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1901年），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明季避乱从江西 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7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考取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而成的局面几乎尽付东流。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失势。
李鸿章办外交也有“风光”的时候。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人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
李鸿章当时是内阁最高职衔的文华殿大学士，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中外皆呼“李中堂”，故荷方打出“千岁李鸿章”的灯花。李鸿章在诗中居然也露出“大国使臣”颇为自得的心情。这封信的墨迹在历100多年后于1998年从荷兰传回合肥。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但回天乏术，不久他自己却死于内外交困中。
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济深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一起自发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
1929年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1944年桂林沦陷后，他和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委派秘书封德诚去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最后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封德诚、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1948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
1952年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李汉俊（1890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汉俊与李大钊齐名，却不愿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二李以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同年12月，他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为避开敌人的视线，7月31日上午6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2年1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文章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了深刻地剖析，指出：“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中国的同胞们！努力吧！”
1923年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在敌人杀害了林祥谦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他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不只是传播马列主义，还与董必武一起组建了湖北的第一个党支部。又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党支部。他一生中介绍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特别是沈雁冰。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人们一向以为是林祥谦、施洋二人领导，实际上这二位烈士只是组织者之一。“二·七”罢工的组织者还有李育南、陈谭秋、李汉俊。李汉俊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由于张国焘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十多条严格要求，并要吴佩孚一一答复，致使罢工失败。施洋、林祥谦被害，李汉俊等人被通缉，不得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1927年12月17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可耻行为，林运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
胞兄李书城知道后，请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潜打电话接不通，又派他的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可岗哨林立不让进，不一会儿传来已将李、詹二人杀死，还不准收尸的消息，并贴出布告：李汉俊、詹大悲是共党要犯，才决定处决。那么，共产党能否承认二人是共产党员，几十年为此事争端不休，总以为李汉俊脱党，又加入了国民党，使烈士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不能含笑九泉。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给了李汉俊人生一个圆满的答复，并为家属发了烈士证书，特别写到“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汉俊的灵柩移葬西山的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李汉俊死时，年仅37岁。
李达（1890年—1966年），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
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李达便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包惠僧对此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然后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紧接着，她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时不到15岁，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县人，因生活窘迫四处卖唱谋生，在广州偶遇李书城，李听说她是上海人，便对她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后来李的妻子去世，39岁的李书城便和15岁的薛文淑结了婚。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
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这个秘密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李达看到其住处后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就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李达是中共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者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李维汉（1896年—1984年），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有两子，分别是李铁映、李铁林。
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
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在解放前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尤其是统战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统一战线方面， 他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全行业合营之后，提出统战工作以教育为主、以教育方法为主的方针等等。
在民族工作方面，李维汉在建国以前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接着，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1年5月，李维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1953年，李维汉提出在一部分民族关系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也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在宗教工作方面，李维汉提出中国宗教有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又提出必须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12月19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的部务会议上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对白己的宗教观进行了13点概括。即“宗教的根源是对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无知和无能为力。宗教信仰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由于他的发生的根源，它只能随着根源的消灭而消灭，只能自然消亡。菩萨是人民自己造成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丢掉。行政办法只能助长宗教感情，决不能消灭宗教。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宗教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有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宗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被压迫人民团结奋斗的纽带、旗帜。要历史地看待，不能简单否定。宗教矛盾在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将逐步演变为劳动人民间信仰和不信仰的矛盾。实行宗教信仰白由、改革自由的政策。批判包办子女信仰宗教。要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抓在我们手里。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用和平改革方法，改革宗教制度，废除封建剥削和特权。在党内进行无神论教育，在信教群众中有步骤地进行科普教育。团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培养红色教职人员，培养政治上靠拢我们、有丰富学识的学者。宗教不是科学，但宗教问题要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李富春（1900年—1975年），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富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从留法勤工俭学开始的。在早年留法的岁月里，他从一个爱国忧民、追求新思潮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旅欧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夏，经组织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别将近六年的祖国。这位自远方归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迅速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李富春同志分别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和红军的政治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第二军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值得指出的是，长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富春同志为长征的胜利和艰难岁月中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同志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他亲自部署和进行动员，使生产运动在边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按伙食单位先后成立了领导生产的指导机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李富春同志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持续数年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得到很本改变。
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曾经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
在此期间，李富春同志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他深刻阐明“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明确提出了决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以及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真知灼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卓越的功绩，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诗人赵朴初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李富春同志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