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niú）姓源出说法众多，具体有以下几种：

起源一

源于牛国，出自西周时期“牛医先生”的封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文献《灵台牛氏家谱·序》中记载：“当周盛时，文王之小子子之子遇牛医先生，封牛国，为太常卿、协律郎。祖牛孝参定雅乐，后附帝意，销设前代金石，以自异议，以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乐成，诏行之乐，常有新乐，孝义此一志也。”这在《灵台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起源二

源于子姓，出自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该支牛氏始祖为西周初期宋国君主微子启(一说为微仲衍)。

商时纣王残暴奢侈，荒淫无道，微子多次规劝，他都充耳不闻。眼见国家行将灭亡，微子十分痛苦，于是求教朝中三公之一的父师（箕子）。父师说：“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听了父师的劝告，便毅然离开王宫。传说微子离宫出走时，在正午时分，便将“午”字出头为“牛”字作为姓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以及《唐书·世系表》等的记载，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封商朝皇族微子启(纣王庶兄)于宋地(今河南商丘)，以奉汤王之祀，建立宋国。有“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记载。

清代著名的姓氏研究专家张澍编著的《姓氏寻源》载：“牛出陇西，本自殷，周封微子于宋，其裔司寇牛父帅师败狄长丘死之，子孙以王父字为氏。”

起源三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牛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牛人，是西周时期所设官位，专职负责饲养国家牛畜，然后按典制贡送诸侯，保障诸侯的肉食、祭祀之用。牛人隶属于地官府司管辖，职位上大夫。在牛人之下还设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丞四人，徒十二人，役若干，是两周时期很重要的官职。

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起源四

源于改姓，出自尞姓回复为牛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隋书》及《路史》记载，隋朝时期的牛弘，其父名为尞允，曾在北魏朝廷做侍中时，被赐恢复祖姓牛氏。古代尞、寮、了三字通假，故尞氏也称寮氏、了氏。

另外，还有记载说三国时期，魏国名将牛金被司马懿毒杀，其家人避难逃亡，因祖先名为宜僚，遂改姓尞氏。至尞允被赐复本姓后，也都随着一起改回为牛氏。

起源五

源于民间，属于以职业技能为氏。农家与牛为伴，终日不离，有的就以牛为姓；在北方有一种说法，砸锅牛是一家；还有一种说法，姓牛的祖先是以放牛为生，故以职业为姓氏，称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起源六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藏族、土家族、东乡族、回族、朝鲜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牛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牛兆濂

牛兆濂（1867年－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民初名满三秦的理学家和关学派的代表人物，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因其故居和讲学的芸阁学舍皆在蓝田灞水河川地带，故取号蓝川，被尊为“关中大儒”和“横渠以后关中一人”，也是关中民间广泛传诵的“牛才子”。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后积极倡导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生平

867年，牛兆濂出生在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据说在他出生时，父亲牛文博曾梦见宋代理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来到家中，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文博也读过几年书，因为家里穷，辍学做了生意，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极重视。

牛兆濂小时候就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贺先生提及此事。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当时父亲已死），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先生一生即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投身程朱理学研究，且精通周易，善逻辑推理，预见性强，因此被称为“圣人”。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可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清光绪八年（1882）参加县考，名列榜首。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第二年，充任志学斋斋长。因其爱好广泛，曾遍读兵、农、钱、谷、水利、算术之书。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光绪十四年（1888）听柏景伟讲学于关中书院，并受教于李菊圃、黄小鲁等人。次年应乡试，中第28名举人。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按惯例应予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以幸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但他不意功名，力辞不就。

光绪十六年（1890）任白水书院山长，开始治程朱之学，为此曾于十九年（1893）赴三原拜贺复斋为师。

光绪二十四年（1898）管理蓝田县厘衙局，后又主持县赈恤局。他廉正清明，亲自制定局规，率先执行，并严格要求下属。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得江南义赈会捐赠，保全了众多百姓生命。后因厌恶官场应酬辞职，讲学于芸阁学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但他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聘牛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他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之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才勉强随去。但三个月后，因学派门户之见，决然辞归，仍治程朱理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牛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又被选为常驻议员。

时值关中鸦片烟害又起，他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前后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不久，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常驻议员职务，再讲学于鲁斋书院。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新政府屡次相召，争取他参加革命，共商大事。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认为自己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体欠佳而谢绝。

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率兵攻陕，企图复辟皇朝。牛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罢兵。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作顾问，但牛力辞不受。

1926年军阀混战，蓝川先生诗云：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

1930年，日寇野心初现。先生对当局政府一味投降对内自相屠杀，极为愤慨。写下《我明告你》一诗，申明大敌当前，团结则并存号召团结相处，停止内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挥笔写下了《阋墙谣》一诗。号召大家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提倡抵制日货，并为之减食三月。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病情日渐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

牛弘（545年—610年），本姓裛，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省灵台）人。袭封临泾公。少好学，博览群书。

北周时，专掌文书，修起居注。隋文帝即位后，授散骑常侍、秘书监。进爵奇章郡公。

开皇三年（583年），拜礼部尚书，请修明堂，定礼乐制度。又奉敕修撰《五礼》百卷，从此儒家文化复兴。后牛弘又任吏部尚书，掌选举用人，倡先德行而后人才，众咸服之，史称大雅君子。牛弘生活俭朴，事奉皇帝尽礼，对待下属以仁厚，不善言谈而恪尽职守。政务繁杂，仍书不释手。大业六年（610年），死于江都。有文集传世。

灵台县荆山森林公园有三贤祠，其中供奉三位贤人就有牛弘。

人物生平

仕官北周

牛弘尚在襁褓之中时，有相士见了他，对他父亲说：“这个小孩日后当会富贵，好好养他。”他长大后，长满胡须，容貌魁伟，生性宽容，好学博闻。

在北周时，开始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管文牍，很有美名。迁为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后来袭封临泾公。

宣政元年（578年），转任内史下大夫，升任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

主修礼乐

隋朝开皇初年，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因文献典籍散失，上表朝廷，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隋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间，文献稍稍齐备。牛弘晋爵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开皇三年（583年），授礼部尚书，奉命修撰《五礼》，写成百卷，通行于当代。牛弘请求按古代规矩修建明堂。隋文帝因国家刚刚草创，无暇制作，最后没接受他的建议。

开皇六年（586年），牛弘任太常卿。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下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音乐之事。牛弘提出建议，请求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以太簇为宫，隋文帝说：“不必作旋相为宫。暂且作黄钟一均。”牛弘又呈上建议，请求正定新乐。隋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下诏牛弘，让他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一起，正定新乐，这事记载在《音律志》里头。这以后议论修建明堂事，皇上诏令牛弘一条一条地呈上历史故事，议论明堂兴废的得失。隋文帝非常敬重他。

众人钦佩

当时杨素凭着才气和富贵看不起人，轻侮大臣，只有看见牛弘，没有哪回不肃然起敬的。杨素将要进攻突厥，到太常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了。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所以来话别，为什么相送如此近呢？”牛弘拱拱手，就退回去了。杨素笑笑说：“奇章公可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不久隋文帝授牛弘大将军、吏部尚书。

当时隋文帝又令牛弘和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起，召集各位儒生，讨论新法中杀人刑法的轻重。牛弘所提出的见解，众人都很佩服。

仁寿二年（602年），独孤皇后去世，自三公以下的大臣都不能决定安葬皇后的仪礼。

杨素对牛弘说：“您是老学者，时人都很仰慕，今天的事，就要请您决定了。”牛弘一点都不推让，一会儿，仪礼都安排好了，而且都有根有据。

杨素感叹道：“士族的礼乐制度都在牛公这里了，这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呀！”牛弘因为三年的守丧期，大祥、小祥祭礼的举行在时间和规格上都有所缩减，服丧十一个月便举行小祥之祭，无前例可循，把这告诉高祖，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确定服丧之礼，是从牛弘开始的。

牛弘在吏部，选举人才时，先看德行，后看文才，务在审慎。虽然选人稍缓，但他所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善鉴赏，很机敏，清廉、谨慎无与伦比，但他爽俊有余，形迹似嫌轻薄，当时执政多因此而怀疑他。只有牛弘深知其真才，推心委任。隋代的选举到这时才最公允。当时人们更加佩服牛弘见识的远大。

杨广亲重

杨广为东宫太子时，几次给牛弘赠送诗书，牛弘也有诗书回答。到杨广继位后，曾赐牛弘诗道：“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一起被赐诗的，至于文词的赞扬，没有赐牛弘的诗这么美的。

大业二年（606年），升任上大将军。

大业三年（607年），改任右光禄大夫。随同杨广拜谒恒岳，坛场王圭币、土单..牲牢，都由牛弘决定。后下太行山，杨广曾把牛弘引到内帐里，赐他与萧皇后一起同桌饮食。他所受到的礼遇亲重就到了如此地步。

牛弘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到了非常的待遇，承受大恩。你们这些子孙，应以诚实、敬职自立，以报答朝廷的大恩。”

大业六年（610年），随同隋炀帝巡幸江都，这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时年六十六岁。杨广伤悼痛惜不已，赠予甚多。归葬安定，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叫“宪”。

个人贡献

牛弘是开创藏书史研究第一人，对隋代以前书籍亡佚进行了历史研究和总结，提出了著名的藏书“五厄论”，对后世的藏书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又着手整理皇室藏书，平陈以后，经籍渐备，然而检其所藏，多纸墨不精，书写亦拙劣，于是总集编次，存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如京兆韦霈、南洋杜頵等人，于秘书省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三本，藏于宫中，其余存放秘书内三阁，凡3万余卷。与学者王劭等编撰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开皇二十年四部目录》，对隋一代图书整理事业有贡献。擅长文学，通律令，授命主撰《大业律》18篇500条。

历史评价

《隋书》：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 

叶适：牛弘浅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耳。若言“书五厄”，则前葢未有能为此论也。然史谓大业之世，委遇弥隆，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其死在大业三年，使其少复延永，未知与苏威出处如何？士固有幸不幸，未可随事为定论也。

徐钧：射牛可怒理都然，三问何如一忍贤。底事妇言坚不听，为忧伤我弟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