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南金匮人,清朝官员、学者。乾隆元年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两充会试正考官。治经深于《礼》,继徐乾学《读礼通考》作《五礼通考》。又有《周易象日笺》、《味经窝类稿》等。
秦蕙田是宋代著名诗人秦观的二十六代孙。祖父秦松龄,字汉石,是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父亲秦道然,字雒生,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官至礼部给事中。秦道然与允蘟是好朋友,就作了王府总管。雍正帝将允蘟发往西宁,斥责说:“你府中管事头领,什么人不能用,而偏偏用汉人给事中秦道然。”秦道然也被随之流放,后来又被囚禁入狱。乾隆元年(1736),秦蕙田获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后,上奏陈情,看在他的父亲已经80 岁,风烛残年且病重不能自主,是个垂死之人,秦蕙田自愿以捐弃功名,被罢免官职,来赎父亲的罪过,请将老父释放回家。乾隆帝就放了秦道然,但并未夺去秦蕙田的功名。他的父亲因此得以回家,安度余生。
秦蕙田“少承家学,以经术笃行,为江阴杨名时所知。”年幼时就研究、学习礼书。雍正二年(1724)他开始与本地的几位知己,共同收集、探讨各种有关礼经的注释。
乾隆元年,秦蕙田经乡、会试后,获丙辰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是科为今上登极首科,故馆选独多。其名臣如大学士蔡新、尚书秦蕙田……等,名臣皆出其中,可谓盛矣。”他是所选六十七名庶吉士中的一人。乾隆三年,秦蕙田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六年,再次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这一年他39 岁,已经食俸三年三个月,官任翰林院编修。乾隆七年,秦蕙田又出任会试同考官。乾隆八年(1743),授翰林院内阁学士。乾隆九年,乾隆帝驾临翰林院赐宴演乐,御制五律“车壁图书府”字为韵得“东”字音。敕群臣分韵应赋。秦蕙田以学士应赋。
乾隆十年,秦蕙田出任礼部侍郎。父丧,丁忧在家。乾隆十二年,为父守丧期间,开始重读《读礼通考》,使他重温幼时研习礼书的旧业,开始整理昔日收藏的注释,加以完善,增补了《读礼通考》,完成了这部包括各种礼制的著作。乾隆十三年(1748)秦蕙田服阙,官复原职,仍任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调职刑部,出任刑部尚书,兼领工部。第二年,皇帝恩赏秦蕙田加太子太保衔。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任会试主考官。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增补《读礼通考》的基础上,历经三十八年,终于写成了《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书中所言“五礼”系根据《周礼》的说法,所谓“吉礼”是祭祀典礼;“嘉礼”是节日庆典;“宾礼”是宾主之间的礼节;“军礼”是军旅礼节;“凶礼”是天灾人祸(如丧葬类)的哀悼。后来收录在秦蕙田的文集《味经窝类稿》。乾隆二十八年(1763)秦蕙田再次出任会试主考官。
秦蕙田“令西曹最久,遇事沉毅果断,退则闭户著书。所撰《五经通考》凡二百六十二卷,故昆山徐尚书乾学未成之书,岁久佚伪脱辑补缀,历数十年始成而刻之。即卒,谥文恭。”“(秦)蕙田官翰林时,月进札子,原本经术,迨官侍郎。尝举仁和孙灏自代,世服其知人,学者称味经先生,味经(秦)蕙田号也。”秦蕙田家曾享有接待皇帝的荣耀。在无锡惠山秦家拥有一座著名园林,起名“寄畅园”。该园曾作为清圣祖、清高宗两帝的南巡行宫。据《(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十七封赠中记载:“其祖父(秦松龄)以孙(秦)蕙田赠刑部尚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夏,秦蕙田以病乞求退休,没得到皇帝的同意。到这一年秋季再次申请,才得到允许。在返回南方的途中,船行至仓州,秦蕙田卒。乾隆皇帝赐谥号文恭。
据《新齐谐》中传说,乾隆三十九年,秦蕙田作为大司寇时,京师有个无赖儿子韩六,殴打父亲致伤,刑部直隶司官拟斩立决,左右侍郎认为受伤并非致命,意欲不斩。秦蕙田以父子名份攸关,理应正法,决定奉旨依议斩首。临刑,由狱司李怀中监斩。三日后,韩六鬼魂忽然附体在李怀中身上,大声喊叫:“诸位大人业已宽恕我死罪,而你却来斩我,我死也不甘,今天前来索取性命。”闻听后,人们都害怕,不过,认为韩六到死也是个糊涂鬼。然而,李怀中竟然死了。后来人们说:“文恭(秦蕙田)过严,(鬼)畏其气焰,故移祸于(
李)怀中也。”暗示邪不侵正。
据《淡墨录》中“父子先后同门”中记载:“文恭(秦蕙田)为编修时,充壬戌同考官,先石亭公出其门下;后公为刑部尚书,充癸未会试总裁,余又以会试第二人出公门,父子先后同门,亦异事也。向例父之房师,而子又出其门者,应用门下晚生帖,称太老师。有欲认门生者,则以门生与门下晚生两刺并投。而近例禁写门生,抵用光名帖,即门生也,于是以光名刺投。文恭(秦蕙田)曰:‘太老师尊而不亲,仍称老师可也。’时先北路公为涿州牧,领余见文恭(秦蕙田)求训,文恭教以《易》谦卦六爻皆吉,至今佩悔不忘也。”
著有《五礼通考》及关于经学之作为主的《味经窝类稿》文集等。
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禟善,为其府总管。允禟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
乾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浸染暑湿,疟疠时作,奄奄一息,几至瘐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匄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原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
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领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匄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但此辈辗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匄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谥文恭。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於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舆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江苏高邮人。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北宋文学家、词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他十五岁丧父,自幼研习经史兵书。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最初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1086),苏轼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绍圣初(1094),坐元祐党籍,出任杭州通判,又被贬监处州、郴州、横州、雷州等地。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熙宁十一年(1078)作《黄楼赋》,苏轼赞他“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1084)秦观自编诗文集十卷后,苏轼为之作书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称他“有鲍、谢清新之致”。 因秦观屡得名师指点,又常与同道切磋,兼之天赋才情,所以他的文学成就灿然可观。20岁,作《浮山堰赋》。24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
人物生平
秦观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今镇江)各地。秦观一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
秦观生前行踪所至之处,多有遗迹。如浙江杭州的秦观祠,丽水的秦观塑像、淮海先生祠、莺花亭;青田的秦学士祠;湖南郴州三绝碑;广西横县的海棠亭、醉乡亭、淮海堂、淮海书院等。秦观墓在无锡惠山之北粲山上,墓碑上书“秦龙图墓”几个大字。有秦家村、秦家大院以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文游台。熙宁元年(1068),秦观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熙宁十年(1078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次年,他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元祐七年(1091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哲宗元祐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二年(1099),秦观年事已高,身处雷州,自做《挽词》。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至藤州(今广西藤县),游光华亭,秦观口渴想要喝水,等人送水至,他面含微笑地看着,就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