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 ７ ］。 松下宪一尝试确定 “定襄之盛乐”和 “云中之盛乐”各自 的所属地， 认为金陵是按照二都各自的形状构建的［ ５ ８ ］。二是关于冯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讨论永固陵的陵园特点。 宿白首先提出， 墓地和佛寺结合是冯氏墓园的布局特点， 这种做法影响到北朝晚期统治集团的陵墓，甚至影响到北朝以后［ ５ ９ ］。 杨宽［ ６ ０ ］、张庆捷［ ６ １ ］、潘伟斌［ ６ ２ ］等都继承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是讨论永固陵陵园制度的渊源。曹臣明［ ６ ３ ］、村元健一［ ６ ４ ］、王雁卿［ ６ ５ ］、沈睿文［ ６ ６ ］等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永固陵陵寝制度对中原制度和汉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冈村秀典等则以东亚考古学会 １９ ３９年永固陵调查的收集品为中心，研究了方山出土瓦当、塑像、石雕的样式和年代，对思远佛寺的位置、思远佛寺与思燕佛图的关系、永固陵布局对高句丽的影响、与云冈石窟的相
研究１．墓葬文化演变的研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明确的分期研究。如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根据墓葬形制与方向、随葬品、装饰纹样所反映的早晚关系以及与已发表的墓葬资料相对比， 将墓葬分为五个时间段， 第一段为迁都平城之前 （３９ ８年以前） ， 第二段约为迁都平城初期 （３９ ８－ ４ ３９年） ， 第三段约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之后 （４ ３９年） 至太和初年左右， 第四段约为太和初年至迁洛以前， 第五段为迁洛以后， 并对各期段中器物器型、纹饰的演变发展规律和墓葬形制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各期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１ ０ ９ ］。孙危将拓跋鲜卑—北魏墓葬分为五期，其中第四期为力微建都盛乐后至拓跋珪迁都平城前后，第五期为迁都平城后至北魏灭亡， 并对两期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特点进行了归纳［ １ １ ０ ］。另一种方式是对盛乐时代、平城时代的墓葬文化特点分别进行归纳、比较。 乔梁认为盛乐时期的墓葬中，随葬品基本保留着浓厚早期拓跋鲜卑作风的陶器， 形制上以土坑墓多见， 也有形制比较简单的土洞墓； 平城时期的墓葬中， 随葬品种类比较丰富， 除保留有拓跋风格的陶器外， 还出现了中原传统的陶瓷器物和陶俑及模型陶器等，形制上土洞墓占绝大多数， 土坑墓和砖室墓较少； 并由此认为随着统治中心的南移，具有游牧色彩的鲜卑文化因素日趋削弱，盛乐一带的遗存显现着独立的拓跋鲜卑的面貌，迁都平城后统治集团上层已开始汲取和应用源自中原的丧葬习俗，并将游牧文化因素融入其中［ １ １ １ ］。２．墓葬文化渊源的研究宋馨对平城时代墓葬文化的河西渊源相当重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复论证。 她结合司马金龙身世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历史背景，针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 对此墓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再次进行探讨， 指出该墓的陶俑、墓葬结构形式多与关陇以及河西一带十六国以来的传统类似；平城时代的关陇与河西文明经过与一些其他拓跋成员文化因素的融合而形成了北魏本身特有的物质文化，这个特色不但持续在洛阳时期的丧葬习俗之中， 而且影响到北齐、北周甚至隋唐［ １ １ ２ ］。她还依据石窟和造像碑上的供养人画像或浮雕、墓葬内的棺画和陶俑，对平城时期 “鲜卑服”的形式、来源以及与中亚骑马民族服装的关系进行了较详细而具体的分析， 指出鲜卑服早在 ３至 ４世纪已经形成， 拓跋的服装形式受河西一带的影响特别大，而不是源自中亚地区［ １ １ ３ ］。３．墓葬族属的研究王银田从陶器、饰件、殉牲、棺画等墓葬文化特征，判定大同电焊器材厂北魏墓地的墓主人应以拓跋鲜卑人为主， 但并不排除也有因长期接触鲜卑人而已程度不同地鲜卑化了的汉族人， 并与墓葬人骨的人种学研究结果相对应［ １ １ ４ ］。 吴松岩则通过墓志铭文或其他标有文字的遗物，区分出盛乐、平城地区一些鲜卑人、汉族人的墓葬，并通过归纳这些墓葬在葬具、俑及模型明器、金属品、殉牲及骨器、壁画等方面的差别，来辨别其他族属不明墓葬的属性［ １ １ ５ ］。三、 研究现状的特点与问题１．盛乐至平城时代墓葬的年代标尺初步建立，但还不完整，仍需完善。《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依据大同电焊器材厂墓地的 １６７座墓葬提出了五段分期的看法， 第一次为盛乐至平城时代的墓葬树立了一个年代标尺。 在这个标尺中， 对盛乐时代墓葬的分期仅有一期， 过于疏阔。 这可能与墓地本身就缺少较多的盛乐时代墓葬有关， 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盛乐时代墓葬的辨识还很不够， 不能准确把握盛乐时代墓葬的文化特征。因此，目前的这个标尺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框架，面临的难点还很突出。 此外， 这个标尺所依据的墓葬没有一座纪年墓， 尚需利用新出土的纪年考古资料加以校正。２．探讨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 “源”是研究者最常采用的思路，但还需更加全面和深入。关于平城地区墓葬文化的渊源， 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四个方面：一是早期拓跋鲜卑的文化因素；二是汉晋中原文化传统， 特别是经历了十六国承袭并洗礼的关陇与河西文明；三是南朝文化因素；四是西域外来文明。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拓跋鲜卑达到匈奴故地后， 其早期文化因素只成为其文化继续发展的一部分，来自其他部族或民族的新因素不断增加，影响不断增强。 因此， 作为平城文化主源的盛乐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早期拓跋文化因素， 而是具有相当的学 术 论 坛42 文物世界 wwsj 2009.6复杂性。 北魏建都平城后，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平城文化显示出多地区文化因素集聚的现象，这其中除了关陇、河西、南朝、西域文化因素外，东北地区文化因素的注入也很重要，而目前对后者的探讨明显不足。 对平城地区墓葬文化渊源的组成、作用及相互影响的认识越深刻、全面， 就能更好地理解北魏墓葬文化向 “晋制”复归的历史现象和洛阳时代墓葬文化产生的动因。３．对平城地区墓葬文化 “流”的研究，集中于按时间早晚进行的纵向比较，按空间不同进行的横向比较有待重视。纵向角度的研究， 一般讨论平城地区北魏早、中期墓葬文化对北魏晚期， 以至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墓葬文化的影响。 随着平城时代墓葬的日益积累， 除了平城地区， 其他地区的同期墓葬也应当引起注意。 加强平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横向比较， 有助于全面把握平城时代墓葬文化的面貌，透过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文化辐射的影响力了解主流文化扩展的过程。［ １］王凯 《北魏盛乐时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２］李凭 《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 ００年。［ ３］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１９ ７ ８年第 ７期；刘绪 《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山西省博物馆八十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 ９ ９年。［ ４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胡平、解廷琦、焦强 《大同思远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斐然》，《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１日第 ２版。［ ５］李逸友 《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通讯》１９ ５６年第 ２期； 李逸友 《关于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文物情况的补正》，《考古通讯》１９ ５７年第 １期；李逸友 《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 ６４年。［ ６］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１９ ６２年第 ２期。［ ７ ］内蒙古博物馆 郭素新 《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１９ ７ ７年第 ５期。［ ８ ］原平 《鲜卑金饰牌及篦纹陶罐》，《呼和浩特文物》总第一期，１９ ８７年。［ ９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县文化馆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 ３期，１９ ８４年。［ １０］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和林格尔西沟子村北魏墓》，《文物》１９ ９ ２年第 ８期。［ １１］王大方 《内蒙古首次发现北魏大型砖室壁画墓》，《中国文物报》１９ ９ ３年 １１月 ２８日 第 １版； 苏俊、王大方、刘幻真 《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壁画墓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１９ ９ ３年 １１月 ２８日第 ３版；刘瑞娥、朱家龙 《鸡鸣驿北魏壁画墓清理随想》，《呼和浩特文物》 总第 ４期，１９ ９ ９年。［ １２］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北魏墓清理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１３］［ １４ ］［ １５］［ １７ ］张海斌 《包头市鲜卑墓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第九章，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１６］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包头固阳县发现北魏墓群》，《考古》１９ ８７年第 １期。［ １８］陆思贤 《巴图湾水库区的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１９ ８１年。［ １９ ］崔利明、郝晓菲、魏坚 《兴和县叭沟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第六章。［ ２０］王新宇、魏坚 《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第七章。［ ２１］曹建恩、魏坚 《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第八章。［ ２２］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１９ ７ ２年第 ３期。［ ２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１９ ９ ２年第 ８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对编年、永固陵与云冈石窟造营者的关系、 来自西方样式和南朝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６ ７ ］。（二） 墓葬形制黄河舟认为，北魏建国后，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墓葬形制上一仿西晋旧制，大量流行方形直壁墓，但也揉进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穹庐” 形毡帐在墓葬建筑上得到反映，形成了弧方形墓［ ６ ８ ］。 王雁卿将北魏平城墓葬形制分为四种：长方形 （或梯形） 竖穴土坑墓、长方形 （或梯形） 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方形斜坡底墓道土洞墓、长方形斜坡底墓道砖室墓；并认为其发展顺序是：早期延续拓跋鲜卑民族的固有葬俗，以梯形竖穴土坑墓为主， 并已流行汉人的长方形竖井或斜坡墓道土洞墓，但有所改变，墓室平面保持固有的传统呈梯形；到 ４世纪中期，由于长安、凉州等地人口大量迁入，带来新的葬俗，逐渐形成以长墓道、带天井、过洞、甬道，砖砌单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向外凸呈弧线形，顶部为四角攒尖顶为主的墓葬形制，并延续到后世［ ６ ９ ］。（三） 墓葬图像本时期墓葬图像包括墓葬壁画、石椁壁画、漆棺或彩棺画、屏风漆画、石刻图案等。１．关于图像题材及源流的研究高峰、 赵亚春将北魏平城墓葬绘画的内容分为八大类： 家居宴饮，伎乐百戏，牛车鞍马，出行卤簿，狩猎，天象，门吏图以及忍冬纹、联珠纹等装饰图案，认为这批资料以现实生活风俗为题材， 总体风格既有稚拙纯朴鲜卑民族粗犷的美感， 又显汉晋时期的遗风，同时又融入中西亚佛教装饰题材，是北魏平城时期特有的绘画模式［ ７ ０ ］。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现后， 高峰又在北魏平城墓葬绘画的内容中增加了伏羲、女娲神话题材和野宴图两大类［ ７ １ ］。张庆捷在探研山西出土北魏墓葬壁画（时代都在迁洛之前） 位置、布局、内容与组合的基础上，放到汉至北齐这样的长时段中考察其绘画方法、 艺术特色及源流［ ７ ２ ］。 李梅田认为云代地区的北魏早中期墓葬壁画，主要沿用了汉墓画像的题材，尤其作为墓室画像主体的墓主形象， 从构图方式上可清晰看到其学 术 论 坛40 文物世界 wwsj 2009.6渊源于中原汉墓的迹象［ ７ ３ ］。 韩小囡指出随着北魏对河西、东北地区的征服， 墓葬装饰吸收了这两个地区保留下来的汉魏传统， 产生了盛乐、平城附近的早期北朝壁画墓， 既有东北地区流行的墓主坐帐像、鞍马和牛车出行图、门卒侍从像、四神等，也有河西地区的狩猎、奏乐图等， 还处于一个广泛接受的时期， 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定性选择和进一步的创造［ ７ ４ ］。 林圣智对平城时期墓葬图像与佛教图像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这时期的墓葬中吸收了佛教天人或护法神像，将之与神仙图像并置，或具备佛教信仰的意义［ ７ ５ ］。２．对单件随葬品上所绘图像的研究王泷［ ７ ６ ］、韩孔乐［ ７ ７ ］、孙机［ ７ ８ ］、罗丰［ ７ ９ ］、杨明［ ８ ０ ］、苏哲［ ８ １ ］等对固原北魏漆棺画进行了研究。 其中孙机认为漆棺画上可以明显觉察到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时代气息； 罗丰对固原漆棺画中所见的波斯风格进行了探讨。志工［ ８ ２ ］、杨泓［ ８ ３ ］、康乐［ ８ ４ ］、古田真一［ ８ ５ ］、苏哲［ ８ ６ ］、谢振发［ ８ ７ ］、张丽［ ８ ８ ］、扬之水［ ８ ９ ］等对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进行了研究。 其中志工认为屏风漆画与 《女史箴图卷》、 《列女图卷》的内容和风格相似；杨泓通过对屏风漆画的探讨，指出北魏文化所受到的南方吴晋文化的影响；古田真一推断这套漆画屏风是根据南朝漆画资料如南朝屏风画稿，在南朝逃亡贵族的指导下， 在北朝忠实体现了南朝风格的作品；苏哲推定其制作地点在首都平城附近，画像的作者可能与 “平齐民”出身的画家有关；谢振发在全面考释漆画和题辞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五块漆画板的排列组成、屏风的图像， 认为它很可能是司马金龙生前置于座右以标示门风庭训的。张志忠、邹清泉等对宋绍祖墓石椁壁画进行了研究。 前者认为宋绍祖墓石椁壁画北壁正中的两位奏乐人物应为嵇康和阮咸，说明南方流行的竹林七贤题材已经影响到北方地区，但原来所具有的情节和人物个体意义已经被淡化［ ９ ０ ］。 后者认为宋绍祖墓石椁壁画的竹林七贤或高士题材后来没有在北魏发展起来， 而是为孝子画像所取代， 主要应归因于文明太后擅权所最终导致的北魏中晚期孝风的骤盛以及后宫权力斗争对 “孝”的需要［ ９ １ ］。（四） 随葬品１．陶俑杨泓通过对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司马金龙墓俑群的分析， 率先指出北魏平城地区， 以至呼和浩特一带，在葬俗中都已间接受到西晋俑制的影响，表明在孝文帝改制以前，拓跋鲜卑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其埋葬制度已由鲜卑习俗为主，逐渐转向接受汉晋埋葬制度的许多内容， 随葬俑群正是其中较明显的一例［ ９ ２ ］。 王雁卿［ ９ ３ ］、刘俊喜［ ９ ４ ］、张志忠［ ９ ５ ］等对大同北魏墓葬出土俑群的研究， 均继承和发展了杨泓的上述观点。 此外， 郑如珀通过比较司马金龙墓与东魏李希宗墓中陪葬俑的排列方式， 揭示了其在塑造墓主人身份方式上的明显变化［ ９ ６ ］； 小林仁对北魏平城时期新的镇墓兽组合进行了探讨， 指出其最大的特点是人面镇墓兽的出现， 反映了胡汉文化融合的史实［ ９ ７ ］；张志忠对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陶牛车模型、乐舞俑、胡俑的渊源进行了探析，认为平城地区早在太和元年就已出现与南朝相近的卤簿之制［ ９ ８ ］， 平城乐舞中含有浓重的西域乐舞成分［ ９ ９ ］， 胡俑是中亚地区粟特人的象征［ １ ０ ０ ］。２．葬具巫鸿认为， 宋绍祖墓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出土石椁的原型是四川出土的东汉石椁， 与北方地区盛行的道教传统有关，以此追求死后长生［ １ ０ １ ］。张志忠指出， 宋绍祖墓室内构筑石椁， 椁外雕饰铺首衔环，椁内置石棺床，不使用木质葬具，尸体直接陈放于石棺床上等，是同时期已知墓葬中没有的新迹象，直接或间接地对北周、 北齐以及隋唐时期的埋葬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１ ０ ２ ］。３．陶、瓷器王雁卿等分析了北魏陶器的装饰纹样， 认为北魏时代暗纹的特点是呈几何状有规律地、 多层次地密布于器表，其中通体竖状暗纹、网状暗纹出现要早一些，迁洛前后，陶器肩部开始流行横向磨光；并认为忍冬花纹带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 其出现影响了以后各代装饰纹样， 确立了植物纹装饰的基调析，认为它们烧成于北魏中期，应该产自南方［ １ ０ ４ ］。［ １ ０ ３ ］。 李树云对大同北魏墓出土的瓷器进行了分４ ．反映外来文化因素的出土器物郭物对固原漆棺画墓出土的透雕铜饰和铺首上的 “一人双兽”母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一母题可能源自大夏地区，北魏追慕 “嚈哒”生活的一些贵族受其影响而在墓葬棺饰中表现出来［ １ ０ ５ ］。安家瑶、王银田等对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玻璃器或银器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 １ ０ ６ ］。５．墓葬铭记殷宪对北魏早期平城墓石的名称、形制、铭文体学 术 论 坛41 文物世界 wwsj 2009.6例、墓铭书迹及其与东晋南朝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１ ０ ７ ］。 张志忠、张铭心等探讨了北魏平城出土的墓铭砖或碑形墓志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或关中地区的源流关系［ １ ０ ８ ］。（五） 包括墓葬形制、图像、随葬品等多方面的综合（４ ８ ４年） 司马金龙夫妇墓［ ２ ２ ］、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 ２ ３ ］、齐家坡北魏墓［ ２ ４ ］、金属镁厂北魏墓群［ ２ ５ ］、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 ２ ６ ］、智家堡北魏棺板画墓［ ２ ７ ］、雁北［ ２ ８］（其中 Ｍ５即是太和元年宋绍祖墓［ ２ ９ ］） 、七里村北魏墓群［ ３ ０ ］、迎宾大道北魏墓群［ ３ １ ］、太延元年 （４ ３５年） 沙岭北魏壁画墓［ ３ ２ ］，大同县湖东北魏一号墓［ ３ ３ ］、国营粮食原种场北魏墓群［ ３ ４ ］，怀仁县七里寨村北魏丹阳王墓［ ３ ５ ］，阳高县下深井北魏墓［ ３ ６ ］，太原市西南郊寨沟村北魏墓 Ｍ１３［ ３ ７ ］等。师院北魏墓群（二） 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地区龙城即今辽宁朝阳。 已公布的墓葬资料包括朝阳市西上台刘贤墓［ ３ ８ ］、西大营子北魏墓［ ３ ９ ］、西上台珍珠岩厂北魏砖室墓 Ｍ１和 Ｍ２［ ４ ０］、南大沟北魏石椁［ ４ １ ］、 凌河机械厂皇兴二年 （４ ６８年）（８ ７ ＣＬ Ｍ１ ） 、８７ ＣＬ Ｍ２、８ ８ ＣＬ Ｍ１、８８ ＣＬ Ｍ２［ ４ ２ ］、 朝阳 工程机械厂北魏墓群［ ４ ３ ］、东风朝阳柴油机公司职工住宅楼北魏墓群［ ４ ４］、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居民区北魏墓群［ ４ ５ ］、养路费征稽处北魏墓［ ４ ６ ］，以及朝阳县柳城镇腰而营子村小湾地北魏一号、二号墓［ ４ ７ ］等。墓张略墓（三） 关陇地区已公布的墓葬资料包括今陕西省境内咸阳机场陵照导航台基建工地北魏墓 Ｍ１１［ ４ ８ ］， 西安北郊经济北魏盛乐时代至平城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倪润安学 术 论 坛39 文物世界 wwsj 2009.6技术开发区顶益制面厂北魏墓群［ ４ ９ ］， 咸阳市文林路北陕西省邮电学校北魏墓群［ ５ ０ ］， 以及宁夏境内的固原北魏漆棺画墓［ ５ １ ］，吴忠市北郊北魏墓群［ ５ ２ ］等。（四） 河北中北部 （含北京） 地区已公布的墓葬资料包括河北临城县南孟村北魏墓［ ５ ３ ］，北京市房山区岩上墓葬区皇兴三年 （４ ６９年）黄鉴墓、太和十一年 （４ ８ ７年） 黄氏墓［ ５ ４ ］等。（五） 洛阳地区已公布的墓葬资料包括太和十二年 （４ ８８年） 洛阳春都集团饮料厂董富妻郭氏墓［ ５ ５ ］。（六） 江淮地区已公布的墓葬资料包括安徽和县鱼网村北魏明元帝泰常元年 （４ １６年） 砖室墓［ ５ ６ ］。该墓虽然出土模印 “泰常元年”字样的铭文砖，但实际上是一座东晋末年文化风格的墓葬。 其形制为凸形券顶单室砖墓，出土五铢钱、铜镜、银戒指、瓷罐、瓷盆、瓷钵、瓷盘、瓷碗、陶仓、陶磨、陶罐、陶盆、陶碟、陶杯、陶碗、陶犀、陶狗、陶猪、陶鸡、陶鸽等随葬品，花纹砖上模印四出叶脉线纹、对称三角纹和对称半圆纹。 据 《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元年及此前，北魏从未攻占到江淮地区，但有东晋宗室或官员迫于刘裕将要篡位的形势而前来归降的记录，因此鱼网村墓应是未及到达北方便已死亡的东晋来降者的墓葬。二、 研究成果从盛乐时代到平城时代拓跋鲜卑墓葬和北魏早、中期墓葬的研究，涉及陵寝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多个方面。（一） 陵寝制度一是对北魏金陵陵地制度的讨论。 谢宝富推测金陵内帝后陵墓相当集中、邻近， 有可能在一个总的陵园里， 各陵墓不再设独自 的墓园和寝庙， 因此也无分别的陵名，其葬地制度当与汉族传统礼制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