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杰出诗人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四川遂宁人。因故乡四川遂宁城郊有一座孤绝秀美的小山，形如船，名船山，便自号船山，也称“老船”，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后辞官寓居苏州虎邱山塘。晚年遨游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
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
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广麻城之孝感乡，明洪武中迁蜀，著籍遂宁。其高祖张鹏翮（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传；曾祖张懋诚（1667—1737），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1694—1757），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1721—1797），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张顾鉴有三子，即问安、问陶、问莱；有二女，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骧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张问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治今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自幼随父宦游均州、荆州、黄州、汉阳。乾隆四十三年（1778），父升云南开化知府，问陶随母及全家留汉阳。不久其父因荆门“失出”案发受牵连去职，家产赔累殆尽，住房也为豪吏所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贷，“恒数日不举火”。
才华横溢
问陶自幼受家庭熏陶，在其父直接教导下，与兄问安、弟问莱发愤攻读。其嫂陈慧殊，工诗，时称“女翰林”。问陶饱览群书，博研名画，勤学苦练，少年时即崭露才华，被目为“青莲再世”。十五岁时写《壮志》一诗抒怀：“……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少年壮志，气概不凡。虽家中生活窘困，仍顽强坚持学习，“布衣不合饥寒死，一寸雄心敌万夫”。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问陶年二十岁，在京与四川涪陵周兴岱（号东屏，时任赞善官）之长女结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亲，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与小女留涪陵娘家。问陶回遂宁写诗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这时，其家境更为困顿，有时竟到“仅求衣食亦无缘”的地步。是年秋，问陶与兄问安去成都参加乡试。因问陶所写诗歌传抄者众，诗名大噪，成都盐茶道林儁（号西厓）爱慕其文才，将其女林韵徵（名颀，号佩环）许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在盐茶道署成婚，其家里因此出现了世界诗坛罕见的“三兄弟三妯娌诗人”，即张问陶及其兄问安、弟问莱、嫂陈慧殊、妻林韵徵、弟妇杨古雪均是诗人。
官场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问陶又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宁小住，岁末去北京。这期间他吟兴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诗，或凭吊古迹，或流连风景，寄词壮采，显示出卓绝的才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间写诗最多，几乎每日一首或几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韫玉、洪亮吉等名士与问陶结交，对他的诗非常佩服。五十八年（1793）三月，授翰林院检讨。五十九年，写《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反映了问陶的诗歌风格和理论体系。
嘉庆二年（1797）秋，在家丁父犹。这期间，他往来于遂宁、成都、北京，目睹现实，写诗揭露，如《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纵横随处有”、“焦土连云万骨枯”的句子，对官吏们掠夺人民的暴行，以及“万骨枯”社会的悲凉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庆五年（1800）八月，分校顺天乡试，翌年奉派教习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顺天乡试。嘉庆十年（1805）九月，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奉派巡视北京南城。嘉庆十四年（1809）春，充会试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验封司郎中。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出任山东莱州知府。问陶赴任后，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他为官清正廉明，审理案件及时，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断案所下判词，简切透辟，后人奉为典范，曾多次编选印行。莱州辖区掖县、即墨两县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潍、胶五州县遭严重水灾，村落萧条，民生困苦，问陶面对这般现实，痛如切肤。他乃具报请予减免缓交税租，并发放积谷，以赈济饥民。为此事，与上官意见不合，见为民请命，难有作为，郁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以病辞官，行前，他系念莱州歉收，民有饥馑，便将己之历年积蓄捐谷七百石赈济七邑饥民。他上辞呈后曾写诗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弹，非才早愧不胜官。云衣久已轻如叶，虎背抽身也不难。”离莱州时，又写诗自白：“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愤懑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诗中写道：“天意苍茫地苦贫，救荒无策愧临民，辞官也作飘零计，忏尔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于民了。到吴门时，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号“药庵退守”。其寓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附近，邻白居易祠，遂名为“乐天天随邻屋”。写有《题乐天天随邻屋》诗，有句云：“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喻诗”，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著名文史学者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修订再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张船山书画年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1期）、《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201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2012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甚详。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2013年摄制播放了巴山蜀水之城市故事《神断张问陶》，对张问陶进行了全面评价。
艺术成就
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精深，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诗作5000余首，今存3500余首，表现了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对于诗歌创作，他主张抒写性情，强调独创，反对摹拟。诗作多描写日常生活。作品较好的是一些纪游、写景、题画之作，如《嘉定舟中》、《泸州》、《瞿塘峡》、《巫峡同亥白兄作》、《下新滩》、《空□峡》、《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等。亦间有反映白莲教起义和清军腐朽的作品，如《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乡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诗风清新自然，以七绝最胜，但有一部分诗篇情调沉郁。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包括补遗）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2000年重印。这是目前最完备、最通行的张船山诗集。著名文史专家胡传淮著有《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修订再版）、主编有《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2012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成镜深、胡传淮等编有《船山诗草全注》（180万字，2010年巴蜀书社出版），有助于张问陶研究。
清人评论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以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复出”。书师米芾，险劲放野，别具一格。其画，近似徐青藤（徐渭），不经意处，皆有天然，尤善画猿、马、鹰、鸟等，“墨猴”画技艺尤精。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芍药》扇等。杨守敬说其：“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张问陶是乾嘉诗坛泰斗、清中叶诗冠、三百年来第一人。
张问陶弟子有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等，合称“张门三才子”，受张问陶影响巨大。
张问陶的绘画亦集明四大画家（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之技艺精华而挥笔自如、线条流畅，工笔精湛、韵味宏厚，技艺一绝、别具风格。画山——险峻陡峭。画树——枝粗叶茂。画面清爽，工笔水墨相间，图纹转折如行云流水，图文并茂。如《深山隐居图》。
著作刊行
清三家绝句
明治初年，日本诗坛领袖森春涛将张船山、陈碧城、郭频伽的绝句选编成《清三家绝句》，小野湖山《序》曰：“春涛森翁所选三家绝句，三家为谁？曰张船山，曰陈碧城，曰郭频伽，皆近世巨匠。”张船山在日本诗界由“名家”一跃而为“巨匠”。《清三家绝句》为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春涛手钞，其子森槐南校。《清三家绝句》中，选张船山绝句165首、陈碧城绝句200首、郭频伽绝句174首，总计539首。1878年刊刻，日本茉莉诗店刻。
张船山诗草
船山诗价重鸡林，日本、朝鲜来京师求其诗者，络绎不绝，在东南亚影响甚巨。日本嘉永元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和刻本《张船山诗草》，全套七册，16开，线装，此为日本所见的早期船山诗刻本，和纸刻印精美，带藏书印。
船山思想
诗学主张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反对模拟：“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隖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赋》）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隖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隖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隖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为了弘扬问陶诗风，四川省蓬溪县成立了问陶诗社，有会员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问陶新韵》。
名家评论
袁枚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答张船山太史书》云：“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来信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盘盘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荐，才与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袁枚视船山为生平“第一”知己，可见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吴锡麒
清代著名学者吴锡麒（1746－1818）《哭张船山》云：“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更生才？”“余在都下，与张船山侍御为莫逆交。读其诗，如龙跳虎卧，令人色然而骇。……船山雄于诗者也。”
洪亮吉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云：“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谪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
朱文治
清代诗人朱文治（1760－1845）《书船山纪年诗后》：“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朱氏认为船山诗超过了创作有游戏之嫌的随园（即袁枚）。
朴齐家
船山诗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四海骚人，靡不倾仰”，在国外也影响巨大，“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韩国文学家朴齐家（1750－1895）在罗聘罗聘（扬州八怪之一）寓所见到船山诗一卷，爱不释手，并投诗船山云：“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间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诗中将张船山类比为文昌，可见评价之高。船山和云：“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从此不防焚剩草，郁陵岛上有遗篇。”船山从弟张问彤（1768－1832）在《秋怀船山》一诗中亦云：“狂得时人骂，诗从外国知。”可见，在乾嘉时期船山诗已流播海外了。
张维屏
清诗人张维屏（1780－1859）云：“船山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声大如钟镛，或味爽如松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
李元度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张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定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育殆遍。……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
孙桐生
清代学者孙桐生（1824－1908）云：“（船山）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论蜀诗绝句》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哂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强调蜀中文苑自从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没有出现张船山这样杰出的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重要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揆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近人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固李太白、苏东坡、虞伯生、杨升庵之后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 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铨、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铨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学者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船山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清史文载
张问陶，字仲冶，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於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於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国民革命军将领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
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
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囚禁生活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11]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恢复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国画大家张大千
张大千，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899年5月10日，生于四川内江。父怀忠，母曾氏友贞，兄弟十人，另有一姐。行八，乳名小八，名正权，又名权。
1904年，从姐琼枝识字，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905年，从四哥文修习字，读《千家诗》。
1907年，随姐从母习画，母曾氏善绘民间剪纸花卉。1911年9月就读内江天主教福音学校（华美初等小学）。1914年，就读重庆求精中学，后转江津中学。
青年时期
1916年暑假与同学徒步返内江，途中遭匪徒绑架，迫为师爷，经百日才脱离匪穴。冬，与表姐谢舜华定亲。
1917年东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其二哥张善子也在日本。
1919年完成学业，由日本返沪。秋，拜上海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曾熙为其取艺名爰，字季爰。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鸣惊人，自此以卖画为生。
念未婚妻谢舜华去世，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师事住持逸琳法师，法名大千。三月后还俗。
1920年返川与曾正蓉完婚。婚后赴沪。同年9月12日，李瑞清病故，享年54岁。作《次回先生诗意图》，署名啼鹃。啼鹃是张大千早年署名之一。
1921年借寓上海李薇庄宅。与李秋君定交。秋君名祖云，别号瓯湘馆主。在三师叔（李筠庵）的影响下，开始临仿石涛画迹，仿石涛册页一开，瞒过前辈画师黄宾虹。
1922年作北魏《张玄墓志》集联，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凡数十联。
1923年张怀忠夫妇率家人由内江迁居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与王个簃定交。
1924年善孖奉调入京，任总统府咨议。随兄弟初次入京，与汪慎生定交。仿作金冬心、石涛、八大、渐江扇面四帧赠汪慎生。父张怀忠病逝松江。秋，应邀参加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结识常州词人谢玉芩、上海画家郑曼青，并与谢玉芩结为知友。
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首次画展，由李秋君主持。展品100幅，每幅20大洋，购画者一律编号抽签取画。
1926年应周梦公之嘱，为其妾素兰作白描像署名啼鹃。1926年3月21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张季蝯卖画》启示。仲夏，在曾熙家结识温州籍篆刻家方介堪。
1927年临曾熙所藏《石涛小像》，曾师为之题跋。应张群函购，先后仿作石涛、金冬心笔意山水扇面两帧。参加“寒之友”画会，会友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黄宾虹等。秋，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汉城游金刚山。与韩国姑娘池春红定情。
1928年与善孖、马骀、俞剑华、黄宾虹诸人组织“烂漫社”，刊行《烂漫画集》。5月，与善孖、郎静山等人倡建“黄社”。二赴北平，与余叔岩结识。在陈半丁家中，结识旧王孙兼书画名家溥心畲。冬，池春红来信，作长诗《春娘曲》，并赴汉城相会。
1929年从汉城返沪。《蜀中三张画册》出版（三张者，张善孖、张大千及九弟张君绶）。被聘全国美展干事会员，与叶恭绰定交，同时结识徐悲鸿。出席全国第一届美展，作三十自画像，遍征上海名家题咏。
1930年与善孖合作《十二金钗》，曾熙提款。夏，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张大千大风堂收藏的《大涤子山水册》三册；中华书局出版《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秋，参加“天马会”第八次美展。曾熙病故享年70岁。
1931年扶曾师灵柩归葬衡阳。
1932年与善孖、黄宾虹、谢玉芩等人同游浦东顾氏园观桃。黄宾虹作《平远山水图》及诗八首相赠。与叶恭绰、吴湖帆同游苏州，组织成立“正社书画会”。移居苏州网师园。
1933年春节，邀章太炎、叶恭绰、陈石遗、李印泉等前辈欢聚网师园。徐悲鸿组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赴法展出，内有张大千所作《金荷》一幅，被法国政府收购。
1934年与善孖北上。客居听鹂馆，馆内有“蝴蝶会”之举，与会者有王梦白、于非闇、何亚农、汤尔和等人。9月9日，中山公园举办“正社画展”，内有他的作品40件。与善孖同游华山。张善孖，叶恭绰加入“正社”。冬，纳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艺名花秀舫）为三夫人。
1935年应徐悲鸿之聘，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南京举办“张大千画展”。与徐悲鸿、谢稚柳及中大艺术科学生同上黄山。母曾友贞病逝郎溪。“张大千、方介堪、于非闇书画篆刻联展”在北平举行。《张大千画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济贫合作画展”在北平展出。
1936年首次在英国伯灵顿美术馆举行个展。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任审查委员。与谢稚柳、于非闇、黄君壁、方介堪同游雁荡山，合作《雁荡山色图》，方介堪刻“东西南北人”印。七·七卢沟桥事变，困居北平。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中年时期
1938年驻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氏推诿不从，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1939年邀黄君壁、张目寒同游剑门。在青城上收龙国屏（龙治）为入室弟子。为张目寒作《蜀山秦树图卷》。应黄君壁之邀同游峨眉，作《峨眉金顶合掌图》赠君壁。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画展。
1940年与赵望云相识于成都。拟赴敦煌，行至广元，兄善孖病逝重庆，赴重庆奔丧。
1941年在重庆举办画展。先后出席成都“黄君壁画展”、“关山月画展”开幕式，并重金订购画作，以示祝贺。携杨宛君、张心智北上兰州。敦煌途中，结识陇中画家范振绪。在范振绪陪同下抵达敦煌，留敦煌临摹壁画。在其临摹壁画期间，对多处壁画进行剥损，造成无以复加的灾害。为莫高窟编号。访榆林窟，临摹壁画，年底离榆林窟，赴青海西宁。
1942年率心智赴塔尔寺访藏画师，请教大幅画布制作工艺。携带五名藏画师返敦煌继续临摹壁画。与西北文物考察团王子云等人相识。致函谢稚柳前来相助。岁末与谢稚柳及子侄门人离莫高窟赴千佛洞考察，并为之编号。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筹委会主任常书鸿抵达敦煌。5月1日，离莫高窟赴榆林窟，在榆林窟临摹月余。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11月，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前后历时两年七月。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展品44幅。“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展出。
1945年率李复赴大足、资阳、简阳考察石刻艺术。叶浅予夫妇借居昭觉寺，叶氏向张大千请教中国画。作丈二匹《荷花》通景大屏及《西园雅集》。在成都举办近作展。冬，取消赴新建考察石窟之行，改道北平，与于非闇举办联合画展。
1946年以巨资购得《江堤晚景图》，宋人《溪山无尽图》，宋张即之《杜律二首》等历代名人字画。溥心畲、谢稚柳、吴湖帆先后为无款《江堤晚景图》题跋。三上峨眉，作丈二匹山水《峨眉三顶》、《长寿山势图》赴沪举办“张大千画展”。岁末由沪赴平，作《九歌图卷》、《文会图》等。以《四季花卉》、《墨笔山水》先后参加赛那奇博物馆、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画展览”。
194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在上海彩印出版。“大风堂门人画展”在上海展出。《张大千画作展》在上海展出。与杨孝慈同游西康，写生多幅，并作《西康游记》纪游诗12首。在成都举办“康巴西游纪行画展”。《西康游屐》、《大千居士近作》相继在上海出版。
1948年在沪举办画展，展品多系工笔重彩。编印《大风堂同门录》。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发难，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千佛洞壁画。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西北日报》以《张大千何如人也》为题，披露常书鸿、窦景桩（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为张大千辩诬声明与讲话。偕四夫人徐雯波赴港，举办画展。
1949年，张大千被蒋介石政权接到台湾，已丑，51岁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应印度美术学会邀请拟赴印画展，并顺道考察阿坚塔壁画。10月，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1949年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
1950年由港赴印，在新德里举办画展。考察临摹阿坚塔壁画。旅居大吉岭年余，诗画创作颇丰。
1951年在港举办画展。赴台旅游，由台静农陪同至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藏品。由台赴日本东京会友。
1952年远游阿根廷。5月，返回香港。筹划移居南美。为筹措旅费，由徐伯郊牵线，与郑振铎联系，向大陆出售《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宋人册页等名画。徐悲鸿、叶浅予联名致信劝回大陆，婉辞。迁居阿根廷首都近郊曼多洒，受到阿总统贝隆及夫人接见。
1954年迁居巴西圣保罗市。赴港举办画展，展品中有《美国尼加拉瀑布图》，甚得观众赞赏。赠画12幅给巴黎市政厅收藏。
1955年巴西圣保罗八德园建成并命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日本东京出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巴黎罗佛尔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出席画展。夫人曾正蓉、杨宛君向四川博物馆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百余幅及张大千书画印章80方。
1956年于东京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萨尔馆长观后邀张氏赴巴黎展出。6月，巴黎赛那奇博物馆展出临摹敦煌壁画，7月，在该馆东画廊举办“张大千近作展”，展品30幅。与毕加索会晤，在法国尼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观画谈艺，互赠作品。西方报纸将这次会晤誉为“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首次旅欧，观赏西方艺术和山川风光。在巴黎期间，会见常玉、赵无极、潘玉良等华裔艺术家。
1957年患目疾，回八德园静养，服药疗疾之余，仍挥笔题诗作画，细笔改粗笔，力图变法。为张群影印出版《石涛十二通景屏》作序。巴黎展出《秋海棠》，荣获纽约“国际艺术协会”金奖，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在圣保罗市举办画展，威震巴西。
老年时期
1958年纽约国际艺术学会以其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一画选为“当代伟大画家”，获金牌奖。
1959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张大千先生国画展”，主要展品为临摹敦煌壁画。作《故宫名画读书记》。赴法旅欧。法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永久性“中国画展览”，以作品12幅参加开幕展。
1960年在八德园作《六十二岁自画像》寄赠港友高岭梅。4月，游台湾横贯公路。7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李霖灿之求，绘敦煌历代佛手。9月应邀赴巴黎、布鲁塞尔、雅典举行巡回画展。在巴黎为郭有守狂涂册页12幅。返八德园作《蜀楚胜迹》12幅，均为老年泼墨变法之滥觞。
1961年日内瓦画展。赴日参加“郎静山摄影展”。新作巨幅《荷花》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特展，纽约现代博物馆购藏。圣保罗近作展。继续创作《瀑布》，《罗浮飞云顶晓日》等泼墨山水。
1962年赴巴黎，下榻郭有守家，作通景屏《青城山全图》。赴东京，下榻偕乐园，作丈二匹巨幅《瑞士风景》。此二幅均为巨幅泼墨山水。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欠缺一些意境，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夏，台北历史博物馆再次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出《四天下》泥金、泼墨巨幅山水新作。游日本横滨。香港大会堂落成，香港博物馆主办“张大千画展”，为大会堂揭幕首展。《张大千画谱》（高岭梅编）在香港出版。12月，在八德园以泼彩法试作《观泉图》。
1963年“张大千画展”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展出。六屏巨幅通景《荷花》在纽约画展中被美国《读者文摘》以14万美金高价收购。
1964年曼谷、科隆画展。回台北访张学良，谒阳明山溥心畲、赵守钰墓。以泼墨泼彩法作《幽谷图》，自谓“这样画可因势利导，取其自然，得其天趣”。
1965年在伦敦举办画展。作大泼墨山水《山园骤雨》、《秋山图》。自谓“这主要是从唐代王洽、宋代米、梁楷的泼墨法发展出来。只是吸收了西洋画的一点儿明暗处理手法而已”。
1966年在圣保罗、香港举办画展。赴香港访友。据门人林建同说，此次香港之行，甚有启发，其后“作风大变，泼墨泼彩，大行其道”。
1967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博物馆，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先后举办张氏近作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近作展。为张群八十初度精心绘制四屏通景《蜀中四天下》图，又为张目寒六十八寿辰绘制山水人物图。是年泼彩作品甚多，有《朝暾》、《雨过岚新》、《山雨欲来》。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张大千画集》。
晚年时期
1968年，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芝加哥毛里美术馆、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分别举办张大千画展。在史丹福大学讲演中国画艺术。返台，接受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采访月余，谢以口述体撰写《张大千世界》，4月，由该报出版发行。四五月间为贺张群八十寿辰，积十日之功精心绘制《长江万里图》，7月，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长江万里图特展”。11月，以敦煌壁画摹本62幅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馆。
1969年赴旧金山治眼疾，与旅美老友侯北人、张孟休等度春节。返八德园作《杏花春雨图》赠侯北人；《泼彩青绿雪景》赠张孟休。黄君壁访八德园。由巴西迁美国卡米尔城“可以居”。洛杉矶考威美术馆展。纽约文化中心展。纽约圣约翰大学展，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再展。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现展。
1970年目疾加重。结识台湾京剧团演员李金棠、吴兆南、郭小庄、李东原，分别赠书画。自订《张大千鬻画值例》。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再展。
1972年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手术成功。美国洛杉矶安克鲁画廊展，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展出1928-1970年间的代表作品54幅，撰《回顾展自序》。
1973年，与旅美老友王天循共度元旦、春节。洛杉矶恩克伦美术馆近作展。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捐赠历年创作108幅，颁赠纪念状，并举办“张大千先生创作国画回顾展”（即40年回顾展）。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画集》。
197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台北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民族协会”共同主持东京中央美术馆“张大千画展”。应美国旧金山版画制作中心之约，创作了两套石版画，被提名为“驰名世界的张大千”和“张大千形象”。作根雕假山、八面观音赠大陆篆刻家陈巨来。
1975年应叶公超之约，为其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以80幅精品参加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中西名家画展”。应约撰写《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该馆举办“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又以60幅作品参加在汉城举办的当代画展。
1976年举家移居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台湾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台湾电影界人士吴树勋以退休金自费拍摄《张大千绘画艺术》记录影片。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选集》。
1977年，历时5年所编的《清湘老人书画编年》在港出版。将老友陈巨来历年为之所刻的印章，汇编成《安持精舍印谱》在日本出版，并为作序。台中举办近作展。在外双溪筹建“摩耶精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台再版。
1978年戊午，在高雄、台南、汉城举办画展。“摩耶精舍”落成，喜迁新居。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讲演《论敦煌壁画艺术》。作《明末四僧画展序》，《大风堂名迹再版序言》。
1979年，以40幅佳作参加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三杰为张大千、溥心畲、黄君壁）。请友人、律师见证，预立遗嘱。
1980年，春节期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3月，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举办《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应旅日华人李海天、黄天才之约，拟作巨幅《庐山图》（高1.8米，长10米）。台北出版《张大千书画集》一二集出版。四川出版《张大千画辑》一二三辑。
198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3月，应邀提供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国画新趋势展”。7月7月，在摩耶精舍开笔绘制《庐山图》。
1982年元月，台北举行“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水墨彩色画展”。香港集古斋举办“张大千画展”。2月，“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展”在台展出。4月，《张大千书画集》第三集出版。全力绘制《庐山图》，劳累过度，两次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83年元月，台湾国立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同时举办尚未最后完成的《庐山图》特展。赵无极赴台探视。1983年3月8日，《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出版，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83年4月2日病逝。
张大千先生作品由于过于珍贵，已列入限制出境保护名单内。
清末大臣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年)散馆,授编修。其后先后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江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
人物简介
张百熙，清末大臣。湖南长沙人。同治年间的进士。曾任编修,侍读等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上书弹劾李鸿章表面作战备,私下却主张谈和的行为。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戊戌变法之后,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1901年,上书建议改官制,理财政,变革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等措施。后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张百熙为官三十余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百熙严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时敏学堂,曾任《清会典》总纂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保举康有为经济特科,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百熙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同年九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家,建议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造就已登仕版者,以应目前创办新政之需;师范馆则为中学堂教习之需。”同时“兼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籍图器。”同年七月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六件:《京师大学堂章程》、 《考选入学章程》 、《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张百熙鉴于教习人才的缺乏,选派四十余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由此开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设教习进士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奏请“先设法政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豫科学生及各省高等学生毕业后之升入。”建议在广安门外瓦窑和德胜门外官地作为建造大学堂之用,并“奉旨议行”。 张百熙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注重培养人才,对京师大学堂有开创性的贡献。
筹建京师大学堂时,注重藏书楼的建设。其私人藏书亦丰,在山东任学政期间,曾收有王士祯的“池北书库”、刘喜海“味经书屋”、马国翰“玉函山房”等藏书家的旧藏多种。家有“圣泽园”,收藏明刊本500余种。子张振锽,字叔平,继承张氏藏书,在抗日战争中,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散出之时,张氏收藏了不少。后来张氏经商失败,欲将藏书出让抵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建楼巨款购置而归。其中善本书有数百种。
张百熙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主要散见其奏折,《清史稿·艺文志》有《张百熙奏议》四卷,另有《退思轩诗集》六卷, 《补遗》一卷传世。
成就
1901年后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创办了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订《钦定大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订的完整学制。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著作
《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
《京师大学堂章程》
《考选入学章程》
《高等学堂章程》
《中学堂章程》
《蒙学堂章程》
《钦定学堂章程》
《清史稿·艺文志》
《张百熙奏议》
《退思轩诗集》
《补遗》
生平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北京大学校史》等历史资料记载: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少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现长沙第一师范旧址),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土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被清廷赐予赏黄马褂、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但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为了救国图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学习外国、维新变法。他们认为维新变法,首先要从废科举、办学堂开始。西太后也不得不声称要“变法维新”,并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1901年12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正如《清史稿》所记载“张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
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百熙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科举、办学堂”的思想。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后,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科举取士体制,最突出的是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他认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后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重轻之,等于蒙养学堂”,实质上仍是一所封建书院。因此,百熙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开创基业,物色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
1902年8月,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这本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章程包括从蒙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的教育体制。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做了详细规定。其宗旨是:“京师大学堂之设立,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预科又分为二科,一曰政科,设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目;二曰艺科,设声、电、化、农、工、医、算等目。预科三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相当于现代本科,下面所设的科,相当于现代大学下面的学院;科下又分目,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系;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的分科大学共设7科35目。
为了办好大学,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他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并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才应允。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门下。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网罗名流、荟萃高等学府。经过招生,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同时,张百熙设立了速成科,分为二馆:一是仕学馆、二是师范馆,还办了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报馆和书局等。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与京师大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我国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是从此开始的,从而基本改变了过去的科学制度。
由于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较开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反对,他们对京师大堂进行了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张百熙则首当其冲。清廷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有改良主义思想,不够可靠为由,便加派了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对他进行监督。后来清廷又派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共同进行了修改,虽然主要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以加了经史课的比重,恢复了进士馆,将办学思想改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修改后的章程叫《奏定学堂程》。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多方制肘,使张百熙的兴学抱负未能全部实现。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有一位学者张慧剑先生在《大学当年》一文中说:“当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岁。清廷谕曰:“……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即时前往奠祭。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赏银二千两……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著以道员即补;……其灵枢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用示篡念荩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达”。灵枢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家乡,1908年8月葬于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墓于1989年5月被盗,2005年9月16日被列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百熙去逝后,其门生痛悼恩师,捐款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作纪念,后因看到百熙身后家境清贫,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不久,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乾没。京师大学堂还在陶然亭辟地建立一座纪念馆——岳云别业,馆内悬挂张百熙巨幅遗像,并陈列其各种文物和遗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形势紧急,此馆的房地产全部交给了北京大学。
张百熙的逝世,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纷纷撰联悼亡。林琴南挽联中有一句:“一江湘水动悲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
改革学制
戊戌政变使已经开始的教育改革进程暂时受挫。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进入20世纪以后,清王朝统治危机更加深重。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开始举行“新政”。“兴学育才”即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5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宣布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并颁布了各级各类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而这一全国统一的学制则是从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开始的。 张百熙,字冶秋,1847年生于长沙县。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和山东、广东等省学政。1901年,他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上任之初张百熙就将原美国籍总教习丁良韪辞去,改聘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据传,开始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师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任总教习职。同时,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体系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张百熙希望朝廷钦定章程颁布之后,“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以达到“兴学育才”的目的。然而,清政府对张百熙存有戒心,加上这一学制本身的不完备,因此并没有实行。
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他们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初等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并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堂并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此外,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都是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张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他的努力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管理全省教育。1902年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同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开始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各省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办事机构,原学务处撤消。学务公所是一个正式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的设立,标志着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的进一步完善。 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高等教育方面,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后,1904年岳麓书院亦改为高等学堂。两校旋即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以岳麓书院为校址,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此后至辛亥革命时,长沙又先后创设了湖南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高等铁路学堂、雅礼大学堂和景贤法政学堂等高等学堂,另外还有两所中学附设专科。其中湖南高等学堂、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均为官办,高等铁路学堂由粤汉铁路公司创办,雅礼大学堂由美国雅礼会创办,景贤法政学堂则属于私立性质。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风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立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创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1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教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人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周南(小学部)、幼幼等。王先谦则私人出资12250两白银,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圣公会等初等男学堂。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长沙逐步形成了。
抗日将领张自忠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9月, 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成就贡献
血战临沂
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粉碎日军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中日两军在鄂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随枣会战。5月10日,张自忠部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迫使日军放弃渡河攻击襄阳(原襄樊)。
冬季攻势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2月12日,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正面进攻日军,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三旅团,于1月初配合第八十四军稳定战线,2月14日发起反攻。此次战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个人荣誉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追授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张自忠入祀全国忠烈祠。
1946年,国民政府为张自忠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清朝中期重臣张廷玉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张廷玉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人物生平
初入仕途
在清代安徽桐城张氏家族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侍值内廷,颇受康、雍、乾三帝的青睐,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尤其张廷玉,”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七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
康熙十一年(1672年)九月初九日,张廷玉生于京师。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十六岁的张廷玉准备参加会试,但因其父张英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廷玉的夫人姚氏离世,父亲张英登上相位。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廷玉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亲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月,入值南书房。康熙帝召他至畅春园,询问其父张英致仕居家近况。命他赋诗,张廷玉作七言律诗二首,颇得康熙帝称许。当日奉旨侍值南书房,特旨带数珠,著四品官服色。”辰(早七时)人戌(晚九时)出,岁无虚日。塞外启从,凡十一次,夏则避暑热河,秋则随猎于边塞”。圣祖车驾远巡遍历蒙古诸部落,”穷边绝漠,余(廷玉)皆洱笔以从”。张廷玉身居内廷,承袭父业,”久持讲握,简任机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后,多次随康熙南巡及巡行蒙古诸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张廷玉母亲离世。九月,父亲张英离世。服阕,仍原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充经筵讲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充武英殿试读卷官,十一月,充纂修《省方盛典》副总裁官。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授刑部左侍郎。次年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士。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身任刑部右侍郎的张廷玉奉旨与都统耗赖等赴山东稳妥地处理了盐贩王美公等”聚众劫掠屯庄”案。六月,调吏部左侍郎。他”绝苞且,杜请花,锉玫肃然”。张廷玉涉政不久,他的才干便崭露头角。
深受重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十一月,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入承大统。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苦激烈的奋争,胤禛深觉皇位来之不易,为了实现自己夺得皇位的夙愿,大力扶植和培养自己的势力。他曾说:”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食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于是,慎选张廷玉作为辅佐他筹划军国大政的主要助手。张廷玉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中记述了胤禛相中他,并对他赋予厚望。一是他学问优长,”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有才干。二是他为自己恩师张英之子。这对胤禛来说是日后难得的贴己之人。圣祖新逝,胤禛登极,即命张廷玉兼学士衔,协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办理大事典礼翰墨,供几筵祭告文字。康雍之交,政务殷繁,谕旨每日下数十次,皆由张廷玉承命应办。若有紧急奏事,胤禛令他入大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而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精敏详瞻,悉当圣意”。同年十二月,特旨授礼部尚书,并指出:”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从此,张廷玉跻身于枢臣之列。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雍正帝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雍正初年,清廷在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大举用兵。由于两路大将军用兵失机,准部叛兵屡扰边境。雍正帝心情焦劳,频繁指授方略。张廷玉”日侍内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待至一二鼓。”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胤祥、蒋廷锡领其事。雍正帝将军需一应事宜交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之后,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侍值者多虞泄漏,”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政之总汇”。张廷玉拟定了办理军机处的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应当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其主要制度都是张廷玉所筹划的。正是从这时起,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予政事,日必召入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张廷玉不仅典掌军机,又兼理吏部、户部要职。总裁乾隆《吏部则例》等典章制度,对清朝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雍正帝特召两路领兵将军返京,与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共同商议,博采众论,详慎筹划。和硕康亲王巴尔图主张两路士兵已驻扎边陲,叛军的地势情形俱已深悉,粮草、马驼、军装、器械,无不预备整齐。乘此北路、西路”约会齐进,并力歼除”。当时力主用兵者居多。而张廷玉坚持遣使宣谕,并起草奏疏一稿,随其签名的大臣有十余人。雍正帝最终降旨采纳了张廷玉遣使宣谕的建议。尽管对准部的作乱最终还是用战争来解决向题,但张廷玉的言论对雍正帝的影响是很大的。
位极人臣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帝即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因他们恳辞,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称职。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乾隆帝还总是将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并典试科举,选拔人才,考察荐举官吏。张廷玉虽政务繁重,因学间深通,还荣膺雍乾两代皇子师傅;兼任编纂《清圣祖实录》、《明史》、《大清会典》、《皇清文颖》、《清世宗实录》、《玉碟》等重要典籍的总裁官。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授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宜。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将临辟雍视学,狡举”三老五更”古礼。张廷玉上疏指出,待人行,事因时起”,古礼不可行。同年,罢总理事务之名而以大学士掌机要。
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朝宫条奏,”取士之法,不当专用制科试士之法,不当专用制艺者”。他”力持以为不可更张,当以仍旧为善”。又有朝官奏请”均田限田”。他以”事属难行,徒滋扰累”为由,也力主不准。尽管这些事没有影响乾隆帝对他的宠幸,譬如,清朝本无文臣封公侯伯之例,却封张廷玉为伯爵,”系格多加殊恩”。然而,年逾古稀的张廷玉的固执和好激动,使他与乾隆帝之间渐生嫌隙。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鄂尔泰病故,讷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内阁班次应讷亲居首,但其心中亦有难言之隐。为了平衡各种因素,确定”嗣后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清廷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加剧了满汉臣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以致明争暗斗、互不尊服。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有所过失,他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
晚景坎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专降谕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乏归田终老之理?”宣谕慰留。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命他如宋代文彦博例,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当年冬天,张廷玉再次乞求离职养病。乾隆帝批准以原官致仕,并御制诗三章赏赐。张廷玉入谢,而见乾隆帝时,上奏说:”以前世宗宪皇帝破格给予臣厚恩,遗命臣配享太庙,去年跟从陛下祭祀时又有挽留臣告老回乡的谕旨,臣恐怕死后不能有这样高的待遇啊,而且外间也有类似的议论”。他免冠叩首,请求乾隆帝出一个凭证。乾隆帝很不高兴,但还是拟了手诏,申明雍正帝的成命,并赐诗以安其心。诗云:”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淮钦此,去国余恩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佑庙,漫愁郑国竞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次日,张廷玉具折谢恩,遣子张若澄入宫向乾隆帝谢恩。乾隆帝因张廷玉不亲自谢恩颇为恼火,传旨令他明白回奏。当时,由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传写谕旨,旨还未下达。翌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谢恩。乾隆帝更为不快,认为这是军机处泄露消息的原故。切责了汪由敦漏言。于是廷臣会议,商议剥夺张廷玉的宫爵,罢去配享太庙的优容。于是乾隆帝下令削去他的伯爵。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永璜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求归乡,激怒了乾隆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于龙眠山,乾隆帝最终仍遵清世宗遗诏,命配享太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