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约公元前528年—公元前473年），姬姓，吴氏，春秋时期吴国末代国君，阖闾之子，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73年在位。公元前494年于夫椒之战大败越国，攻破越都（今浙江绍兴），使越屈服。此后，又于艾陵之战打败齐国，全歼十万齐军。
公元前482年，于黄池之会与中原诸侯歃血为盟。夫差执政时期，吴国极其好战，连年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国力逐渐恢复。趁夫差举全国之力赴黄池之会时，越军乘虚而入，并杀死吴太子。夫差与晋争霸成功，夺得霸主地位后匆匆赶回。
公元前473年，越再次兴兵，终灭吴国，夫差自刎，时年55岁。
夫差蜡像
伍子胥劝谏说：“从前有过氏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灭掉夏后帝相。帝相的妻子后缗正在怀孕，逃到有仍国生下少康。少康当了有仍国的牧正之官。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有虞氏怀念夏之恩德，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封给他纶邑，当时少康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只有五百部下。但以后少康收聚夏之遗民，整顿官职制度。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夏禹的业绩，祭祀时以夏祖配享天帝，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实力大于当年的少康。现在不借此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力量，反而又要宽恕他们，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而且勾践为人能坚韧吃苦，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悔不及。”
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计，而听从太宰伯嚭之言，答应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争霸中原
公元前487年，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争夺权力，新立之君幼小无势，于是准备攻打齐国。
伍子胥劝谏说：“越王勾践吃饭不设两样以上的菜肴，穿衣不用两种以上的颜色，吊唁死者，慰问病者，这是想到利用民众伐吴报仇啊。勾践不死，必为吴国大患。现在越国是我国的心腹大患，您却不注重，反而把力量用于齐国，岂非大错特错！”夫差不听，北伐齐国，在艾陵大破齐兵。兵至缯邑，召见鲁哀公并索取百牢。季康子派子贡列举周礼来劝说伯嚭，夫差才停止进军。于是夫差留下来略取齐、鲁两国南疆土地。
公元前487年，夫差为驺国讨伐鲁国，至鲁，与鲁定盟后离开。
公元前486年，夫差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邗沟，连结了长江、淮河，在艾陵之战中全歼10万齐军。
公元前485年，夫差又一次北伐齐国。
勾践带领越国群臣朝拜夫差，献上丰厚贡礼，夫差大喜。只有伍子胥心中担忧，说：“这是要让吴国灭亡啊。”于是劝谏吴王说：“越国近在腹心之地，现在我国虽能战胜齐国，好比石头田地，没有用处。而且《盘庚之诰》说，乱妄之人只有消灭干净，商王朝才能兴旺。”
夫差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委托给齐国鲍氏，回报夫差王。夫差闻说，大怒，赐给子胥属镂之剑令其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你们在我坟上种上梓树，让他们生长到可以制器的时候吴国就要灭亡了。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都东门上，让我看到越国怎样灭掉吴国。”
齐国大夫鲍氏杀死齐悼公。夫差闻说，在军门外痛哭三日，乃从海上运兵攻齐。齐人打败吴军，夫差才领兵回国。
公元前483年，夫差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橐皋盟会。
国破身死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诸侯盟会于黄池，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乙酉，越兵五千人与吴兵交战。丙戌，俘获吴国太子友。丁亥，越军进入吴国。吴人向夫差报告失败的消息，夫差害怕有人泄露消息，让会盟的诸侯得知，于是怒斩七人于帐前。七月辛丑，夫差与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夫差说：＂在周室宗族中我的祖先排行最大。＂晋定公说：“在姬姓诸国中只有我晋国当过霸主。”晋国大夫赵鞅发怒，要攻吴王，这才让晋定公当了盟主。
夫差盟会已毕，与晋定公分别，想伐宋国。伯嚭说：“您能打败宋国，但您不能留下来占有它。”于是领兵归国。吴国没有了太子，国内空虚，夫差在外很久，士卒疲惫，于是就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
公元前476年，勾践再次攻打吴。
公元前475年，越兵围困吴国。
公元前473年，越国打败吴国。越王勾践想把夫差流放甬东，给他百户人家，让他住在那里。夫差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奉越王。我后悔不听子胥之言，让自己陷到这个地步。”于是拔剑自刎，吴国灭亡。
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1115年－1197年），开封人。吴氏14岁入宫侍奉康王赵构，赵构登基后封吴氏为义郡夫人，又累进封为才人、婉仪、贵妃。绍兴十三年（1143年）被册立为皇后。83岁去世，谥曰宪圣慈烈皇后，攒祔于永思陵。吴氏一生，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含太后）长达五十五年，是历史上在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
宫中生活
吴氏十四岁时候被选入宫，侍奉当时还是康王是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即位初期，吴氏常常着戎装侍奉左右。吴氏非常知书明理，跟从宋高宗到四明时，卫士突然发生兵变，闯进宫内的士兵询问宋高宗在哪里，吴氏骗过他们得以免祸。不久，宋高宗航行海上，有条鱼跳进宋高宗船中，吴氏说：“这是周人白鱼的祥兆。”宋高宗大为高兴，封她为和义郡夫人。回到越地，进封她为才人。吴氏博通书史，又善于写作，因此得到宋高宗宠遇日盛，很快就将她进封为“婉仪”，不久晋升为贵妃。
吴氏很孝敬婆婆。高宗的母亲显仁太后从金国还朝后，由吴贵妃侍奉起居。吴氏体贴周到，“顺适其意”，性格严肃的婆婆显仁太后性对这个媳妇也非常满意。《宋史·后妃传》上还有一个细节，记载吴氏曾经“绘画《古烈女图》置坐中为鉴”，同时，“取《诗序》之义”，在自己后宫的居所挂了一块“贤志”的牌匾。这两件事让韦太后欣慰。因此，宪节皇后去世后，朝臣请“累表请立中宫”，吴贵妃便成了热门人选，韦太后也帮着说好话，力挺吴贵妃。于是，绍兴十三年（1143年），吴贵妃正式被册立为皇后。此后，“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三十五人”。
母仪天下
在吴氏还是才人的时候，跟赵构奏请抚养了赵伯玖，更名为“赵璩”。赵伯琮的养母张氏去逝，吴皇后便将赵伯琮一并收养。吴皇后对两个养子并没有“亲疏有别”，而是“视之无间”。因为伯琮恭俭勤敏，聪慧好学，所以“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吴皇后尝对高宗赵构说：“普安，其天日之表也。”高宗意决，立赵伯琮（赵慎）为皇子，封建王。出赵“璩”居于绍兴。
高宗禅位于赵慎，是为孝宗。孝宗即位后，称吴氏为太上皇后，迁居德寿宫，上尊号为“寿圣太上皇后”，拜见“如宫中仪”，对吴太后的亲属也“推恩有差”。宋光宗即位又尊吴太后为寿圣皇太后。帝尝对寿圣皇太后言及用人，皇太后告诉光宗“宜崇尚旧臣”。绍熙四年（1193年），寿圣皇太后吴氏寿八十，孝宗觐见皇太后，奉册礼，加尊号曰：隆慈备福。绍熙五年（1194年）正月，孝宗率群臣为寿圣皇太后行庆寿礼，嘉王（宋宁宗赵扩）侍侧，皇太后吴氏勉励赵扩“读书辨邪正、立纲常为先”。
绍熙五年（1194年）夏，孝宗去世，光宗尊吴氏为太皇太后。孝宗驾崩，光宗“疾未平不能执丧”无法主持孝宗的“祭奠之礼”。于是，宰臣奏请八十一岁的太皇太后吴氏“垂帘主丧事”。太皇太后初不许，但是宰臣执请太皇太后如唐肃宗故事，群臣发丧在太极殿，“成服禁中”。太皇太后吴氏许可在“梓宫前垂帘”，代行祭尊礼。然后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帝。吴氏册封嘉王夫人韩氏为皇后，马上撤帘。
庆元元年（1195年），加吴氏尊号光祐，迁居重华宫。庆元三年（1197年）十月，太皇太后吴氏病逝，时年83岁，谥曰宪圣慈烈皇后，祔于永思陵。
南宋高宗皇后吴氏，在后位（包括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长达五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走完金婚的皇后。早年曾伴随宋高宗海上逃亡，后来又作赵伯琮（后改为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赵伯玖（后改名赵璩，死后追封信王）的养母。先后辅佐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位皇帝。
人物评价
在整个两宋时期的诸皇后中，吴氏是少数对政治有较大影响的皇后。《宋史》评价赵构皇后吴氏”殊妍丽可爱，后颇知书，从幸四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 。“蔡东藩描述吴氏”秀外慧中，介胄而驰，而且知书识字，过目不忘，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淑女。”
史籍记载
《宋史》（元·脱脱等撰）卷三十高宗本纪七
《宋史》（元·脱脱等撰）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后妃下
吴与弼（1391年—1469年），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明崇仁县莲塘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书香门第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心求学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
归乡讲学
永乐九年（1411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中年以后，家境日贫，他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所以，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其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守义不仕
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
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
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天顺元年（1457年），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第二年五月，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成化五年（1469年），吴与弼病故于家。
学术思想
天道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只有像圣贤那样的人，才能“穷通其道”，这就是“圣人体天”观。一个人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苟一毫不尽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当时认识规律的。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他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也”。“凡百皆当责己”，“一毫利心不可萌”。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他指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所谓“新民”，就是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身体”；这样，“收敛为至要”，“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纵使“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他说：“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说明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各种欲念，用吴与弼的话来解释就是：“身垢易除，心垢难克。夫心甘情愿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攘，主宰一身，而根据抵万事，本自莹澈照融，何垢之有？然气禀物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协，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他说的“心垢”，就是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黄宗羲在评论吴与弼云：“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吴与弼晚年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
由此可知，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明英宗为收人望，三召吴与弼，都称病笃而不出。完成继承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他说：“贫而乐，未易及也”。又说“圣贤之心如此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吴与弼“力除闲气，固守清贫”。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他仍能“素位而行，不必计较”，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吴与弼把“富贵不淫，贫贱而乐”当作鉴别“豪雄”的标尺，可见他面对“至难至危”的困境，表现出多少顽强的精神啊！
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并“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他乐观的吟诵道：“澹为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充分表现了吴与弼“穷理”的决心和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教学成就
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他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阶梯。从其学者数百人，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其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之大。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而学识渊博，人称“康斋先生”。
主要著作
吴与弼重求心得，“不事著述”，故其著作不多，主要有语录体之《日录》一卷。今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12卷。清康熙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文章效法欧（欧阳修）苏（苏洵父子），认为古文虽然平易，寓理却很精深。他的诗文大都是积中发外之作，风格清明峻洁，曲折纡余，读了能使人自然兴起。有诗7卷，奏议、书信、杂著1卷，记、序、其它各1卷。其诗不下千首，绝句更具特色，诗文清新流畅，淳实近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历史评价
清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他评价说：“康斋倡导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始不敢离此矩榘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推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在中国历史上，吴与弼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正是源于吴与弼的这一教育思想。同时，吴与弼敢于挑战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儒轻商思想，提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推动工农商贾儒学化，并造就了明代以来一大批学士放下身段经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儒商阶层，影响至今。
吴与弼及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同时，发生在明代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是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而此前，吴与弼发儒学往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发生了纵向的传递传播，使儒学由上而下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加之，王阳明的老师又是吴与弼的弟子，由此众多专家学者均认为吴与弼创立的“崇仁之学”是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一字月所，明朝辽东人，祖籍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崇祯皇帝登基，开武科取士，吴三桂夺得武科举人。不久，吴三桂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
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在山海关大战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
顺治十六年（164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
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晋封为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史称“三藩之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登基为大周皇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同年秋在衡阳病逝。
早年时期
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出生于关外的汉镇中后所，祖籍江苏高邮。出身于辽西将门望族，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吴襄耳闻目睹了明朝在天启二年（1622年）如何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熊廷弼如何被传首九边，辽东巡抚王化贞如何下狱而死。
吴襄奉旨调进北京，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祖大寿是世居辽西的望族，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既学文，又学武，不到二十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直趋北京。崇祯帝中皇太极的反问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万状，携吴襄与吴三桂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这一年吴三桂17岁。
崇祯四年（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团练总兵吴襄率马步四万余往援大凌河祖大寿，结果吴襄临阵逃脱，被削职。
镇守辽东
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为平息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等兵变，吴襄随副将祖大弼出征山东，最后孔有德从登州乘船渡海，投奔后金，而吴襄恢复了总兵职务。随着吴襄官复原职，吴三桂也在当年任游击，时年20岁。
崇祯八年（1635年），吴三桂被擢为前锋右营参将，时年23岁。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任前锋右营副将，相当于副总兵，时年26岁。
崇祯十二年（1639年）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报请朝廷批准，吴三桂被擢为宁远团练总兵，时年27岁。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军与清军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一带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吴三桂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了其高超的战斗技能，他拼命冲杀，与清军血战，但因清军勇猛异常，最终以双方互有伤亡收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清军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吴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州、松山、杏山三城运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已投降的祖大寿在盛京收到吴三桂的来信，祖大寿将来信转交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次机会，殊可惜耳。”吴三桂在动摇中，虽然没有降清，但是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春天，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抵御第五次迂道入塞的清军。行军迟缓，到达时清军已退，但是崇祯还是很器重他，感谢他来北京勤王。五月十五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宴请来勤王的吴三桂等，赐吴三桂尚方宝剑。九月，清军绕过宁远，打下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前后七八天，三座城池全部失陷，吴三桂的宁远，成为山海关外一座孤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
献关降清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
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再三犹豫，曾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据传后来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而作罢。两面受敌的吴三桂，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为保全家人性命，吴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为防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即派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军。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
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将计就计，趁吴三桂与李自成谈判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发动攻击。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李自成。
清军入关后，攻入北京，多尔衮把年幼的顺治帝以及朝廷由东北的盛京迁都至北京，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清军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
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
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清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
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又命吴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
顺治十四年（1657年），吴三桂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
镇守云贵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攻下云南。[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
顺治十八年（1661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
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
康熙二年（1663年），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
康熙六年（1667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起兵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书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在反叛之初，叛军乘锐连下贵州全省、湖南的衡州。福建靖南王、广东平南王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非常有利。
衡州称帝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称为“周王”元年。
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今衡阳市）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军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和康熙以严重的军事打击。六月中旬，张皇后驾崩，吴三桂精神受挫。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十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军几次渡江，均未得逞。
晚年病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今衡阳）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今衡阳）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吴国贵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
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今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