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1685）。因其父在云南任武官，随父寓居昆明。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计180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是布衣孙髯，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据说孙髯一生下来就有胡须，所以取名叫“髯”，字髯翁。孙髯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人，祖籍是陕西三原，父亲到云南担任武官，便把孙髯也带到昆明来了。
孙髯从小就有名，古诗文写得极好。出游之时，随身总是带着书。看到科举考场要搜身，掉头就走，从此不问科举，终身为民。孙髯好梅花，曾自制一印章，上刻“万树梅花一布衣”。今天昆明五华山北坡有大梅园巷，原来是一个梅园，相传就是孙髯居所。孙髯还曾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提出“引金济滇”的设想，又考察盘龙江，写成“盘龙江水利图说”。目睹官吏榨取民财，百姓流离失所，滇中深藏隐患，孙髯更忧国忧民，但登大观楼，心绪难平，激愤如潮，于是奋笔疾书，为我们留下了“海内第一长联”。长联尽摹滇池景象，极言千年滇史，状物则物势流转，辞采灿烂，文气贯注；写意则意气驰骋，沉郁顿挫，一扫俗唱。在文禁森严的雍乾之际，孙联一出，震聋发聩，四方惊动，昆明士民，竞抄殆遍，蔚滇中盛事。
孙髯晚年贫困落魄，寄居昆明圆通寺后的咒蛟台上，自号“蛟台老人”，卜卦为生，三餐难继，后投靠子女，终老云南红河州弥勒。其生前曾自撰挽联曰：
这回来得忙，名心利心，毕竟胡涂到底；
此番去正好，诗债酒债，何曾亏负着谁？
今弥勒还有孙髯墓，在弥勒城西，墓碑上的题书是：“滇南名士孙髯翁先生之墓”。孙髯的著作有《永言堂诗文集》、《国朝诗采》、《滇诗》、《金沙诗草》等，又修过云南县志，全都流失无存。幸而《滇南诗略》收有孙髯诗20首，近代又发现《孙髯翁诗残钞本》，还有《拟盘龙江水利图说》钞本等，都是研究孙髯的重要资料。
孙髯翁早年由于对科场搜身极为愤慨，认为这种“以盗贼待士”的举措有辱斯文，遂发誓永不赴秋闱之试。他中年丧妻，仅生一女，其女长大后适广西州弥勒。从此穷困潦倒，寄居于昆明圆通寺咒蛟台，过着以石洞为栖身之所，以卜筮为求生之道的清贫生活。他曾在诗中写道：“白眼无今古，黄金有是非。”
在《续修昆明县志·人物志》中这样描述孙髯 ：“博学多识，诗古文辞皆豪宕不羁，一时名士相与酬唱，所撰乐府，虽不逮汉魏，亦几入香山、崆峒之室。五七规仿唐人，时有杰作。其题大观楼楹联凡一百八十字，混灏流转，化去堆垛之际，实为仅见。”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髯翁八十有三，滇西师范公前往咒蛟台拜谒，见先生“白须古貌，兀坐藜床上，如松荫独鹤，互相问询，乃以诗请。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时携饼饵与谈，辄至暮始返。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1770），师范公再次拜访，先生依然耳聪目明，神智清醒。走路不用藜杖。孙髯翁的女婿在弥勒赶马经商，往来于师宗、丘北、泸西和弥勒间，为人忠厚，家道殷实，为尽半子之责，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岁（1772）将先生接到弥勒奉养。弥勒有个名叫苗雨亭的士子，早年在省城游学，与先生过从甚密。乾隆八年癸亥岁（1734），雨亭公出仕，任河南渑池县令，为官十八年后，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岁（1761）辞官归里，在弥讲学，得知先生到弥勒安度晚年，当即聘为西席，共同设馆授徒。
孙科（1891年—1973年），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长。
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前期主张反对联共，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9年辞职，后长期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早年时期
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1895年，孙科随祖母移居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1907年，孙科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
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
随父革命
1918年到1920年，孙科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轻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任职国府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北伐战争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1928年1月，孙科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黯然下台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孙科对此非常不满。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1949年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一些人则明确要求：“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实际上，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蒋、孙的联合抵制。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1949年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其所谓“光荣的和平”也随之烟消云散。
晚年落寞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1951年赴法国。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 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 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民主制度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经济民生
孙科一生服膺其父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对共态度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童年时期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他成长于一个贫困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
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得以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当时，村中有个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对此很感兴趣，对洪秀全等反清人士亦有了崇拜。
艰苦探索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1883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
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同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为誓词。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投身革命
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至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宣统三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帝制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其10万英里的铁路规划也远非当时国力所能负荷，孙中山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
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民国二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民国四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民国七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至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联俄容共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次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民国九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1]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革命未成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