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花鸟第一人作者刘世裕

　　一代中国花写画宗师李苦禅先生有一位唐山籍学生，即康宁先生（四康）。“苦禅弟子中，格调卓荤不群，首推康宁。”范曾先生如此评价，拨动了我前往采访的神经。２００４年，当北京香山布满红叶的时候，我敲开了英特公寓康宁先生的房门，先生正好在家。作为画家，６０岁正是艺术日臻成熟，出成果的阶段。适值大顺之年（６６岁）的康宁先生身板硬朗，精力充沛。夫人郑秀华说：“他每天６点钟起床，打一个小时太极拳再吃早点。上午闭门作画，雷打不动，下午会客、看书、画画，晚上看新闻或电视剧，生活很有规律。”一听说有客来访，康宁先生忙从华师走出来。坐定之后，一交谈，他满口的京腔，略带东北口音，没一点老呔儿味儿。康宁见我有些诧异，忙解释到：“我１９３８年出生在辽宁义县，１０岁就到了北京。我爷爷打小到东北做买卖，从他那一辈就在义县定居了。虽然我说不出祖籍是哪个乡，哪个村，但确确实实实在乐亭。”我忙接过话茬：“那您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他呷了口茶：“１９４８年，解放军攻打义县，我大哥康殷说北京比较安全，就把全家接到了北京。我是在北新桥船板胡同上小学的，中学是在６６中上的。凭文化，论专业，我初中毕业满可以上中央美院附中，因为年龄偏大，被分到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包装装潢专业。毕业后，一直搞食品包装装潢设计，直到退休。”我惊讶他既不是美院毕业生，又没有从事美术专业，却在中国画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随后的交谈，使我渐渐地理出了头绪－－－－－－书画传家久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五康书画展》，轰动了北京城。谈起展览领衔的大哥康殷，康宁带有几分敬重，几分自豪：“大哥自幼研习书画篆刻，１５岁就获得四省书法比赛第一名。当时校长很惊讶，说这事你爸爸写的。我爷爷知道了很生气，拉着打大哥去找校长说，你把笔墨拿来，当场写给你看。大哥挥毫落墨，震惊四座，校长这才服了。”正是这位长他１２岁的大哥，引导他走上了艺术生涯。回忆起亲身经历，康宁先生无限感慨：“上初中时，大哥说你不能老是玩呀，你是康家人，画画写字总得学一样吧，我说那我就学画画吧。大哥画人物，家里还没有画花鸟的，大哥说你就画花鸟吧，我说行。于是他就在家里教我画素描，并找来齐白石的四条屏让我临摹。这样学了两年，后来到工艺美术学校上学，又学了３年工笔花鸟，这些都是我以后画写意花鸟的基础。”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古时，王羲之和王献之、米芾和米友仁父子承续，已经成为佳话。到现代，康氏家族两代５人在书法、绘画、篆刻诸方面的艺术成就已广为世人称道。康宁的大哥康殷（大康）、二哥康雍（二康）、六弟康庄（六康）、侄子康默如（少康）、在书画界均有相当影响。如此艺术世家，在当代中国实属鲜见。现在，“五康”已经成了康家风行全国的名片。谈到其中背景，康宁先生说：“我的祖父虽然经商，但也爱好书画梅兰竹菊画得很不错。我父亲则写得一手好字。受家庭文化的熏陶，我大哥从小就对古文字感兴趣，但义县图书馆连一本说文解字都找不到，后来自己到北京求学，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在北平艺专旁听。我们弟兄和侄子写字画画都是受他的影响，由他带起来的。我们康家人做学问的心比较重，办事认真，但搞社交、应酬都是弱项。这倒也好，可以踏下心来写字画画，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这倒使我想起一句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五康》现象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家族代传行为。古往今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经过日积月累，文化底蕴逐渐丰厚。这种文化遗产所释放出的能量，必将滋养一代代英才，于是千百个艺术大师脱颖而出。师恩重如山１９６１年，康宁先生到包于轨老先生那里学画，由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包于轨和康殷是忘年交，退休后赋闲在家。一天，康宁先生拿画送包老审看，老人说：“你已经画的不错，得找个名师了。”康宁先生说：“到哪去找啊？”当时范曾、李燕正在中央美院上学，业余时间到包老家里学古文。包老当即爽快地说：＂这不是现场的吗，李燕在这还不好办！你就找李苦禅嘛。”第二天，老人对李燕说：“康宁写意花鸟画的挺好，明天你把他带到你爸爸那儿去，让你爸爸教他。”第三天，康宁先生便去东城煤渣胡同中央美院家属宿舍，拜到心仪已久的李苦禅先生门下，成为他晚年最得意的弟子。回忆起恩师，康宁先生很动情：“从１９６２年起，我每个礼拜都要到苦禅老家里去，拿画稿给老师阅改，苦老也画了不少画让我拿回家临摹，至今我还珍藏着５０多幅苦老的画和他题了字的画稿。苦老教画一点也不保守，哪点错了都给我指出来，就像给孩子批红模子一样，非常认真。苦老觉得我不是美院学生，靠业余时间学画，挺不容易，所以特别器重我。我一生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真是太幸运了。我绘画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苦禅恩师的指教。“文革”中我们虽身处两地，但关系始终没断。１９７２年苦老从部队农场回来，当时老伴、李燕都不在身边，我们几个学生边轮流给他做饭，边学画。”多年来，康宁先生心底埋藏着一个心愿：“当时大家生活都很拮据，老师搭纸搭墨不说，有时还要留我吃饭。那是还用粮票，真不忍心在老师那儿吃饭，但也没少吃，师母不让走哇，这是山东人的脾气。我总想请苦老吃顿饭，但当时没这个能力，心里总是别扭着。”说到这里，康宁先生声音哽咽，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后来条件稍稍好一点，５个师兄弟碰到一起，我动议说，今天人很齐，请苦禅老吃顿饭怎么样，我可以出５块钱，范曾说他口袋里也有５块钱，于是凑了２５块钱，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湘蜀餐厅请苦老吃了顿饭，师生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甭提有多高兴啦，这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在康宁先生的寝室里，挂着苦老的《牡丹》。康宁先生介绍说，这幅《牡丹》是我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结婚时苦老送给我的贺礼。苦老一生平易近人，总为别人着想。平时走在大街上，见了修自行车的、卖烤白薯的、吹糖人的，同谁都能谈得来。在苦老从东城搬到月坛北街时，他借了一辆汽车。苦老觉得司机很辛苦，过意不去，执意画了一幅画，嘱他亲自送到司机手里。康宁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说：“苦老不仅笔墨纯熟，而且人品高尚。我追随苦老１０余年，从他那里首先学到的是如何做人。”作画如做人一位名人说过，“友谊不用碰杯，友谊无需礼物，友谊只不过是我们不会忘记。”康宁先生就有这样两位彼此不会忘记的朋友。一位是范曾，一位是李燕。早年他在苦老家学画，和李燕经常见面，多年亲如兄弟。李燕经常向朋友们讲述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热闹的时候，一天，康宁先生去看望苦禅老人，刚进门就被李燕推了出来，惊讶地说：“这会儿你怎么来了，呆会儿就要抄家了，你快走。”康宁先生说：“这会儿来怎么了，我是工厂的，又不失美院的学生，怕什么？”李燕说：“如果你不怕受牵连，我这里有不少老爷子的画，你拿走，别让他们抄走呀。”康宁先生说了声“我先替你们保管些日子”，随手将苦老画的四五十张册页卷成一卷，带回了家。粉碎“四人帮”后，康宁将这些劫后余生的珍品交给了李燕，李燕非常感动。无独有偶，范曾先生在《康宁画集》序言中记下这样一段“不可轻忘”的往事：“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肇始，疾风暴雨，扫及于我，抄家在即，惶惶失据。危急中将所珍藏苦禅画十余张卷为一轴，于月暗雾浓之夜交康宁匆匆携走。十年后，“四人帮”就擒，河清海宁，康宁一日夹苦禅画来，归还于我，原卷竟未打开。康宁与我拂尘启封，名作灿然入目，一一悬诸素壁欣赏，击节拊掌。康宁固深爱苦禅者，挚友所藏，毫厘莫取，正所谓临财廉取予义者也。其人品高华，于此可见。我提起这两件事，康宁先生淡淡一笑：“朋友之间，诚信第一，不足挂齿”，其重义轻财的品格可见一斑。康宁先生始终珍藏着一幅嵌名联：“康家五凤高梧起，故国千山碧水宁”。康宁先生说：“这是范曾先生前些年写的。一次，我们一起到山东，范曾在车上触景生情，一路写了几十幅对联。我说用我的名字写一幅怎么样，他随口就吟出了这幅对联，到宾馆后又给我写在纸上。范曾的国学底子非常厚实，知识渊博，诗书画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在康宁先生的画集里，范曾和他合作的作品有４幅之多。他还告诉我，上个月范曾夫人还从法国给他们捎来一双软底轻便鞋，以解他双脚痛风之苦。可见他们之间情深意笃。康宁先生很敬重范曾，并受益匪浅。但是从１９６２年相识４０余年，他们到一起就是切磋技艺，相互尊重，相互鼓励，此绝非今日与货值市肆中钻营之酒肉朋友可以比拟。作画如做人，人品熔炼画格。多年来，康宁先生不骛名利，实实在在，与风云中立定精神，不受浊流影响，深得苦禅大师真传，其画赋形简洁，大气磅礴，墨色浑厚。同时又不为师法所缚，重神妙而不弃于形，凝重重凸显俊逸，高古中近于清远。康宁先生作画题材广泛，鹰、鹭鹜、八哥、鹌鹑、鸡、鹅、鸭、仙鹤、荷花、游鱼、梅兰竹菊样样拿手，表现手法丰富多变，通透出生命感和时代气息。他的款书字用笔多行草，飘逸俊秀，与画相融相衬，分外提气。１９９２年，他的《鹤》、《世世和平》两幅作品被江泽民总书记出访日本时作为国礼，送给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大阪知事中川和雄。当我们谈到目前一些画家为名、为钱所累时，康宁先生说：“现在倒是一些没有名气的画家进步快，因为找的人少，可以踏踏实实作画。一旦出了名，求画的多了，便每天忙着赶制《荣华富贵》、《松鹤延年》、《事事如意》，猴年画猴，鸡年追鸡，“上帝”说了不画行吗？虽然人不能太清高，但长此以往，将误入歧途。”这里，我想借范曾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写意花鸟画家六十可作少年观，彼苍者天复假康宁三十年，必创画史奇观，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