻后逐步成长为一名封建官吏。中法战争期间，力抗外侮，指挥了著名的“镇海之役”，维护了国家尊严。督蜀十年，勤政廉洁，用竹笼古法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百姓。在“成都教案”中维护民族利益，清廷罢其职。一生谈泊名利，却十分重视教育，为家乡捐建了三乐堂书院、南京庐江试馆，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材。
镇压太平军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占据江宁，刘秉璋随钦差大臣张芾军至皖南，常为其筹划进剿之策，深得李鸿章赞赏。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移军上海，镇压太平军时，即奏调刘秉璋于帐下。刘秉璋遂入淮军。
时上海驻有英人戈登训练的常胜军，见淮军装备低劣，服饰又差，皆笑而侮之。刘秉璋对诸将士说：“此不足病也，顾吾曹能战否耳！”后经数战，淮军作战勇敢，常获大捷，深得常胜军饮佩，并积极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太平军攻占福山，进围常熟，形势危急。刘秉璋会同潘鼎新、刘铭传诸军进攻福山，以救常熟，并约常胜军以大炮轰击太平军营。太平军遂解常熟之围，回军福山。不久太平军攻占浙西各郡，危及江苏，李鸿章急令刘秉璋自募一军，进围嘉善。太平军在水陆要冲的枫泾、西塘筑石为垒，遣数万人防守，与嘉善成犄角之势，构成严密防御阵势。刘秉璋率6000 余人，以吴长庆、况文榜、王占魁为将，逼垒而营。先集中兵力攻破西塘，而后乘势前进，攻占枫泾，并击败太平军从嘉兴、平湖、乍浦等地前来的数万援军。因镇压太平军有功，清廷降旨嘉奖，以侍讲遇缺题奏。太平军虽累败，但仍以张泾汇为护卫，据守嘉善。刘秉璋约太湖师船，水陆夹击张泾汇。嘉善太平军来援，刘秉璋凭河督战，腿受枪伤，不后退。士卒凫濠直进，将张泾汇攻破。嘉善及平湖、乍浦等地亦被克复。同治三年七月，刘秉璋会同总兵程启学进攻嘉兴，尽毁城外太平军营垒。他肉搏登城，昼夜仰攻，掷火焚城中火药库，将城攻破，杀害荣王廖发寿、挺王刘德功，清廷降旨赏戴花翎。继而进攻湖州，攻占吴溇、南泽，连战皆捷，将浙西太平军肃清。因刘秉璋治军严整，亲冒矢石，清廷降旨赏振勇巴图鲁名号，遇有应升之缺，开列在前。十月，补右春坊右庶子，旋转正庶子。复升侍讲学士。
镇压东捻军
同治四年二月，捻军复炽。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剿。曾国藩即奏调刘秉璋襄办军务。四月，授刘秉璋为江苏按察使，统军驻徐州。时捻军转战无定，忽东忽西难以剿捕。曾国藩、李鸿章皆主张将捻军驱之一隅，聚而歼之。众认为此法不切实际，唯刘秉璋“独深赞之”。五月，捻军进攻宿迁埠了镇、洋河集，径趋运河。刘秉璋遣吴长庆、王占魁夜袭其营，循旧堤追击，大败捻军。捻军首领任柱、赖文光与张宗禹失散，复折而南，渡浍、涡两河，入怀远、凤台境。刘秉璋率军追至蒙城，会盛军共剿。七月，任柱、赖文光与张宗禹会合于河南石固镇，将攻山东。刘秉璋率军追至禹城寨，以马队进击，又大破捻军。捻军为摆脱困境，免遭全歼，分为东西两部。张宗禹率一部西往，是为西捻。任柱、赖文光率一部东往，是为东捻。曾国藩将进剿西捻之任，委于总兵刘松山，命刘秉璋与提督杨鼎勋等军于豫西，以围东捻。十二月，东捻军转战入湖北，刘秉璋率军追击，败东捻军于德安。同治六年二月，功授山西布政使，因剿捻在急，未能到任。东捻军德安之败后，折入安徽霍山、太湖间。刘秉璋日夜疾驰宿松，迎头将其击败。东捻军复走湖北，自孝感小河溪径趋河口镇。刘秉璋会勋军进击，勋军先至遇伏，总兵张遵道遭击毙。东捻军乘胜而下，势不可遏。刘秉璋率军予以横击，吴长庆、况文榜等各殊死战，东捻军始溃走豫。六月，李鸿章奉旨代曾国藩督师，自归德移驻济宁，拟采取“围制”之策，扼守运河，蹙东捻军于海隅，进行聚歼。檄刘秉璋速赴济宁，布置运防。刘秉璋得令，即率部屯驻运西，会鲁、豫、皖3 省兵，并为合剿。七月，东捻军败鲁军于潍河，自安邱、临朐南走，以规江淮。李鸿章急令刘秉璋由台庄过河，会浙军防守清江。八至十一月，提督刘铭传、郭松林等军累获大捷，任柱战殁，赖文光率余骑千余，南走清江。十二月，刘秉璋与道员李昭庆，大败东捻军于淮城。赖文光率部退走高宝水乡，遭吴毓兰华字营袭击，全军覆没。 同治八年，刘秉璋家父病逝，乞归守孝3年。十一年，服阕入都，诏授江西布政使。光绪元年（1875年），升江西巡抚。光绪六年，因刘秉璋任江西巡抚期间，在平息新疆事件中，筹解甘饷，予以大力支持，赏头品顶带。八年，授浙江巡抚。此间，台湾黄金满啸聚海滨，结伙为匪，官兵清剿，他远逃重洋，官兵撤走，则又复出。刘秉璋到任后，经过详细侦察，发现内地多有间谍，故兵机泄露。他采取严办保甲的办法，割断其与内地的联系。黄金满因内地坐探被除，兵机莫测，穷蹙就抚。
镇海之战
光绪十年，法军侵略越南事起，刘秉璋为防御法军入侵中国，遂亲巡海口沿岸，筑长墙绵亘数十里，置地雷，封海口，令所有兵轮加强戒备。光绪十一年一月，法军果突入蛟门，刘秉璋令炮台守将守备吴杰，发巨炮将法舰击退。越数日，法舰复入虎蹲山北，刘秉璋令守军迎击，发炮击中法舰烟筒和后艄，法将迷禄中炮身亡，大败而逃。法军大舰进攻受挫，则放小轮潜窥南岸，窜犯宝山口，刘秉璋令总兵钱玉兴挑选骁勇之士，组成敢死队潜伏清泉岭下，突而击之，将法军打得大败，击毙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镇海之役，计击沉法舰一艘，重创三艘，火轮、小船多只，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自此，法军不敢再犯。事毕，刘秉璋具疏，力谏扩充海防，以备不虞。光绪十二年，刘秉璋升四川总督。川省幅员辽阔，外接少数民族地区，内多匪盗，社会极不稳定。刘秉璋到任后，先后将万县崔英河、茂州何三木匠，川北陈坤山，秀山姚复乾等势力平定。继而采取屯田之策，安抚少数民族，大小凉山拉布浪蟾对等少数民族皆请服。光绪二十年元月，奉懿旨赏加太子少保衔并御书长寿字、福寿字和如意蟒袍等件。刘秉璋刚任四川总督时，即奏调试用道叶毓荣、总兵钱玉兴等至蜀，对其非常信任。御史钟德祥对刘秉璋此举，进行强烈弹劾。清廷以滥举非人，照溺职例，降旨革职留任。十月，奉旨开缺至京，令其俟新督到任，再行交卸。
重庆教案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秉璋任四川总督，在川先后派兵镇压万县、川北、酉阳等地农民起义，剿灭西昌地区彝民起义和藏民起事，又一再增兵屯驻西南边陲，以资镇慑。查办遗留的“重庆教案”。因美、英教会强行占地建教堂，民众反对，教会组织武装杀伤30余人，激起公愤反教会，焚毁教学，散发传单，揭露美、英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使美、英教会更为不满，关杀儿童和民众。洋人践踏中国主权，激起川西11县民众起来反教会。刘秉璋在查处中，他只是逮捕乱民石汇等，绳之以法，并杀教绅罗元义，以泄民愤。至是省城民教构衅，各属继起。旬日间，教堂被烧10 余处，且蔓延到省外。对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教堂，清廷早有旨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加意保护”。御史吴光奎奏参：“省城滋事之始，刘秉璋坚置不理，并未派兵弹压，无业游民愈聚愈多，以致省外教案层见累出”，加之在处理“重庆教案”中，仅处死杀人凶手和闹事首领，未镇压群众，美、英教士不满，纷纷致电总署，要求惩办秉璋，清廷据此，并迫于英、美、法公使要挟，将刘秉璋罢官归里，以刘秉璋“任意废弛，有负委任”，“著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复用刘秉璋，“诏再征之”。刘秉璋以疾不能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病逝。逝后，由于两江总督周馥的疏奏，清廷准其“复官，予优恤，建祠”。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志丹（1903年—1936年），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于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刘志丹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年秋天，刘志丹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诬陷，被关押起来。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后来，毛泽东为他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1943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子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题一九四三年十月。”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柳林县三交镇南一公里许的党家寨鏊子圪达现有“刘志丹将军牺牲处”石碑。
1936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月19日起灵柩于子长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武、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络绎不绝。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陵园遭到严重破坏，1953年照原样修复，1975年又进行了修葺，使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铭传（1836年—1896年），清朝名臣，系台湾省首任巡抚，洋务派骨干之一。
1864年，授直隶提督。无锡之战中，率中路淮军俘太平军黄子隆以下两万余人。先后于黄陂、潍县、寿光等地败东捻军。后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1884年，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
1885年，任台湾巡抚。在台任职期间，进行了编练新军，修建铁路等一系列洋务改革；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亦日益巩固。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深远的基础。后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1891年辞职。其治台策略与理念，后来由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承续，是推动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有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之誉。1896年1月12日在安徽六安刘新圩病逝。赠太子太保，谥壮肃。身前著述有《刘壮肃公奏议》及《大潜山房诗稿》刊行问世。2011年4月12日，刘铭传遗骨葬到其故里。
刘铭传，公元1836年9月（清道光十六年七月）出生于合肥西乡（今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刘家世代务农，父刘惠，生6子，刘铭传最幼，排行第六。
儿时患过天花，乡里称“刘六麻子”。刘铭传11岁时，父亲病故，随后大哥三哥又相继去世，其他几个哥哥各自成家，此后便与母亲周氏单独生活。母子相依为命，靠贩私盐为生。刘铭传性情豪爽，同当地青年人相处甚好。
有一天，刘家因缴不出团队的粮食，被当地土豪侮辱。刘铭传向土豪警告道：“你们不能再作威作福，欺侮乡民，否则，我就要宰掉你！”土豪见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毛头小子，狂笑道：“孺子还敢阻挡我吗？”刘铭传夺下土豪的佩刀，手起刀落，劈下那土豪的头颅，跑回乡里大呼：“某土豪给我杀死了，你们要保卫家乡，就跟我来吧！”当即有数百名乡里青年表示拥戴。刘铭传便领着这些青年，在大潜山修圩筑寨，开始了团练生涯。
领铭字营
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受曾国藩指派，到合肥招募淮军。刘铭传同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等各领本部团练投奔。曾国藩对这批新募淮勇极为重视，所有器械粮饷的供应悉仿湘军，手订营制，亲到校场检阅，命刘铭传充任“铭字营”营官。“铭字营”中多为刘家子弟，刘铭传在营中职务最高，辈份也最高，其骨干将领皆为刘家子弟和刘铭传办团练中结纳的“同里敢战之士”，他们绝对服从刘铭传的指挥，成了刘铭传起家的重要帮手。
四月，刘铭传率领“铭字营”和张树声的“树字营”等淮军一起，从安庆乘坐外国商船驰往上海驻防。五月二十日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初次接战，先后占领杭头和新场两地，直迫南汇城下。此时，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和刘玉林发生动摇，通过当地团练头目前来“乞和”。
因吴建瀛还有所犹豫，刘铭传一面派部将前往刘玉林处联络劝降，一面与潘鼎新率部进逼城下，刘玉林乘机挟持吴建瀛出城投降。吴建瀛是安徽人，部下士卒也多是皖北籍，刘铭传以乡情、高官厚禄相引诱，将吴部驻南汇太平军1 万多人中老弱裁剪淘汰，收编为8 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五月三十一日，刘又率部击退从川沙方向来攻的太平军，于第二天乘胜攻占川沙。刘铭传因此升游击并获赏戴花翎。
连战连捷
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随即奉命进兵苏南。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珊等率3000淮军，由水路直扑福山。登岸后，骄兵轻进，在同观山与太平军遭遇激战，被打溃。
后来，在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夺下福山。刘铭传升“以总兵补用”，不久担任江苏狼山镇守使。随后，刘率部同其他淮军一起，连占太仓、昆山，攻下江阴县城。刘铭传又被升为记名提督。十二月，刘铭传乘机向无锡太平军发起进攻，经过一天巷战，俘守将黄子隆、黄德懋父子以下2 万多人，被清廷“加恩赏头品顶戴”。
公元1862 年（同治二年）十二月，刘铭传奉命率部参加合围常州的战役，由于城内太平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刘铭传等部淮军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伤亡惨重，经过4个多月激战，才攻下常州这座孤城。淮军入城后，疯狂屠杀了护王陈坤书以下太平军将士近万人。刘因功被“赏穿黄马褂”。攻下常州、苏州以后，淮军实力大为扩展，刘铭传部已独立成军。
辖有左、中、右3 军，每军6 营，共18 营，另有炮营1 营，加上亲兵营及幕僚人员，铭部拥有9000多人，洋枪4000多支，成为淮军中的劲旅。公元1863年（同治三年）七月，太平天国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由洪仁玕等护送到广德，后又被堵王黄文金迎往湖州，不久复回广德。刘铭传奉令跟踪追击，攻陷湖州、打下广德，毙太平军堵王黄文金。洪仁、洪天贵福辗转至江西，先后被俘殉难。刘铭传被清廷“补授直隶提督”。年仅28 岁的刘铭传，一步步登上清朝军队的最高军阶，成为当时淮军将领中任军职最高的人。
镇压捻军
公元1864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军，刘铭传奉令率军由广德北上。时清将僧格林沁正率精锐骑兵尾随捻军左奔右突，疲于奔命。铭军秉承曾国藩、李鸿章旨意，保存实力，驻六安、霍山一带按兵不动。僧格林沁部1.1 万多人马被捻军全歼，僧格林沁毙命。清廷闻讯震怒，严旨申饬曾国藩，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十一月，刘铭传尾追捻军，冲过周家口，强渡沙河，在宏济桥与捻军赖文光、任化邦、牛洛红等遭遇，铭军凭借洋炮队火力，杀伤捻军甚众，于次年三月攻下黄陂县城，刘铭传因此官复原职。九月，捻军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冲破曾国藩的沙河防线，进军河南中牟，分为东、西捻军。曾国藩河防战略失败，引咎辞职，清廷令李鸿章接任。
李鸿章趁机扩充淮军，由4 万人扩展到7 万人，铭军马营增加尤为迅速，在淮军28个马营7000多匹战马中，约有13营3500多匹隶属铭军。铭军负责追剿东捻军，历时三载，最后在杨州瓦窑铺将东捻军战败。清廷授予刘铭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赏给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刘铭传以封赏太少，告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军垂危之际，西捻军闻讯驰援，直逼天津。清廷惊恐，严旨不停催促刘铭传率军护卫。刘铭传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刘铭传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
失意闲居
随后赴陕甘，配合左宗棠镇压回民叛乱。至陕甘后，刘铭传头伤后遗症复发，加之李鸿章保荐出任陕西巡抚未成，以“脑痛欲裂”为由，奏准获假3个月回籍休养。此时铭军已有2万人马，刘铭传推荐甘肃提督曹克忠统领。刘回家不久，铭军武毅右营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发生哗变。因此，刘铭传以荐举非人而受革职处分。刘铭传心灰意冷，退志更坚，即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庄园，修成合肥西乡的刘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刘新圩。
保卫基隆港
刘铭传闲居十几年中，国事日益衰败，外患也日益严重，在同一些办洋务和具有改良思想的人士交往中，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常常中夜彷徨，不能安眠。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台湾海面，清廷诏令刘铭传入京，他当即上了一道《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慷慨主战。6月26日，清廷下诏，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就在同一天，法国政府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湾舰队和南中国海舰队混合编组，成立一支特遣舰队。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进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福建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孤拔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当。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法国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
督办台湾
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修建铁路，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也日益巩固。清廷加刘铭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上与外商交涉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等事，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严厉申斥，忧病交加，被迫向清廷提出辞呈。次年清廷准其辞职。刘铭传怀着忧郁之心乘船离开他苦心经营7 年之久的宝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溃败，清廷令刘铭传出山，刘因病重辞命。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刘铭传得知自己一生中花精力最大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忧思郁结，口吐鲜血，于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六安刘新圩病逝。赠太子太保，谥壮肃。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少奇（1898年—1969年），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职务。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年3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指引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压迫，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他先后主持召开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用很大精力来建立健全这个崭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等等。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召开数十次座谈会，为制定八大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在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他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他认为：“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他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幸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并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伯承（1892年—1986年），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刘震（1915年—1992年），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15年3月3日，刘震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孝昌县的小悟乡刘家嘴一农民家庭。在贫寒的家庭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土地革命
1930年3、4月间，孝感东北部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刘震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赤卫军。在斗争中，刘震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1931年9月加入红军，被分配到陂孝县红军游击大队当战士。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刘震被调到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当战士。
1932年8月，在河南光山柳林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6月，中共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改编为红25军手枪团，刘震在1分队1班当战士。
1934年5月，担任224团1营1连指导员。
1934年11月，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长征。刘震从224团调到225团，任1营1连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认真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因在战斗中指挥有方，被任命为1营政委。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完成了长征。整编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225团政治委员，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陕北劳山、榆林桥战役。
1935年11月初，红15军团和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次年2月，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了东征战役。这时，刘震调到强渡黄河的突击团223团，任团政治委员。
1936年2月24日晚，东征渡河战斗打响了，223团以突击队为先导，他率1营为第一梯队，利用夜色掩护，从无定河出发，在山西石楼县贺家凹西北登岸。经激烈交火，先头部队占领了滩头阵地，次日拂晓，全团渡过黄河，尔后刘震率第223团转战晋西北。
1936年4月，223团扩编为73师，刘震任该师政治委员。东征战役结束后，奉命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重返红15军团，担任75师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75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688团，刘震任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
1937年12月，率部随344旅开赴冀西平（山）、井（陉）获（鹿）三角地区，伺机打击正太、平汉路之日军。次年3月，又奉命开赴晋东南，参加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作战。
1938年6、7月间，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粉碎日军对中条山的进攻，奉命率领688团3营600多人开进中条山。除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外，刘震还支持发展当地群众性的游击斗争，并积极扩充部队，仅半年时间，就发展到近千人。
1938年11月，第344旅组建独立团，刘震任团长，奉命到冀鲁豫边区开展斗争。
1939年2月，边区部队统一组成冀鲁豫支队，独立团改为该支队第1大队，任大队长。在支队和中共鲁西南地委的领导下，指挥第一大队为保卫鲁西南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0年初，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旅长。
1940年5月，率部参加了讨伐顽军石友三的战役。
1940年6月，奉命南下的第2纵队在涡阳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第344旅编为第4纵队第4旅。合编后，率领第四旅担任开辟和坚持淮上根据地的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四旅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
1941年5月，率10旅奉命进到津浦路东，在洪泽湖以北和以东地区，开展边沿区斗争。
1941年9月，第10旅奉命拨归新四军第3师建制，调往苏北淮海地区，实行主力地方化，刘震任第10旅旅长并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
1944年春，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对日军反攻，刘震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高沟战役、杨口战役、林公渡战斗和叶圩子战斗。还参加了阜宁战役，给苏北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1月，中共华中局决定由刘震兼任淮海地委书记。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可盘踞在淮阴、淮安两城的伪军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枪。
解放战争
1945年9月6日，指挥部队采取重点爆破与猛烈火力相结合的打法，迅速攻入淮阴城，击毙伪军28师师长，全歼该师9000余人，取得了部队从长期游击战转向对预有防御城市的攻坚战的重要经验。随后，又率部参加了解放淮安城的战斗。
1945年9月下旬，新四军第3师奉命进军东北，刘震被任命为副师长。
1945年11月底，3师在锦西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
1945年12月下旬，奉命在义县地区指挥5个团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辽西前线安全转移。
1946年1月，率8旅主力及师特务1团，攻克吉林通辽，全歼国民党守军1400余人。
1946年3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同年6月，奉命和吴法宪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任司令员。
1947年春，率领第2纵队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在打靠山屯及新立屯等战斗中，歼国民党军3200多人，使第2纵队在战斗中提高了打运动战、攻坚战的能力。
1947年5月，率第2纵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5月16日，指挥部队经长途奔袭，对怀德发起总攻，经过激战，于17日攻克怀德，全歼守敌5000余人。紧接着，率第2纵队主力迅速迂回，进行大黑林子歼灭战。
1947年6月，第二纵队攻克昌图。
1947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秋季攻势。在12月开始的冬季攻势作战中，率部经5个小时激战，攻克彰武，全歼国民党守军49军79师9000余人。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电嘉勉。
1948年10月3日奉命参加攻克锦州的战斗。
1948年10月14日10时，在攻占了锦州城西北的外围据点后，发起了对锦州的总攻。他指挥部队从西北门突破，经过纵深战斗，15日18时攻锦战斗胜利结束。第2纵队在该战中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几天后，率部赶赴辽西，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廖耀湘兵团。
1948年11月1日，指挥2纵队和第1纵队，担负了主攻沈阳的重任。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沈阳守敌，在攻沈阳战斗中，第2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
辽沈战役后，第2纵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刘震任军长，随即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39军完成了从城东突破的任务，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49年4月，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14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继续指挥部队向华中南挺进。
1949年8月1日，改任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
1949年9至10月，率部参加了衡宝战役，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之后，又指挥部队参加了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残部3.2万余人，并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广西全境。
建国之后
1950年10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0年11月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兼志愿军空军司令。
1951年9月25日、26日、27日，刘震将军指挥空四师，大战美空军，三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最先进F-86飞机战绩。
1951年12月2日、5日、8日，刘震将军指挥空三师再战美空军，共击落敌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
1954年3月，刘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4年10月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9月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
1973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7年起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书记（后为第2书记）。
1980年至1985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一次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时，继续当选。
刘震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著有《刘震回忆录》。
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2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荣誉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主要作品
著有《刘震回忆录》（1990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还参与编辑了《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