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明季避乱从江西 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7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考取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及戎马功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总督直隶及洋务运动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
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而成的局面几乎尽付东流。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失势。
代表清廷出访及签订和约
李鸿章办外交也有“风光”的时候。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人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
李鸿章当时是内阁最高职衔的文华殿大学士，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中外皆呼“李中堂”，故荷方打出“千岁李鸿章”的灯花。李鸿章在诗中居然也露出“大国使臣”颇为自得的心情。这封信的墨迹在历100多年后于1998年从荷兰传回合肥。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击败。李氏受命赴日本春帆楼媾和，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依照当时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强势的态度，以及日军进逼山海关的不利战略形势，马关条约的结果已经算是损失最少的状况了。而他在签订条约之前的甲午战争的错误战略决策以及水师的虚有其表，也是导致最终屈辱的条约签订的主要原因。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争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亦有传说为促成此约当中利于俄国的条款，俄方赠银李鸿章以为收买，惟此事并无直接证据。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自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行在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难支大厦之将倾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但回天乏术，不久他自己却死于内外交困中。
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传播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英勇就义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李达
李达（1890年—1966年），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
早年
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加入共产党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组织中共一大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李达便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包惠僧对此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然后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紧接着，她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时不到15岁，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县人，因生活窘迫四处卖唱谋生，在广州偶遇李书城，李听说她是上海人，便对她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后来李的妻子去世，39岁的李书城便和15岁的薛文淑结了婚。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
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脱离中共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这个秘密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李达看到其住处后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就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李达是中共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者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