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倌(1680年—1758年)，字秉之，号莲宇，海宁盐官人，清朝名臣。陈诜之子。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

　　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谷，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悮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饬山东巡抚定谳，毋使久稽显戮。”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谳。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馀润。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

　　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陈望道（1891年—1977年），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浙江省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

　　现上海复旦大学里仍保留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学习历程

　　民国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民国8年（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参编刊物

　　民国9年（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民国10年脱离共产党。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民国1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20年7月离开复旦大学，从事写作。民国22年7月，任《文学》月刊编委。

　　“大众语运动”

　　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民国26年（1937年）6月回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民国29年秋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31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民国35年6月，随国立复旦大学迁回上海，解放后任复旦大学首任校长。

　　论文发表

　　上个世纪30、4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和重庆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1938)、《“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1939)、《从分歧到统一》(1939)、《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1939)、《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1939)、《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1941)、《文法的研究》(1943)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1958)、《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1956)等论文。

　　创修辞学

　　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一书中。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分为38格），首先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说法。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

　　各处任职

　　1949年9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同年10月，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主任委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1953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3月，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并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1961年后，任修订《辞海》总主编。著有《标点之革新》等。专著《修辞学发凡》在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

　　最后著作

　　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1978）的定稿工作。这本书共分7章，其中不少地方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用词、点词、副词 4大类。体词包括名词、代词；用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断词、衡词；点词包括数词、指词；加上副词，合为9类。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3类。在实词、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共计13类。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顺递、接合、提带4种。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陈望道曾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指1922-1927年间办学的原上海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陈独秀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1927年7月离开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四川)江津。1942年5月逝世。他是杰出的政论家，其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个人影响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与孙中山共事。

　　人物评价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