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杰出诗人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四川遂宁人。因故乡四川遂宁城郊有一座孤绝秀美的小山，形如船，名船山，便自号船山，也称“老船”，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后辞官寓居苏州虎邱山塘。晚年遨游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
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
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广麻城之孝感乡，明洪武中迁蜀，著籍遂宁。其高祖张鹏翮（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传；曾祖张懋诚（1667—1737），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1694—1757），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1721—1797），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张顾鉴有三子，即问安、问陶、问莱；有二女，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骧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张问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治今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自幼随父宦游均州、荆州、黄州、汉阳。乾隆四十三年（1778），父升云南开化知府，问陶随母及全家留汉阳。不久其父因荆门“失出”案发受牵连去职，家产赔累殆尽，住房也为豪吏所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贷，“恒数日不举火”。
才华横溢
问陶自幼受家庭熏陶，在其父直接教导下，与兄问安、弟问莱发愤攻读。其嫂陈慧殊，工诗，时称“女翰林”。问陶饱览群书，博研名画，勤学苦练，少年时即崭露才华，被目为“青莲再世”。十五岁时写《壮志》一诗抒怀：“……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少年壮志，气概不凡。虽家中生活窘困，仍顽强坚持学习，“布衣不合饥寒死，一寸雄心敌万夫”。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问陶年二十岁，在京与四川涪陵周兴岱（号东屏，时任赞善官）之长女结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亲，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与小女留涪陵娘家。问陶回遂宁写诗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这时，其家境更为困顿，有时竟到“仅求衣食亦无缘”的地步。是年秋，问陶与兄问安去成都参加乡试。因问陶所写诗歌传抄者众，诗名大噪，成都盐茶道林儁（号西厓）爱慕其文才，将其女林韵徵（名颀，号佩环）许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在盐茶道署成婚，其家里因此出现了世界诗坛罕见的“三兄弟三妯娌诗人”，即张问陶及其兄问安、弟问莱、嫂陈慧殊、妻林韵徵、弟妇杨古雪均是诗人。
官场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问陶又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宁小住，岁末去北京。这期间他吟兴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诗，或凭吊古迹，或流连风景，寄词壮采，显示出卓绝的才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间写诗最多，几乎每日一首或几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韫玉、洪亮吉等名士与问陶结交，对他的诗非常佩服。五十八年（1793）三月，授翰林院检讨。五十九年，写《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反映了问陶的诗歌风格和理论体系。
嘉庆二年（1797）秋，在家丁父犹。这期间，他往来于遂宁、成都、北京，目睹现实，写诗揭露，如《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纵横随处有”、“焦土连云万骨枯”的句子，对官吏们掠夺人民的暴行，以及“万骨枯”社会的悲凉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庆五年（1800）八月，分校顺天乡试，翌年奉派教习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顺天乡试。嘉庆十年（1805）九月，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奉派巡视北京南城。嘉庆十四年（1809）春，充会试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验封司郎中。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出任山东莱州知府。问陶赴任后，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他为官清正廉明，审理案件及时，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断案所下判词，简切透辟，后人奉为典范，曾多次编选印行。莱州辖区掖县、即墨两县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潍、胶五州县遭严重水灾，村落萧条，民生困苦，问陶面对这般现实，痛如切肤。他乃具报请予减免缓交税租，并发放积谷，以赈济饥民。为此事，与上官意见不合，见为民请命，难有作为，郁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以病辞官，行前，他系念莱州歉收，民有饥馑，便将己之历年积蓄捐谷七百石赈济七邑饥民。他上辞呈后曾写诗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弹，非才早愧不胜官。云衣久已轻如叶，虎背抽身也不难。”离莱州时，又写诗自白：“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愤懑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诗中写道：“天意苍茫地苦贫，救荒无策愧临民，辞官也作飘零计，忏尔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于民了。到吴门时，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号“药庵退守”。其寓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附近，邻白居易祠，遂名为“乐天天随邻屋”。写有《题乐天天随邻屋》诗，有句云：“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喻诗”，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著名文史学者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修订再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张船山书画年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1期）、《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201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2012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甚详。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2013年摄制播放了巴山蜀水之城市故事《神断张问陶》，对张问陶进行了全面评价。
艺术成就
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精深，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诗作5000余首，今存3500余首，表现了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对于诗歌创作，他主张抒写性情，强调独创，反对摹拟。诗作多描写日常生活。作品较好的是一些纪游、写景、题画之作，如《嘉定舟中》、《泸州》、《瞿塘峡》、《巫峡同亥白兄作》、《下新滩》、《空□峡》、《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等。亦间有反映白莲教起义和清军腐朽的作品，如《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乡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诗风清新自然，以七绝最胜，但有一部分诗篇情调沉郁。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包括补遗）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2000年重印。这是目前最完备、最通行的张船山诗集。著名文史专家胡传淮著有《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2005年修订再版）、主编有《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2012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成镜深、胡传淮等编有《船山诗草全注》（180万字，2010年巴蜀书社出版），有助于张问陶研究。
清人评论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以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复出”。书师米芾，险劲放野，别具一格。其画，近似徐青藤（徐渭），不经意处，皆有天然，尤善画猿、马、鹰、鸟等，“墨猴”画技艺尤精。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芍药》扇等。杨守敬说其：“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张问陶是乾嘉诗坛泰斗、清中叶诗冠、三百年来第一人。
张问陶弟子有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等，合称“张门三才子”，受张问陶影响巨大。
张问陶的绘画亦集明四大画家（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之技艺精华而挥笔自如、线条流畅，工笔精湛、韵味宏厚，技艺一绝、别具风格。画山——险峻陡峭。画树——枝粗叶茂。画面清爽，工笔水墨相间，图纹转折如行云流水，图文并茂。如《深山隐居图》。
著作刊行
清三家绝句
明治初年，日本诗坛领袖森春涛将张船山、陈碧城、郭频伽的绝句选编成《清三家绝句》，小野湖山《序》曰：“春涛森翁所选三家绝句，三家为谁？曰张船山，曰陈碧城，曰郭频伽，皆近世巨匠。”张船山在日本诗界由“名家”一跃而为“巨匠”。《清三家绝句》为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春涛手钞，其子森槐南校。《清三家绝句》中，选张船山绝句165首、陈碧城绝句200首、郭频伽绝句174首，总计539首。1878年刊刻，日本茉莉诗店刻。
张船山诗草
船山诗价重鸡林，日本、朝鲜来京师求其诗者，络绎不绝，在东南亚影响甚巨。日本嘉永元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和刻本《张船山诗草》，全套七册，16开，线装，此为日本所见的早期船山诗刻本，和纸刻印精美，带藏书印。
船山思想
诗学主张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反对模拟：“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隖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赋》）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隖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隖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隖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为了弘扬问陶诗风，四川省蓬溪县成立了问陶诗社，有会员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问陶新韵》。
《论蜀诗绝句》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哂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强调蜀中文苑自从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没有出现张船山这样杰出的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重要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揆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近人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固李太白、苏东坡、虞伯生、杨升庵之后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 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铨、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铨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学者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船山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清史文载
张问陶，字仲冶，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於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於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国民革命军将领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
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
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囚禁生活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11]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恢复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国画大家张大千
张大千，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899年5月10日，生于四川内江。父怀忠，母曾氏友贞，兄弟十人，另有一姐。行八，乳名小八，名正权，又名权。
1904年，从姐琼枝识字，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
1905年，从四哥文修习字，读《千家诗》。
1907年，随姐从母习画，母曾氏善绘民间剪纸花卉。
1911年9月就读内江天主教福音学校（华美初等小学）。
1914年，就读重庆求精中学，后转江津中学。
青年时期
1916年暑假与同学徒步返内江，途中遭匪徒绑架，迫为师爷，经百日才脱离匪穴。冬，与表姐谢舜华定亲。
1917年东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其二哥张善子也在日本。
1919年完成学业，由日本返沪。秋，拜上海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曾熙为其取艺名爰，字季爰。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鸣惊人，自此以卖画为生。
念未婚妻谢舜华去世，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师事住持逸琳法师，法名大千。三月后还俗。
1920年返川与曾正蓉完婚。婚后赴沪。同年9月12日，李瑞清病故，享年54岁。作《次回先生诗意图》，署名啼鹃。啼鹃是张大千早年署名之一。
1921年借寓上海李薇庄宅。与李秋君定交。秋君名祖云，别号瓯湘馆主。在三师叔（李筠庵）的影响下，开始临仿石涛画迹，仿石涛册页一开，瞒过前辈画师黄宾虹。
1922年作北魏《张玄墓志》集联，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凡数十联。
1923年张怀忠夫妇率家人由内江迁居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与王个簃定交。
1924年善孖奉调入京，任总统府咨议。随兄弟初次入京，与汪慎生定交。仿作金冬心、石涛、八大、渐江扇面四帧赠汪慎生。父张怀忠病逝松江。秋，应邀参加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结识常州词人谢玉芩、上海画家郑曼青，并与谢玉芩结为知友。
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首次画展，由李秋君主持。展品100幅，每幅20大洋，购画者一律编号抽签取画。
1926年应周梦公之嘱，为其妾素兰作白描像署名啼鹃。1926年3月21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张季蝯卖画》启示。仲夏，在曾熙家结识温州籍篆刻家方介堪。
1927年临曾熙所藏《石涛小像》，曾师为之题跋。应张群函购，先后仿作石涛、金冬心笔意山水扇面两帧。参加“寒之友”画会，会友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黄宾虹等。秋，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汉城游金刚山。与韩国姑娘池春红定情。
1928年与善孖、马骀、俞剑华、黄宾虹诸人组织“烂漫社”，刊行《烂漫画集》。5月，与善孖、郎静山等人倡建“黄社”。二赴北平，与余叔岩结识。在陈半丁家中，结识旧王孙兼书画名家溥心畲。冬，池春红来信，作长诗《春娘曲》，并赴汉城相会。
1929年从汉城返沪。《蜀中三张画册》出版（三张者，张善孖、张大千及九弟张君绶）。被聘全国美展干事会员，与叶恭绰定交，同时结识徐悲鸿。出席全国第一届美展，作三十自画像，遍征上海名家题咏。
1930年与善孖合作《十二金钗》，曾熙提款。夏，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张大千大风堂收藏的《大涤子山水册》三册；中华书局出版《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秋，参加“天马会”第八次美展。曾熙病故享年70岁。
1931年扶曾师灵柩归葬衡阳。
1932年与善孖、黄宾虹、谢玉芩等人同游浦东顾氏园观桃。黄宾虹作《平远山水图》及诗八首相赠。与叶恭绰、吴湖帆同游苏州，组织成立“正社书画会”。移居苏州网师园。
1933年春节，邀章太炎、叶恭绰、陈石遗、李印泉等前辈欢聚网师园。徐悲鸿组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赴法展出，内有张大千所作《金荷》一幅，被法国政府收购。
1934年与善孖北上。客居听鹂馆，馆内有“蝴蝶会”之举，与会者有王梦白、于非闇、何亚农、汤尔和等人。9月9日，中山公园举办“正社画展”，内有他的作品40件。与善孖同游华山。张善孖，叶恭绰加入“正社”。冬，纳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艺名花秀舫）为三夫人。
1935年应徐悲鸿之聘，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南京举办“张大千画展”。与徐悲鸿、谢稚柳及中大艺术科学生同上黄山。母曾友贞病逝郎溪。“张大千、方介堪、于非闇书画篆刻联展”在北平举行。《张大千画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济贫合作画展”在北平展出。
1936年首次在英国伯灵顿美术馆举行个展。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任审查委员。与谢稚柳、于非闇、黄君壁、方介堪同游雁荡山，合作《雁荡山色图》，方介堪刻“东西南北人”印。七·七卢沟桥事变，困居北平。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中年时期
1938年驻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氏推诿不从，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1939年邀黄君壁、张目寒同游剑门。在青城上收龙国屏（龙治）为入室弟子。为张目寒作《蜀山秦树图卷》。应黄君壁之邀同游峨眉，作《峨眉金顶合掌图》赠君壁。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画展。
1940年与赵望云相识于成都。拟赴敦煌，行至广元，兄善孖病逝重庆，赴重庆奔丧。
1941年在重庆举办画展。先后出席成都“黄君壁画展”、“关山月画展”开幕式，并重金订购画作，以示祝贺。携杨宛君、张心智北上兰州。敦煌途中，结识陇中画家范振绪。在范振绪陪同下抵达敦煌，留敦煌临摹壁画。在其临摹壁画期间，对多处壁画进行剥损，造成无以复加的灾害。为莫高窟编号。访榆林窟，临摹壁画，年底离榆林窟，赴青海西宁。
1942年率心智赴塔尔寺访藏画师，请教大幅画布制作工艺。携带五名藏画师返敦煌继续临摹壁画。与西北文物考察团王子云等人相识。致函谢稚柳前来相助。岁末与谢稚柳及子侄门人离莫高窟赴千佛洞考察，并为之编号。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筹委会主任常书鸿抵达敦煌。5月1日，离莫高窟赴榆林窟，在榆林窟临摹月余。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11月，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前后历时两年七月。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展品44幅。“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展出。
1945年率李复赴大足、资阳、简阳考察石刻艺术。叶浅予夫妇借居昭觉寺，叶氏向张大千请教中国画。作丈二匹《荷花》通景大屏及《西园雅集》。在成都举办近作展。冬，取消赴新建考察石窟之行，改道北平，与于非闇举办联合画展。
1946年以巨资购得《江堤晚景图》，宋人《溪山无尽图》，宋张即之《杜律二首》等历代名人字画。溥心畲、谢稚柳、吴湖帆先后为无款《江堤晚景图》题跋。三上峨眉，作丈二匹山水《峨眉三顶》、《长寿山势图》赴沪举办“张大千画展”。岁末由沪赴平，作《九歌图卷》、《文会图》等。以《四季花卉》、《墨笔山水》先后参加赛那奇博物馆、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画展览”。
194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在上海彩印出版。“大风堂门人画展”在上海展出。《张大千画作展》在上海展出。与杨孝慈同游西康，写生多幅，并作《西康游记》纪游诗12首。在成都举办“康巴西游纪行画展”。《西康游屐》、《大千居士近作》相继在上海出版。
1948年在沪举办画展，展品多系工笔重彩。编印《大风堂同门录》。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发难，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千佛洞壁画。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西北日报》以《张大千何如人也》为题，披露常书鸿、窦景桩（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为张大千辩诬声明与讲话。偕四夫人徐雯波赴港，举办画展。
1949年，张大千被蒋介石政权接到台湾，已丑，51岁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应印度美术学会邀请拟赴印画展，并顺道考察阿坚塔壁画。10月，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1949年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
1950年由港赴印，在新德里举办画展。考察临摹阿坚塔壁画。旅居大吉岭年余，诗画创作颇丰。
1951年在港举办画展。赴台旅游，由台静农陪同至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藏品。由台赴日本东京会友。
1952年远游阿根廷。5月，返回香港。筹划移居南美。为筹措旅费，由徐伯郊牵线，与郑振铎联系，向大陆出售《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宋人册页等名画。徐悲鸿、叶浅予联名致信劝回大陆，婉辞。迁居阿根廷首都近郊曼多洒，受到阿总统贝隆及夫人接见。
1954年迁居巴西圣保罗市。赴港举办画展，展品中有《美国尼加拉瀑布图》，甚得观众赞赏。赠画12幅给巴黎市政厅收藏。
1955年巴西圣保罗八德园建成并命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日本东京出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巴黎罗佛尔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出席画展。夫人曾正蓉、杨宛君向四川博物馆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百余幅及张大千书画印章80方。
1956年于东京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萨尔馆长观后邀张氏赴巴黎展出。6月，巴黎赛那奇博物馆展出临摹敦煌壁画，7月，在该馆东画廊举办“张大千近作展”，展品30幅。与毕加索会晤，在法国尼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观画谈艺，互赠作品。西方报纸将这次会晤誉为“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首次旅欧，观赏西方艺术和山川风光。在巴黎期间，会见常玉、赵无极、潘玉良等华裔艺术家。
1957年患目疾，回八德园静养，服药疗疾之余，仍挥笔题诗作画，细笔改粗笔，力图变法。为张群影印出版《石涛十二通景屏》作序。巴黎展出《秋海棠》，荣获纽约“国际艺术协会”金奖，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在圣保罗市举办画展，威震巴西。
老年时期
1958年纽约国际艺术学会以其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一画选为“当代伟大画家”，获金牌奖。
1959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张大千先生国画展”，主要展品为临摹敦煌壁画。作《故宫名画读书记》。赴法旅欧。法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永久性“中国画展览”，以作品12幅参加开幕展。
1960年在八德园作《六十二岁自画像》寄赠港友高岭梅。4月，游台湾横贯公路。7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李霖灿之求，绘敦煌历代佛手。9月应邀赴巴黎、布鲁塞尔、雅典举行巡回画展。在巴黎为郭有守狂涂册页12幅。返八德园作《蜀楚胜迹》12幅，均为老年泼墨变法之滥觞。
1961年日内瓦画展。赴日参加“郎静山摄影展”。新作巨幅《荷花》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特展，纽约现代博物馆购藏。圣保罗近作展。继续创作《瀑布》，《罗浮飞云顶晓日》等泼墨山水。
1962年赴巴黎，下榻郭有守家，作通景屏《青城山全图》。赴东京，下榻偕乐园，作丈二匹巨幅《瑞士风景》。此二幅均为巨幅泼墨山水。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欠缺一些意境，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夏，台北历史博物馆再次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出《四天下》泥金、泼墨巨幅山水新作。游日本横滨。香港大会堂落成，香港博物馆主办“张大千画展”，为大会堂揭幕首展。《张大千画谱》（高岭梅编）在香港出版。12月，在八德园以泼彩法试作《观泉图》。
1963年“张大千画展”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展出。六屏巨幅通景《荷花》在纽约画展中被美国《读者文摘》以14万美金高价收购。
1964年曼谷、科隆画展。回台北访张学良，谒阳明山溥心畲、赵守钰墓。以泼墨泼彩法作《幽谷图》，自谓“这样画可因势利导，取其自然，得其天趣”。
1965年在伦敦举办画展。作大泼墨山水《山园骤雨》、《秋山图》。自谓“这主要是从唐代王洽、宋代米、梁楷的泼墨法发展出来。只是吸收了西洋画的一点儿明暗处理手法而已”。
1966年在圣保罗、香港举办画展。赴香港访友。据门人林建同说，此次香港之行，甚有启发，其后“作风大变，泼墨泼彩，大行其道”。
1967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博物馆，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先后举办张氏近作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近作展。为张群八十初度精心绘制四屏通景《蜀中四天下》图，又为张目寒六十八寿辰绘制山水人物图。是年泼彩作品甚多，有《朝暾》、《雨过岚新》、《山雨欲来》。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张大千画集》。
晚年时期
1968年，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芝加哥毛里美术馆、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分别举办张大千画展。在史丹福大学讲演中国画艺术。返台，接受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采访月余，谢以口述体撰写《张大千世界》，4月，由该报出版发行。四五月间为贺张群八十寿辰，积十日之功精心绘制《长江万里图》，7月，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长江万里图特展”。11月，以敦煌壁画摹本62幅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馆。
1969年赴旧金山治眼疾，与旅美老友侯北人、张孟休等度春节。返八德园作《杏花春雨图》赠侯北人；《泼彩青绿雪景》赠张孟休。黄君壁访八德园。由巴西迁美国卡米尔城“可以居”。洛杉矶考威美术馆展。纽约文化中心展。纽约圣约翰大学展，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再展。波士顿亚尔伯——兰敦美术馆现展。
1970年目疾加重。结识台湾京剧团演员李金棠、吴兆南、郭小庄、李东原，分别赠书画。自订《张大千鬻画值例》。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再展。
1972年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手术成功。美国洛杉矶安克鲁画廊展，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展出1928-1970年间的代表作品54幅，撰《回顾展自序》。
1973年，与旅美老友王天循共度元旦、春节。洛杉矶恩克伦美术馆近作展。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捐赠历年创作108幅，颁赠纪念状，并举办“张大千先生创作国画回顾展”（即40年回顾展）。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画集》。
197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台北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民族协会”共同主持东京中央美术馆“张大千画展”。应美国旧金山版画制作中心之约，创作了两套石版画，被提名为“驰名世界的张大千”和“张大千形象”。作根雕假山、八面观音赠大陆篆刻家陈巨来。
1975年应叶公超之约，为其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以80幅精品参加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中西名家画展”。应约撰写《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该馆举办“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又以60幅作品参加在汉城举办的当代画展。
1976年举家移居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台湾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台湾电影界人士吴树勋以退休金自费拍摄《张大千绘画艺术》记录影片。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选集》。
1977年，历时5年所编的《清湘老人书画编年》在港出版。将老友陈巨来历年为之所刻的印章，汇编成《安持精舍印谱》在日本出版，并为作序。台中举办近作展。在外双溪筹建“摩耶精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台再版。
1978年戊午，在高雄、台南、汉城举办画展。“摩耶精舍”落成，喜迁新居。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讲演《论敦煌壁画艺术》。作《明末四僧画展序》，《大风堂名迹再版序言》。
1979年，以40幅佳作参加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三杰为张大千、溥心畲、黄君壁）。请友人、律师见证，预立遗嘱。
1980年，春节期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3月，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举办《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应旅日华人李海天、黄天才之约，拟作巨幅《庐山图》（高1.8米，长10米）。台北出版《张大千书画集》一二集出版。四川出版《张大千画辑》一二三辑。
198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3月，应邀提供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国画新趋势展”。7月7月，在摩耶精舍开笔绘制《庐山图》。
1982年元月，台北举行“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水墨彩色画展”。香港集古斋举办“张大千画展”。2月，“张善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展”在台展出。4月，《张大千书画集》第三集出版。全力绘制《庐山图》，劳累过度，两次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83年元月，台湾国立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同时举办尚未最后完成的《庐山图》特展。赵无极赴台探视。1983年3月8日，《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出版，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83年4月2日病逝。
张大千先生作品由于过于珍贵，已列入限制出境保护名单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