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1658年—1712年），康熙名臣、文学家、藏书家，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
主要事迹
家族情况
顺治八年（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寅的父亲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
“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康熙二年（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玺的儿子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嗣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曹寅有两个女儿，萧奭《永宪录续编》载：“寅，字子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长女嫁平郡王纳尔素为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为妃。
仕途经历
青年时代的曹寅文武双全、博学多能而又风姿英绝，二十多岁时被提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清代初期，御前侍卫和佐领都是十分荣耀的职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乃皇帝自将之军，曹寅能任此要职，显然是康熙对这位文武全才的伴读特加关照的结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年）六月，曹寅的父亲、时任江宁织造的曹玺在任上病逝。“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年）四月，曹寅被康熙提拔为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年）十一月，调江宁织造。其所遗苏州织造一缺，由其内兄李煦（时为畅春园总管）接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年），曹寅与李煦奉旨十年轮管两淮盐课。次年七月，钦点曹寅巡视淮鹾，十月就任两淮巡盐御史。
曹寅一生两任织造，四视淮盐，任内连续五次承办康熙南巡接驾大典（四次南京接驾，一次扬州接驾），其实际工作范围远远超过了其职务规定，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也超出地方督抚。
文化活动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曹寅奉旨总理扬州书局，负责校刊《全唐诗》，次年九月刊毕试印，“进呈御览”。康熙皇帝于四十六年四月亲撰序文，五十年三月正式出版。五十一年三月，曹寅又奉旨刊刻《佩文韵府》，且亲至扬州天宁寺料理刻工。
朱淡文在其著作中指出，种种历史文献证实，曹寅与明遗民及江南上层知识分子之诗酒流连决不能仅以文人积习视之，亦决非曹寅个人之礼贤下士所能涵盖。此乃康熙皇帝笼络南方士子、磨灭其反清意识的政治决策，曹寅等人则为具体实施之臣僚而已。康熙十七年正月，圣祖皇帝下诏于明春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曹寅当时二十三岁，在京任銮仪卫治仪正，曾参与考试接待事宜，与各省著名学者傅山、顾景星、邵长蘅、李因笃、汪琬、陈维崧、施闰章、阎若璩、尤侗、朱彝尊、姜宸英、毛奇龄、毛际可等人都建立了较深的感情和友谊，其中大多数人在曹寅任织造之后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曹玺去世，曹寅南下奔丧，在江宁逗留一年，与一些遗民有密切交往。由于曹寅风流儒雅，文才华瞻，又是明遗民顾景星之甥，因而在南北两地都受到推崇，很快为遗民和汉族上层知识分子认同。曹寅任织造之后，与江南人士的交游更加广泛。有人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者约二百人，其中有当时极有影响的知名人士。由于曹寅在江南二十多年认真执行康熙皇帝的既定政策，曹寅成为主持东南风雅、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江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病逝扬州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于二月进京述职，携长子曹颙南返。六月，
奉康熙之命自江宁赴扬州主持开刻《佩文韵府》。七月，患风寒之病，继而转成疟疾，李煦向康熙上奏曹寅病情。康熙对曹寅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批复：“你奏得很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下面，康熙还写了满文，是金鸡纳霜的满文译音，并非常仔细地加以说明：“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但曹寅运气不佳，药送到前，已病逝于扬州。
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身虽死而目未暝”。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子孙获罪
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五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没有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须设法补上亏空。但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特地向曹頫下达指示：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頫“还是出于好意的。
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革职抄家，两手空空迁回北京老宅。此后，家族迅速败落。乾隆年间，曹家子孙流散。
藏书之家
曹寅从政之余，以校勘、购书为乐事，往来于书肆间。所藏书宋元版本较多，校勘亦精。曾和朱彝尊来往过密，李文藻称“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抄有副本”，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100卷、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媿文集》等。编撰有家藏书目《楝亭书目》8册16卷，著录图书3287种，抄本、内府刊本甚多，仅“说部类”就有469种。刻《音韵》5种及《楝亭藏书》12种。所校刊的古书甚为精美，如顾景星《白茅堂全集》，施闰章《学余堂文集》，《诗集》，《全唐诗》900卷等，抄本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等。章学诚说，曹寅刻古书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藏书印有“千山曹氏家藏”、“楝亭曹氏藏书”、“子孙保之”、“平滦世家”等。著有《楝亭诗词抄》、《诗抄别集》、《词抄》、《楝亭图咏》等。
身份矛盾
内务府包衣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群，曹寅是其典型代表，他的身上充满矛盾。他是汉族，又是旗人；是奴隶，又是官员。就是在官员中他的身份也难以确定，满官认他为汉人，汉官认他为满人。他所担任的职务虽是最能捞钱的肥差，却又为正途出身的汉族官员所不齿。他若是像大量内务府人一样，没有什么文化，唯以捞钱为能事倒也罢了，可他同时又是学富五车的人物，是诗人、戏剧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不能不为这种身份的不确定、灵魂的无归属而苦恼。曹寅坐轿出门总是低头看书，从不抬头，表面上，他说是为了避免官民向他行礼，实际上与这种矛盾的心态大有关联。他在写给丰润兄长曹鋡的诗中言到：“枣梨欢罄头将雪，身世悲深麦亦秋。人群往往避僚友，就中唯感赋登楼。”很形象地写出了他的这种苦闷。他活得风光又凄苦，体面又卑微，他是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他在历史的夹缝中歌吟，他的诗便在沉雄朴厚之中时时带有若隐若显、挥之不去的悲哀。若问曹寅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这种欲说还休的悲凉。在旧文学中，这是一种独特人物发出的独特声音，是瞬间繁华与无常命运合奏的音响，曹寅本人也因此成为独特的典型人物。
曹雪芹（1715年—1763年），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一说辽阳），生于南京，约十三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 ，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人物生平
出身豪门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职期间病逝。康熙大帝恩旨，以曹顒堂弟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此遗腹子即曹雪芹，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1715年5月28日）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
曹雪芹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曹頫奏折：“连日时雨叠沛，四野沾足。”此即曹雪芹名“沾”的机缘，天时地利人和均占。“沾”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有“世沾皇恩”之意。“雪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家世显赫，有权有势，极富极贵，成为当时南京第一豪门，天下推为望族。康熙六下江南，曹寅接驾四次。不过，曹雪芹晚生了几年，本人并没有亲历康熙南巡盛事。《红楼梦》第16回可以为证，原著写到比贾宝玉年长的凤姐都要听赵嬷嬷等长辈的口述去了解那段历史。
秦淮残梦
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康熙帝之恩，曹玺、曹寅之徳），在昌明隆盛之邦（康雍盛世）、花柳繁华地（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江宁织造府）、温柔富贵乡（西园）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公子哥生活，日子过得心满意足，“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他终生都对这段幸福生活记忆犹新，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中亲切地呼曰“梦幻”。
童年曹雪芹淘气异常，厌恶八股文，不喜读四书五经，反感科举考试、仕途经济。虽有曹頫严加管教，请了家庭教师，又上过几天家塾，但因祖母李氏溺爱，每每护着小曹雪芹。幸而曹家家学渊深，祖父曹寅有诗词集行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及二十几种精装书的刻印，兼管扬州诗局。曹家藏书极多，精本有3287种之多。曹雪芹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环境之中，接受父兄教育、师友规训，博览群书，尤爱读诗赋、戏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诸如戏曲、美食、养生、医药、茶道、织造等百科文化知识和技艺莫不旁搜杂取。
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皆与曹家连络有亲，李煦且兼任两淮盐政（治所在扬州，曹雪芹祖父曹寅生前也曾兼任此职）。曹雪芹小时候走亲访友时多次游历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地，对江南山水风物十分钟爱，友人敦诚、敦敏诗作谓为“秦淮残梦”、“扬州旧梦”。
家遭萧索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
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
虎门晨夕
乾隆元年（1736年），曹雪芹二十二岁，谕旨宽免曹家亏空。
乾隆初年，曹雪芹曾任内务府笔贴式差事，后来进入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旧称“虎门”）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位。曹雪芹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有助教、教师、舍夫、夫役、当差等说法。曹雪芹北京朋友圈不乏王孙公子，如敦诚、敦敏、福彭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曹雪芹得以领略北京王府文化。
乾隆九年（1744年），曹雪芹三十岁。敦诚（1734年—1791年）十一岁，敦敏（1729年—1796年）十六岁，入宗学。兄弟俩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
曹雪芹大约于本时期写作《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
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1747年），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
著书黄叶
曹雪芹“补天”之志从未懈怠，直至晚年，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还在安慰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因罪臣之后的身份及其它原因，曹雪芹的个人奋斗遭遇艰难险阻，敦诚劝他知难而退，专心著书。曹雪芹亦不负所望，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
重游故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曹雪芹四十五岁，约在是年南游江宁。南游原因不明，可能是去看望离散的族人，也可能为其他家务私事（传曹雪芹曾于此时前后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南游期间，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张宜泉《怀曹芹溪》一诗当作于这一时期。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曹雪芹四十六岁，初秋，敦敏作诗《闭门闷坐感怀》云：“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可能是指曹雪芹南游、经年未归而言。此次南游历时一年多，于重阳节前后回京。节后不久，敦敏在友人明琳家养石轩偶遇曹雪芹，做《感成长句》以记之。
贫病而逝
曹雪芹南游回京后，仍在继续写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曹雪芹四十八岁，因幼子夭亡，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敦诚作《挽曹雪芹》，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曹雪芹去世十七年，敦诚作《寄大兄（敦敏）书》怀念曹雪芹。
主要功绩
曹雪芹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文学创作。他创作的《红楼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雪芹为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不仅对后世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而且在绘画、影视、动漫、网游等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衍生作品，学术界、社会上围绕《红楼梦》作者、版本、文本、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与谈论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曹振镛(1755年—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魏武帝曹操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以平定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旋晋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卒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个人生平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大考三等，乾隆帝以曹振镛为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儿子，才能可用，特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
嘉庆三年（1798），大考二等，迁少詹事。父忧归，服阕，授通政使。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升工部尚书。奉命撰《高宗实录》，书成，加太子少保，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随又升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驾崩，枢臣撰遗诏，称乾隆帝诞生于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知曹振镛，曹振镛召对陈之，道光帝怒，谴罢枢臣，任命曹振镛军机大臣。
道光元年（1820），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道光三年（1822）万寿节，道光帝赐宴十五老臣，曹振镛年齿居末，特命与宴绘像。道光四年（1823），充上书房总师傅。道光六年（1825），入值南书房。道光七年（1826），回疆平，晋太子太师。道光八年（1827），张格尔就擒，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曹振镛具疏固辞，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道光十一年（1830），以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
道光十五年（1834）卒，享年81岁，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擢次子曹恩濙为四品卿。
成就
曹振镛作为魏武帝（曹操）嫡脉后裔，是新安曹氏的杰出代表，从政时间长达53年。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乾隆46年（公元1782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是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他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他再升一级，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他的仕途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清代官宦岁月之长几乎无人能超过曹振镛。
有不少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多磕头、少说话、”。这种说法过于尖酸刻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曹振镛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从政52年的京官，政绩颇多，他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能做到这一条就很难得；他一生小心谨慎、言行得体，“克勤克慎”，52年没有大的过失，可见官宦文化修炼之深。道光七年，清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并活捉张格尔回北京，这是道光朝平定叛乱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道光帝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评价实在不低。
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都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工作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世代享有特权，是曹氏家族的命根子。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权，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这一改革严重损害盐商利益，也损害曹振镛亲属的利益，亲属叫苦不迭，纷纷投诉到曹振镛，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他能把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是识大度开明的。
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镛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三月，歙县民间至今能听到“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句俗谚。“四世一品坊”屹立在歙县雄村村首曹氏宗祠前，是一座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功名牌坊。为乾隆褒奖户部尚书曹文埴祖孙四代而敕建的，也是曹府新厅之门坊。实则如列入曹振镛在内作为魏武帝（曹操）后裔嫡脉的新安曹氏即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绝无仅有的五世一品。特别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道光十五年(1835)，历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乾嘉王朝几乎有大半历史都在他们父子的影响之下。
曹振镛门生较著名者有潘世恩、林则徐等人。
曹汝霖（1877年—1966年），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人物生平
1900年赴日本留学，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个人评价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卖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章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人物介绍
曹福田（？－1901年），清朝末年天津义和团首领。直隶静海人。游勇出身，在静海、南皮、庆云发展义和团。1900年，率领两千人到天津，建立总坛口。6月18日，曹福田和张德成还有清军攻打八国联军占据的老龙头火车站，击毙俄罗斯军500人。直隶总督裕禄请他们到总督衙门，与聂士成、马玉昆讨论守卫天津。6月27日，再攻老龙头火车站，7月14日，天津陷落，曹福田逃回静海，次年被捕杀。
1900年6月中旬，带二千义和团民进入天津，领导在津二万多团民。他率领盐山、庆云、静海等县数千名义和团战士到达天津，将总坛口设在吕祖堂内，并将拳场设在五仙堂。团员们日夜在月台上练掌习武。因吕祖堂濒临南运河，津西各县义和团来津时大多在此落脚。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林黑儿、刘呈祥等经常在此聚义拜坛，与曹福田共商对敌斗争大计，在此决定了火烧紫竹林租界、攻打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城保卫战的一些重大决策，以及发出向帝国主义宣布的“战书”等。他不准焚毁洋货，打击商人，但坚决反帝。天津保卫战开始，他率部在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与八国联军展开拉锯战。17日挫败骚扰陈家沟的俄军。18日二千余俄军开到娘娘庙轰击义和团，他率数千团民与练军合力，打死打伤俄军五百多。21日阻击从廊房败下的西摩尔攻。27日联军至车站诱敌，敌军逃跑，曹部尾追痛杀。28日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进津。与他联合发出文告，约攻租界。曹部与马玉昆的武卫左军联合几次攻进车站。7月12日曹、张等率部向东路进发，与租界敌军接火。13日，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代替马玉昆，奉命把枪口转向义和团。天津失陷，曹部被打散，曹撤离天津，次年5月被官府捕杀于静海。
曹学楷(1898年—1931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黄麻起义领导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曾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家乡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任中共七里坪区委书记，是黄安县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领导农民义勇军和自卫军，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曾任职位
1928年7月后，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参谋长、中共鄂东（后为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鄂豫边红军总预备队政治委员、中共第1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第4军11师政治部主任、第13师政治委员等职。参与指挥了鄂豫边苏区反“会剿”，率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曹学楷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党和人民永远铭记这位为创建鄂豫边红军和苏区立下不朽功勋的忠诚战士。
个人经历
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现在是劳农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起义受挫后，他随鄂东军余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军委委员。1928年5月起，参与领导开辟柴山堡苏区。他主要负责地方工作，动员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支援前方作战。
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在故乡刘家园筹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刘家园建立了紫云区第一个农民协会。1927年秋，任中共黄安县七里区区委书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黄麻地区的土豪劣绅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有力反击，处决了反动地主武装“户口会”头子。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黄麻地区后，中共鄂东特委根据党的指示精神，决定进行黄麻起义。他是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之一。黄麻起义胜利后，当选为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亲自负责起草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宣言》、《黄安县农民政府布告》、《黄安县农民政府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在庆祝大会上，他代表县农民政府宣布了“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施政纲领，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黄安县城失守后，与吴光浩、戴克敏等人在木城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军大部分人枪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开展游击活动。1928年，根据斗争需要，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任党委委员。1928年2月，在黄陂县北部领导组建第8军。4月，第8军与第7军合并，返回黄麻地区。5月，与吴光浩、戴克敏等人举行清水塘会议，决定在黄安、麻城北部，河南光山南部三县边界的柴山堡地区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他负责地方工作，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团组织。并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的政策，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柴山堡革命根据地，使第七军在柴山堡站稳了脚根。1928年7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任参谋长。10月，红军与地方党组织重新组建了中共鄂东特委，任特委委员，并兼任光山县弦南区工作委员会主任。1929年4月，鄂东特委改组为鄂东北特委，任特委委员。12月29日，在光山细吴家召开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年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鄂豫边总预备队政治委员。同年10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红1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1年5月，任红4军第11师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4军第13师政治委员。他是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对敌斗争中，他冷静沉着，机智果断，素有“小诸葛”之称。
1931年10月，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个人成就
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对敌斗争中，除首恶者必办外，对民愤不大的上层人物采取中立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对中小地主暂实行减租减息，不急于分配土地；充分利用当地红枪会、土著武装和军阀部队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按照这些政策和策略，他带领干部深入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对建立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