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陵 (?—156年)，本名张陵，字辅汉，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是张良的八世孙，被视为道教的创始者，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称他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他身长九尺三寸，浓眉大脸，红顶绿眼，鼻子高挺，眼睛有三个角。垂手过膝，有浓密的胡子，龙行虎步，十分威武。张道陵诞生那天，有黄云笼罩在房子上，紫气弥漫在庭院中。房间里光华如有日月照耀，并且又闻到梦中的异香，久久不散。张道陵是中国神话历史最后一个成仙的人物，相传他能飞天遁地，点石成金，虚化的能力，即八仙之后也是太上老君的最后一个徒弟。相传张道陵以虎为座骑，在某些道教流派中，张道陵与葛玄、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

　　张仁愿（？—714年），原名仁亶，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临渭区）人，唐朝宰相、名将。

　　张仁愿文武全才，曾任殿中侍御史，后任肃政台中丞，检校幽州都督，击退突厥默啜可汗的进犯，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唐中宗继位后，张仁愿被召回，授左屯卫大将军、检校洛州长史，但不久又被任命为朔方军大总管，防御突厥，并沿黄河北岸修筑三座受降城，向北拓地三百余里。

　　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拜相，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又加镇军大将军。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张仁愿去世，追赠太子少傅。

　　早期事迹

　　张仁愿原名仁亶，因与唐睿宗李旦名字的发音相似，故改名仁愿。

　　张仁愿年轻时文武全才，武则天在位时官至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郭霸上表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凤阁舍人张嘉福、王庆之也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都邀请张仁愿在表章上署名。张仁愿严辞拒绝，因此受到有识之士的器重。

　　不久，夏官尚书王孝杰担任吐刺军总管，率军抵御吐蕃。张仁愿时为监军，因与王孝杰关系不睦，便派人去向皇帝告状。因此，王孝杰被削官为民，张仁愿则升为侍御史。

　　屡战突厥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监察御史孙承景出任清边军监军，战后虚报战功，称自己每战必身先士卒，亲临矢石。武则天闻讯后，对孙承景非常赞赏，将他擢升为右肃政台中丞，并令张仁愿为其部下记功。张仁愿先向孙承景询问作战经过，孙承景本是虚报战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张仁愿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便上书弹劾孙承景欺君犯上。武则天将孙承景贬为崇仁县令，任命张仁愿为肃政台中丞，检校幽州都督。

　　圣历元年（698年），突厥默啜可汗入侵唐朝，先后攻陷赵州（今河北赵县）、定州（今河北定州），进犯幽州。张仁愿出城迎击，激战中被冷箭射中手臂，突厥军见不能取胜，也自行退去。武则天派出使者慰劳军队，并赐给张仁愿药品，命他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长安二年（702年），突厥攻破石岭关（今山西阳曲北），攻打并州。武则天任命雍州长史薛季昶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又命张仁愿负责幽州、平州（今河北卢龙）、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檀州（今北京密云）四州防御，与薛季昶互为犄角，共拒突厥。

　　神龙二年（706年），唐中宗任命张仁愿为左屯卫大将军、检校洛州长史。当时，洛州粮价飞涨、盗贼横行。张仁愿到任后，将抓捕的盗贼全部乱棍打死，尸体陈列在府衙前。远近百姓无不惊骇，从此无人再敢偷抢。唐高宗时的洛州刺史贾敦颐也是政绩突出，所以时人都称赞道：“洛州有前贾后张，可敌京兆三王。”

　　同年十二月，突厥入侵鸣沙（今宁夏青铜峡西南黄河东岸丰安故城），击败朔方军大总管沙吒忠义，进掠原州（今宁夏固原）、会州（今甘肃靖远）等地，夺走陇右牧马一万多匹。景龙元年（707年），张仁愿被任命为朔方军大总管、御史大夫，屯边防御突厥。张仁愿到达朔方后，突厥已退兵而去，便乘胜追击，夜袭敌营，大破突厥。

　　修筑三城

　　当时，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而在黄河北岸有一拂云祠。突厥每次出兵，都要在祠中祈祷，然后再发兵南下。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默啜统帅全军西攻突骑施（西突厥部落），后方兵力空虚。张仁愿便上奏朝廷，请求乘机夺取漠南之地，并沿黄河北岸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受降城，以断绝突厥南侵之路。

　　奏疏送至京城后，唐中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太子少师唐休璟表示反对，并道：“两汉以来，朝廷都是北守黄河，如今在敌虏腹地筑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最终只怕还是要被敌虏占据。”张仁愿执意请求，最终得到中宗同意。

　　张仁愿又上表请求留下戍边岁满的兵士，以加快工程进度。当时有二百多咸阳籍士兵不愿筑城，集体逃走，结果被张仁愿抓回，全部斩于城下。从此，筑城军民无不尽心尽力，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将三城全部筑成。

　　三座城池中，拂云祠为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对朔方，而西城南对灵武，东城南对榆林，三城相距各有四百多里，北面都是沙漠。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并在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朔方不再受其攻掠，每年节省军费上亿，裁减镇兵数万人。

　　晚年拜相

　　不久，张仁愿回朝任职，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并拜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同年秋，张仁愿再次返回边地，唐中宗还亲自赋诗饯行，后又加镇军大将军。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张仁愿因年老致仕退休。不久，朝廷又加张仁愿为兵部尚书、光禄大夫，但依旧让他退休在家。

　　开元二年（714年），张仁愿去世，追赠太子少傅。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张居正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张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为万历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乳名“白圭”，自小聪颖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做了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因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而此时，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俺答汗强把自己聘下的妻子转送给鄂尔多斯部，于是带着十几人请求内附。张居正接到报告，写信给宣大总督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宣大总督王祟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整顿吏治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为了免去灯烛费用，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

　　万历八年（1580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改善财政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虽然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赋税改革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劳瘁而死

　　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万历五年，多年未见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

　　1582年6月20日，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