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
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其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关于孟子的父亲更加缺乏资料，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是位非常有抱负的政治家，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公元前329年左右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魏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不久，孟子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需要。于是就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在他之后，出现了学者邹子等人。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鱼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
《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孟明视
孟明视：春秋时期虞国（今山西平陆县）人，姜姓，百里氏，名视，字孟明，是百里奚的儿子。秦穆公的主要将领。他曾率领秦军与晋国决战，屡战屡败，但最终他还是战胜了晋军。秦穆公见晋国屈服了，就率领军队转到崤山，掩埋了三年前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骨骸，祭祀了三日才回国。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威震西戎，有二十来个小国和部族都争先恐后地归附了秦国，使秦国扩地千里，成了西戎的霸主，这都与孟明视有着一定的关系。
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决心接替晋国去做中原的霸主，雄心勃勃的百里视是秦穆公主张争霸中原的坚决拥护者。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接连打了几次大败仗。公元前628年冬，秦穆公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谏阻，决定兴师征讨郑国，拜百里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百里视当时不懂得这次出征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他欣然领命，还认为自己的父亲未免太胆小了。当他率领着大军行至滑国（在今河南省滑县）的时候，正好给郑国的一个名叫弦高的牛贩子碰上了。弦高是个有爱国心的商贩，他在去洛阳做买卖的途中听到了秦兵要攻打本国的消息，于是一方面叫人赶快回郑国报信，一方面赶着牛群迎上秦国的军队。他冒充郑国的使臣，带了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慰劳秦军。他对孟明视说：“我们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敝国去，所以赶快派我慰劳贵国的军队。敝国虽不富裕，可是愿意供给你们每天的日用必需品；要是开拔，我们愿意在你们动身的前夕，代你们守夜，保卫你们。”孟明视上了牛贩子弦高的当，以为郑国真的早已得知消息，有了防守准备，所以不敢再攻打郑国，可是又怕回去无法向秦穆公交差，就顺手灭了滑国，抢了不少玉帛、粮食和男女人口，装满几百辆大车，取道而回。四月十四日，他带领的军队到了地势险绝的崤山地带（今河南陕县东），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晋军杀得全军覆没，他自己和西乞术、白乙丙两名副将也做了俘虏。晋襄公打算把他们几个押到太庙里，宰掉当祭品。
晋襄公的母亲文嬴（即怀嬴，晋文公的妻子，秦穆公的女儿）听说秦国打了败仗，秦国的三员大将也给晋国逮住了，担心晋、秦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就向晋襄公请求说：“百里视这几个人要争势力，弄得秦、晋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很恨他们，如果能得到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都嫌不甘心，何必屈尊你去惩罚他们呢！所以，不如放他们回去，让秦伯拿他们正法，也好消去心头怒气。你看怎么样？”晋襄公听从了文嬴的话，就把这三个人释放了。晋军主将先轸朝见晋襄公时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勃然大怒，斥骂晋襄公说：“将士们拚了性命，从战场上把他们活捉过来；你却凭老婆子一句话，把他们放走，真是助长了敌人气焰，我们离亡国不远了！”晋襄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立刻派大夫阳处父去追赶。阳处父上车扬鞭，追到黄河边上，只见百里视三人已经上了秦国早已准备好的船上。阳处父心生一计，就解下车子右边的马，说是奉了晋襄公的命令，送给百里视的，想把他诱回到岸上来。孟明视在船上站起来，向阳处父行了个礼，说：“感谢贵国的恩典，不把我们这些俘虏的血拿来涂战鼓，而让我们回去接受国法的制裁。我们就是死去，也是死得其所了。如果我国也象晋君一样宽宏大量，保全我们的性命，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报答贵国的恩典吧！”
孟明视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穿了丧服，在城外等候。他对着回来的将士哭着说：“我没有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害得你们吃败仗，受侮辱，这是我的过失。”百里视对秦穆公的宽宏大量和关怀爱护十分感激，从此更是象对待父亲般地尊敬秦穆公。
过了两年左右，到了公元前625年，百里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之仇。秦穆公答应了，派百里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军率领四百辆兵车去攻打晋国。晋襄公派中军大将先且居前往抵御。由于晋国做了充分准备，两国军队在彭衙地方一交锋，秦军又打了败仗。晋军将士嘲讽说：“这就是秦国来报答‘恩典’的军队啊！”这回秦军虽不象上次在崤山失败得那么惨，可是百里视却比上一次更觉得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他自己上了囚车，不希望秦穆公再免他的罪。可是，富有阅历的秦穆公知道，老在顺风里驶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国家的大船只有让久经大风浪，甚至翻过船的人掌握才放心。他对百里视勉励了一番，继续让他统帅军队。
经过两次失败以后，百里视不敢象过去那么自负、任性，也不敢再轻敌了，而变得老练一些了。他开始注意国家政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每一个兵士的作用。他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和俸禄都拿出来，送给阵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啃草根；他每天训练兵马，埋头苦干。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了秦国的边境。百里视命令将士只许守城，不许出击。晋国人一再挑战，他不予理睬；晋国人把秦国的两座城都夺去了，他还是照样一声不吭地训练兵马。秦国人气得摩拳擦掌要跟晋国人拚个你死我活，也有人骂百里视是胆小鬼，要求秦穆公另选良将。可是秦穆公心中有数，仍然不调换这位接连三次打了败仗的将军。
崤山失败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624年夏天，百里视请秦穆公一块去攻打晋国。他说：“要是这次再打不了胜仗，我决不活着回来！”他挑选了国内的精兵，准备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财帛，安抚了士兵的家属。全国兵民情绪高昂，一致决心夺取战争胜利。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都嘱咐说：“要是不打胜仗，可别回来呀！”秦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过河后，百里视命令战士将渡河的船全部烧掉，说：“咱们这回出来，背水一战，有进没退！”他带领将士勇敢冲杀，不几天就夺回了上次被晋军夺去的两座城，还打下了晋国的几座大城。秦国军队所向披靡，耀武扬威；晋国人闻风丧胆，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对阵。周襄王派大臣召公赏给秦穆公十二只铜鼓，承认他为西方的霸主。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孟宗
孟宗（218～271）：三国时江夏人（今湖北省孝昌县周巷镇人），后因避孙皓字讳，改名孟仁，字恭武。少年时从师南阳李肃读书，后官居吴国司空。卒于建恒三年，也就是公元271年。素仁孝，二十四孝之一的“哭竹生笋”指的就是孟仁为其母求笋的故事。
其实孟宗哭笋的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向百姓灌输“仁孝礼忠”的思想或者当时的人为了讨好孟宗而虚拟的故事，不能真信，因为这不科学。
二十四孝之一，成语“哭竹生笋”的主人公。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人有诗云：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
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累迁光禄勋，遂至公矣。
孟宗幼从南阳李肃学，母亲为他做了一床又厚又大的被子，只是被子大得有些离谱，有十二幅那么大（幅指的是织布机上布匹的宽度，一般的被子是四幅或六幅宽），引起人们的疑问，怎么那么大，孟宗的母亲说，我的儿子没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可以结交朋友，做学问的人大多贫穷，穷的可能连被子都没有，所以我才做了这么一床大被子，让他们在天冷的时候可以一起钻被窝，增加他们的同学友谊，或许可以让他交接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
孟宗少从南阳李肃学。其母为厚褥大被，或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致客，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庶可得与气类接。’”后用为招贤接友之典实。 南朝 梁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黄钟十一月》：“命长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贤。” 清陈维崧《念奴娇•重过广陵宿西樵寓中》词：“少顷客去余留，王公呼我，大被从君宿。”
典故“孟宗还鲊”亦源于孟宗。孙皓时期，孟仁被授予主管渔业的官职，他亲自捕鱼精心烹制后送给母亲，其母送还，并责之以道，表现出一个贤母严守封建操守的可贵精神。
后以还鮓指称贤母，或以鱼鮓表达为官清廉之意。明程本立《送鱼课司霍思诚》：“居有马鞯留客坐，食无鱼鮓寄亲尝。
孟宗在母亲言行感召下,学习期间品学兼优,尊师爱友。做出了许多学习上帮助同学、生活上照顾学友的感人事迹,这些事迹在学堂广为传颂。一次，襄阳同窗好友冷暖，课余担水时不慎摔伤，卧床养病，孟宗就在课余为冷暖补习功课。其时，冷暖的母亲又重病卧床不起，孟宗闻知，假日去冷暖家探视，又解囊相助，请名医诊治，亲自热汤喂药，使冷暖的母亲病愈康复。此事不胫而走，冷暖感激，校友感动，无不对孟宗敬佩有加。
后来,孟宗的母亲因年迈而病逝,他不顾禁令,弃官回家为母奔丧,守墓三十五天,日夜以泪相伴,跪守在母亲坟旁,极尽孝子之道,四乡八里百姓无不动容。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东汉贤士梁鸿之妻孟光
东汉平陵人孟光，长得很肥胖，肤色黝黑，容貌欠佳，但力气极大，能力举石臼。有许多人为她作媒，却屡遭谢绝。年龄已到30了，仍独居在家。
她父母问她不愿出嫁的缘故，才知道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原来，孟光早就听说同县有个叫梁鸿的，家贫而博学，在上林苑养猪时，曾不小心失火，使邻居受损。梁鸿不仅主动以全部的猪作为赔偿，且以作佣工来加以弥补。四邻责备那家遭灾户索赔要求过高，而一致称赞梁鸿。遭灾的邻居也觉得梁鸿品德高尚，便要将原先收受的猪全数奉还。但梁鸿不受而去，回到了故里。孟光向父母表示，一定要找到品德像梁鸿那样的人才肯出嫁。此话传到了梁鸿的耳里，当时已有不少人家敬慕梁鸿的高风亮节，想将女儿嫁给他，梁鸿都谢绝了，但当他听到孟光的志向后，却主动请人去行聘。孟光在出嫁前，不备金银罗缎，却制作了布衣、麻鞋、罗筐及织布的工具。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但孟光却成竹在胸，自有主张。刚过门时，孟光像普通新娘那样，装饰打扮得漂漂亮亮，谁知开头七天，梁鸿却对她爱理不理的。
孟光见状，主动与他搭话：“我听说夫君高义，回绝了多门亲事。我呢，也谢绝了不少行聘之人。今天承蒙夫君娶了我，只是不知何处开罪了夫君，望能明告。”梁鸿说：“我想娶到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与我一起到深山凭自己的劳作去隐居。现在见你穿着打扮如此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正中下怀：“太好了，我这样的穿着打扮，是故意考察考察夫君的志向啊！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隐居所需的衣服及器具了。”于是她换了发式，穿上布衣，在梁鸿面前操持起家务来。梁鸿一见，高兴地说：“此真梁鸿妻也！”后来，夫妇俩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并以诗琴自娱。他们有才学而不求富贵，安于劳作，自食其力，因而受到世人的颂扬。而孟光，也就成了后世许多妇女效法的榜样。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孟达
孟达（?－228），字子度（小说《三国演义》中字子庆），本字子敬，因刘备的叔父名叫刘子敬，为避讳而改字。扶风郡郿人，三国时期人物。本为刘璋属下，后降刘备。关羽围樊城、襄阳时因不发兵救关羽而触怒刘备，于是投奔曹魏，在魏官至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此后又欲反曹魏而归蜀汉，事败而死。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孟云卿
孟云卿（705～781）：字升之，平昌（今山东德州）人。约生于725年（唐开元十三年）。天宝年间赴长安应试未第，30岁后始举进士。肃宗时为校书郎。存诗17首。其诗以朴实无华语言反映社会现实，为杜甫、元结所推重。孟云卿与杜甫友谊笃厚。
758年（乾元元年）夏，杜甫出任华州司公参军，行前夜饮话别，并以诗相赠，即《酬孟云卿》。同年冬，他们在洛阳相遇，同到刘颢家中畅饮。杜甫又写了《冬末以事之东郊，城湖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饮宴散因为醉歌》一诗，记叙此次邂逅相遇彼此喜悲交集的情景，表达了诗友间的诚挚感情。
孟云卿与杜甫友谊笃厚。758年（唐乾元元年）夏，杜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行前夜饮话别，并以诗相赠，即《酬孟云卿》。同年冬，他们在洛阳相遇，同到刘颢家中畅饮。杜甫又写了《冬末以事之东都，城湖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饮宴散，因为醉歌》一诗，记叙此次邂逅相遇彼此喜悲交集的情景，表达了诗友间的诚挚感情。
元结极为推重孟云卿的诗。760年（唐乾元三年），他所编诗集《箧中集》里，选入当时7位诗人的诗共24首，其中孟云卿诗5首。诗作如实地描写了当时民众在战乱中的苦难，表达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感慨以及与亲朋故旧的情谊。766年（唐朝大历元年），孟云卿远往南海，元结作诗赠别，题为《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中元结自称：“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 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词赋，次山不如云卿；通和，次山不如云卿……云卿少次山六七岁，云卿声名满天下。
孟云卿是元结所编《箧中集》中七诗人之一。他和其余六人一样，长于五古，气格高古，力追汉魏，屏绝藻彩，一归淳朴。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认为孟云卿诗，源自相传的“苏李诗”。高仲武以为“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陈子昂）”（《中兴间气集》），则说明孟诗在当朝的师承。张为著《诗人主客图》，尊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可说明孟诗的高古风格在唐中期确能别树一帜。他的诗歌题材较窄，多慨伤道德风气衰落，但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伤时二首》之一）这样的诗句，则为人们所称道。在艺术上，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说，孟云卿诗有“直率之病”，是符合实际的。
《全唐诗》编孟云卿诗1卷，计17首，外零句4句。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本名孟名浩，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
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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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751～814）：唐代著名诗人，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汝州（今属河南汝州）。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
唐天宝十年（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父亲孟庭玢是一名小吏，任昆山县尉，家中清贫，孟郊从小生性孤僻，很少与人往来。青年时代隐居于河南嵩山，但关于这段经历的起讫时间与具体情况，已不可考。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至贞元六年（790年），即孟郊三十岁至四十岁这段期间，他在河南目睹过当时的藩镇之变，在信州上饶为陆羽新开的山舍题过诗，后来又在苏州与诗人韦应物唱酬。由中原而江南，行踪不定，却是除去写诗以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事业可以记述。
贞元七年（791年），孟郊四十一岁，才在故乡湖州举乡贡进士，于是往京应进士试。
贞元八年（792年），下第。可能就是在这次应试期间，他结识了李观与韩愈。《旧唐书》本传说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见以为忘形之”；两人的性格都异乎流俗，是他们订交的基石。孟郊固然比韩愈年长十七，写诗笔力也足与韩为敌，但他命运坎坷，仕途多蹇（jiǎn），所以反倒是他因为得到韩愈的表扬推崇，才诗名大振，成为韩愈这一诗派的名士。贞元九年，孟郊应进士试，再下第。
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四十六岁，奉母命第三次来应试，才得进士登第，随即东归，告慰母亲。贞元十三年，寄寓汴州。贞元十五年，在苏州与友人李翱相遇，嗣后又历游越中山水。
贞元十六年（800年），孟郊为溧阳尉。元和初，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年），孟郊五十一岁，又奉母命至洛阳应铨选，选为溧阳（在今江苏省）县尉。贞元十八年赴任，韩愈作《送孟东野序》说：“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去做县尉是与他的愿望很相违背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尽到一个县尉的职责。溧阳城外不远有个地方叫投金濑（lài），又有故平陵城，林薄蒙翳（yì），下有积水，孟郊往往去游，坐于水旁，徘徊赋诗，以致曹务多废。于是县令报告上级，另外请个人来代他做县尉的事，同时把他薪俸的一半分给那人，因此孟郊穷困至极。
贞元二十年（804年），孟郊辞去溧阳尉一职。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河南尹郑馀庆任盂郊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自此，孟郊定居于洛阳立德坊。他的生活是到这时候才富裕一点，可以免于冻饿了。然而不久他又遭到丧子之痛。
元和九年（814年），郑馀庆为兴元尹，奏孟郊为兴元军参谋，试大理评事。孟郊闻命自洛阳往，八月二十五日（公元814年9月12日），以暴疾卒于河南阌乡县，终年六十四岁。
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
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
孟郊接过元结一派手中的复古旗帜，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继续宣扬其复古思想。他宣扬仁义道德，歌颂尧舜古风，批判浇薄时风和叛乱犯上，处处显示出一个伟岸君子的姿态，对时俗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耻与新学游，愿将古农齐。”他所结交的官僚和朋友，如郑余庆等也大多是些重道德，守古遣的人物。
他标榜的“自是君子才，终是君子识”，其主要内含就在于不与时俗为伍，只求复古守道的知音的意愿。他卫道、行道的思想和行动，与韩愈所倡导的“道”相近，而其生活准则正好是韩愈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孟郊不仅在生活中惜守古道，而且在创作中亦以宣扬这种“道”为目的。他的“补风教”、“证兴亡”的创作宗旨，直陈元结的“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原则，与元和时白居易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民生病，愿得天子知”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论是一致的。因此孟郊虽然没有直接参预韩愈的古文运动，也没有象白居易那样在鲜明的文学原则下以直言讽谏式的诗去千预政治，但他却是自始至终地沿着恢复古道、整顿朝纲、淳化民俗、振兴诗坛的道路走下去的，而复古，就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战斗宗黔和精神武器。他是一位复古思潮的杰出代表。因此他在中唐这个复古之风很浓的时代里得到了在后来不可能有的赞誉。
其一，古朴凝重，避熟避俗。孟郊诗歌与当时盛行的浅俗流易不同，具有古朴凝重的特点，在古朴自然中又营造出新鲜的艺术效果。孟郊惯用白描，《洛桥晚望》“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笔力高简，历来为人称道。《游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日，深谷昼未明”境界开阔。在句式上孟郊忌平缓流易，打破常规，力求古劲 折，以古文句法为诗。与五言诗歌上二下三的习惯不同，孟诗有上一下四的句子，如“藏千寻布水，出十八高僧”（《怀南岳隐士二首》其一）、“磨一片嵌岩，书千古光辉”（《吊卢殷十首》其四），改变诗歌的传统表达方式，给人新鲜的艺术感受。
其二，险奇艰涩。精思苦吟。孟郊诗歌硬语盘空，他惯用死、剪、烧、骨、录、折、断、攒等狠字、硬语，营造奇崛的艺术感受。这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
其三，情深致婉，气势磅礴。孟郊并非终身苦吟，其诗也并非全是硬语，韩愈看到他“敷柔肆纡余”的一面，苏拭喜爱他“鄙俚颇近古”的诗歌。孟郊不少诗歌具有古淡闲雅的特点，以平淡的诗语写出深婉的情致，诗歌清新纡余，跌君生姿。他既有具有悠远情致的诗歌，又有具有“奋猛卷海僚”气魄的作品。
孟郊愁苦之诗所获褒不一，而他古淡闲雅的诗歌获得较为一致的好评。许学夷认为“郊五言古，以全集观，诚蹇淫费力，不快人意；然其入录者，语虽削，而体甚简当，故其最上者不能窜易其字，其次者亦不能增损其句也。本传谓其诗有理致，信哉。” 肯定“东野五言古，不事敷叙而兼用兴比，故觉委婉有致” 独特魅力。孟郊不少诗歌写得语浅情深，《游子吟》以平淡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归信吟》“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以心理细节打动人心。《列女操》、《薄命妾》、《塘下行》、《去妇篇》诸篇“情深致婉，妙有讽喻。……此公胸中眼底，大是不可方物，乌得举其饥寒失声之语而訾之。”
与情深致婉相对应，孟诗还具有气势雄健的特点。他以“荡”、“振”、“锁”等硬语体现出山峰、建筑的阔大气象，将建筑物、山峰写得高插云霄，横亘天地之间，“地脊亚为崖， 出冥冥中。楼根插迥云，殿翼翔危空”（《登华岩寺楼望终南山赠林校书兄弟》）、“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游终南山》）描绘出雄健飞动的气势，反衬出一己的敝小。在表达风吹水啸的意境时，孟郊常用“振空山”、“荡天地”等写出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孟诗现存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出自北宋宋敏求所编刊，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事迹可参考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华忱之《唐孟郊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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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简（?-823）字几道，唐朝大臣，德州平昌（今山东德平）人。孟诜之孙，著名水利专家。祖籍汝州梁县，后寓居吴中，为吴中人所称美(李观《贻先辈孟简书》)。举进士宏辞连中。元和中，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尤工诗，善行书，元和十一年（816）书梁庚层吾撰唐经禹庙诗，见《唐书本传·金石录》。画像取自1928年修《江苏毘陵孟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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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亦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南宋优秀的军事家、统帅，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北宋被金灭后，孟家祖上从山西绛州投奔岳飞的“岳家军”，此后便随军定居在随州、枣阳（今皆属湖北）一带。孟珙便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曾立过军功。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其父孟宗政在开禧二年（1206年）的宋金战事中崭露头角，授京西兵马钤辖，镇守襄阳。孟珙是孟宗政的第四个儿子，由冀国夫人马氏所生。从少年起，孟珙和孟璟、孟璋、孟瑛兄弟四人就被孟宗政带在军中。军旅生涯的锻炼，使他不仅练就了良好的武艺，而且培养出了对战场形势的敏锐观察力。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诸部落，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接着发动了大规模扩张，曾经的宗主国——金国自然首当其冲。大河南北顿时烟硝四起，蒙古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人民惨遭屠戮。金国则是节节败退，首都被迫由中都（今北京）迁到了宋朝故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本来向金国称侄纳贡的南宋见状，便以各种理由拒绝给金国输送岁币。这点岁币对南宋来说算不了什么财政负担，而对军费开支骤涨的金国却是一笔大收入。刚到汴京坐下喘口气的金宣宗，在权臣术虎高琪的撺掇下，认为金军打蒙古不足、胜宋军有余，居然想把蒙古人造成的损失从南宋身上补回来，于是不顾两线作战的危险，在嘉定十年（1217年）发动了侵宋战争。孟珙父子就是在这场持续七年的战乱中成为南宋京湖战场的主要将领。
嘉定十年（1217年），金军进犯襄阳。孟珙认为金人必犯樊城，向父亲献策由罗家渡济河。孟宗政同意，等宋军临渡布阵时金人果真到来，宋军趁其半渡出伏兵击之，金军半数被歼灭。孟宗政又奉命救援枣阳，在战阵中父子失散。孟珙望见敌骑中有白袍白马者，高呼：“吾父也！”立即率骑兵杀进敌阵，救出其父。万军中勇救父亲，可谓少年英雄。
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将完颜讹可率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聚集城下。孟珙登上城楼，施展武功，引弓注射，立毙数人，将士无不惊服。孟宗政命孟珙取它道偷袭金人，破18砦，斩首千余级，缴获大量军器，金人逃走。孟珙以此功进下班祗应。
嘉定十四年（1221年），孟珙拜见了父亲的上司京湖制置使赵方。赵方听说是孟宗政的儿子，一见奇之，十分器重，将孟珙辟为光化县尉。
嘉定十六年（1223年），官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时任荆鄂都统制、知枣阳军的孟宗政去世。史称“死之日，边城为罢市恸哭。”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邓、蔡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由于军队成分复杂，军情不安，京湖制置司便令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很快平定。绍定元年（1228年），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就在南宋恢复宋金战事之后的创伤时，北方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绍定五年（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后，金军大部主力被蒙古军击溃，名将完颜彝等阵亡。金国恒山公武仙逃生之后，又跑到了南阳（今属河南）的大山里面收拢溃兵，竟然数月之间就得众十余万，声势大振。而金国新任君主金哀宗，认为汴京残破不堪，于绍定六年（1233年）把金廷先搬到归德府（即北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又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他为做坚守之计，便下诏命武仙勤王。武仙则以蔡州难守，就想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有些类似耶律大石入中亚建立西辽：夺取南宋的四川作为落脚之处；如果夺取不了，就改夺进军路上的宋军粮饷。
这一年，武仙派手下武天锡进攻光化，打开入蜀的通道，号称聚众二十余万。孟珙率军迎击，逼近敌垒。一鼓攻破其营寨，壮士张子良阵斩武天锡，拿下他的首级。孟珙初战告捷，斩首五千级，俘四百余人、户十二万。授江陵府副都统制，赐金带。虽然旗开得胜，但武仙的主力仍然在光化境内，是个大麻烦。京湖制置司问孟珙下一步行动，此时京湖制置使是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孟珙早就胸有成竹，他告诉史嵩之：武仙会进军吕堰（今襄阳东北），我们只要八千人就足够退敌。
果然，宋军刘全部、雷去危部在夏家桥挫败金军后，武仙转而进军吕堰。孟珙得知武仙中计后大喜。当武仙行军到吕堰的时候，遭到了木查、腾云、吕堰三砦宋军的三面围攻，孟珙部这时也迅速南撤以接应守军。这时武仙才发现地形不利，进有大河阻挡，退有山险拦截，只好撤军。结果被斩首五千级，俘民夫三万余。孟珙接着向北迫近邓州。邓州守将伊喇瑗害怕重蹈武天锡的覆辙，奉表请降。孟珙入城后，显示出大将风范，伊喇瑗伏阶下请死，但孟珙为他换衣冠，以宾礼对待他。
七月，武仙手下的爱将刘仪投降孟珙，提供了武仙驻军的情报。针对武仙九砦屯守于马蹬山，他建议步步为营前进，先夺取离金砦，再孤立其他二砦。孟珙采纳建议，第二天，派遣部将进攻离金砦。宋军假扮成金军混进了敌营，然后到处放火制造混乱，很快占领离金砦。当天夜里，宋军又突袭了王子山砦。守砦金将是位小元帅，正在醉酒酣睡，梦中直接丧命，把王子山砦拱手送出。
孟珙闻报，率军直击马蹬山。他命部将正面攻击，却故意在西边留出一条路，设下伏兵。历史记载这场战斗火光漫天，死尸遍野。金军溃退到西边，又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最后一万两千多人投降。之后孟珙回军进攻已经孤立了的沙窝等砦。一日三捷，部将又攻破默候里砦。至此，马蹬山的九砦还剩两个。刘仪再奉孟珙之命，招降了剩下的板桥砦的两支守军。武仙认为岵山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应该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带着人马开始爬山。孟珙早就料到武仙要移军岵山，命人事先埋伏在山脚。武仙军爬到一半，突然伏兵四起，金军被打的晕头转向、血流满山。辎重丢在半山腰，大将兀沙惹被杀。
这下孟珙彻底把武仙的希望打没了。不过武仙十分倔强，不仅拒绝劝降，还打算退往商州继续抵抗。孟珙也不含糊，在一天早晨向石穴砦发动总攻。由于下过雨，山中还没放晴，部将非常担心。孟珙大笑说：“这不就是当年李愬雪夜擒吴元济的大好时机吗？”他亲自策马指挥，宋军激战数个时辰后大破敌军。武仙只好狼狈的换上士兵的衣服，带五六个人逃走，剩下的七万多金军纷纷投降。武仙本人后来在逃窜的过程中被蒙古守军擒杀，金国打开入蜀通道的计划彻底破产。班师襄阳后，孟珙转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
武仙军的覆灭，也使围攻蔡州的蒙古军少了一个大负担。但是，金国仅存的战斗力依然旺盛。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都元帅塔察儿被金军击败于城下，士气低落。塔察儿就一面远远地修筑堡垒以防金军突围，一面派出使者王檝向宋廷发出联合灭金的邀请，同时还希望宋军能支援一些粮食。
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就希望和南宋结盟，共同攻打金国。但宋朝人都记得“海上之盟”的教训，双方虽有使者来往，却并没有形成实质上的盟约，更谈不上出兵。不过形势逼人，金国被灭已经是迟早之事。十月，宋廷在权臣史弥远的决策下，决定联蒙灭金，命令京湖制置司出兵。于是派江海、江万载叔侄带孟珙领兵2万、运粮30万石踏上了灭金的征程。
金国集结了两万骑兵前来阻击，意图阻止宋蒙联军的形成。孟珙鼓噪前进，一举击溃前来阻击的金军，追杀到高黄坡，斩首一千二百级。十一月初五，宋军进驻蔡州城南，孟珙入蒙古军营与塔察儿相会。蒙古人是崇拜武力的民族，因而塔察儿对孟珙消灭武仙大加赞扬，拉着他一起打猎、喝酒，最后两人干脆结拜为兄弟。
双方开始合作。一天，金军忽开东门出战.想杀出重围。孟珙断其归路，擒拿偏裨将校80余名，其余多淹死在汝河里。孟珙断定蔡州城内已经断粮，诫嘱宋军：“当尽死守住阵地，严防金军突围。”他还与塔察儿画地为守，以防交战时宋蒙两军误伤。
十二月初六，宋军经过殊死战斗，进逼蔡州城南边外围立栅。初七，孟珙命诸将夺取制高点柴潭楼，经过反复争夺，宋军攻拔该楼，俘敌五百余人。蔡州倚仗柴潭水为固，城上楼架设有巨型弩炮，宋军将士不敢近前。孟珙身先士卒开挖柴潭堤，放潭水入汝河，用薪柴填平潭池，宋军顺利过潭攻城。与此同时，蒙古军也决开蔡州城西的练江，逼近城下。柴潭和练江是蔡州城墙外的天然屏障，守城金军为夺回天险，驱赶城中老弱孩童人，大锅熬成热油，以此为“武器”，往城下浇烫宋蒙士兵。孟珙以人道主义出发，派出道士劝阻了这种行为。入夜，金将义率500死士出南门拼命，宋军进攻受阻。听说友军有难，塔察儿令汉军万户张柔率敢死队20余人逾沟突城，被城中金军用钩连枪抓去2人。张柔也被钩住。孟珙见状，立即率前锋冲出，飞剑斩断钩子，救得张柔一命。
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已经撑到了极限。正月初五，史载“黑气压城上，日无光”。初九，宋蒙联军发起攻城，遭到顽强抵抗。蒙古军在西城的外城凿了五个大洞，军队蜂拥进入内外城墙之间的开阔地，直到晚上竟没有进展，只好撤出城外。在南门的宋军战斗多时，也没能登城。初九夜，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召集百官，表示要禅位于城东门守将、元帅完颜承麟。
正月初十清晨，与禅位在城内举行的同时，城外的宋军统帅江海向宋军下达了总攻令。部将马义架云梯率先登城，万余人踊跃而上，南门楼上竖起了大宋旗帜，宋军率先杀入了蔡州城。登城的宋军杀到西门，打开门后放入蒙古军队。城里展开了激励的巷战，这是宋、蒙古、金唯一一次三国大交锋，熊熊大火燃烧着宫殿和街道，三方都在为各自民族的使命而战。随即金哀宗自缢而死，大将完颜仲德率领众军投河自尽。而接受了禅位的完颜承麟在最后时刻举行典礼，给金哀宗上谥号，接着就被涌入的宋蒙联军杀死。城中的战火熄灭后，金国的降臣带着孟珙找到了金哀宗的尸体，尸体已经焦黑无法辨认。孟珙把尸体一分为二，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古。并分了金国皇帝的仪仗器械和玉玺等宝物。金国彻底灭亡。
孟珙立下不世之功，一雪靖康耻、臣子恨，完成了岳飞等前辈的夙愿，给百年来受尽战争苦难的百姓英烈复了仇。回到襄阳，擢为武功郎、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建康府都统制。孟珙虽然武功郎官品较低，但是职事官的侍卫马军行司属于中央禁军三衙之一，体现了宋廷对他功劳的认可。
金国灭亡后，刚刚亲政的宋理宗派太常寺簿朱杨祖前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寝。不料谍报显示蒙古军在孟津、潼关一带开始屯军。使者想从淮东出发，此时踌躇不前。孟珙认为，淮东的南宋军队，由淮、泗沿着直到汴（今河南开封），路途时间较长，不如选精锐骑兵疾驰，不到十日便可完事，于是他和几位使者昼夜兼行，到达洛阳，干净利落地完成祭拜后安全回到襄阳。
正当孟珙在襄樊组建镇北军以防备蒙古南侵时，枢密院命令他赶赴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议事。宋理宗对孟珙非常器重，召见后夸奖道：“你是名将之子，忠诚而又勤恳，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孟珙则说：“这都要归功于宗庙社稷的威灵，陛下的圣德，和三军将士的努力，臣何力之有？”宋理宗很高兴，又咨询中兴大计。孟珙答：“希望陛下宽民力，蓄人材，等待时机。”端平元年六月，宋理宗发动端平入洛，想抢夺中原土地，不料被蒙古人打的大败。他对宋蒙形势的发展陷入迷茫之中，问起与蒙古的和议，孟珙的回答掷地有声：“臣是一介武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这是一个武将最标准的回答。宋理宗听了后，就给孟珙很多赏赐，并任命他知黄州（今湖北黄冈），节制黄、蕲、光三州及信阳军的兵马。
孟珙于端平三年（1236年）到任黄州后，加紧筑城墙挖城壕，招募流民开荒，安顿各部军队，从而使黄州防务更加稳固，为后来黄州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孟珙可能不知道，他即将担起保卫大半个南宋的重任。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这一年，蒙古军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战争能力，在荆襄战场上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千疮百孔。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军中路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又猛攻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宋理宗忙的焦头烂额，急命在黄州的孟珙救援蕲州。想想几年前蔡州城下的兄弟之情，孟珙却和塔察儿却要刀兵相见，颇有点各为其主的沧桑感。塔察儿对孟珙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而就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是蒙古铁骑第一次兵临长江。
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南宋的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治此处。蒙古军如果攻占这里，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众谓无逾珙者”。孟珙也二话不说地出发。
这时蒙古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形势逼人。孟珙的部下，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荆襄一带人。听说老家被人踹了，部将们十分义愤填膺，要求“返家复仇”的呼声非常高。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强按怒火，先集中力量封锁江面。接着他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晚上就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样子。蒙古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孟珙便趁机传令出击，大战一场，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并将蒙军的渡江器具一并焚毁，取得了胜利，遏制住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古军无奈之下，只好撤军。由于孟珙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封爵随县男，擢为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兼京湖安抚副使。不久，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蒙古军再度南侵，在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黄州所在的长江江面非常窄，利于渡江，是淮西的军事重镇。张柔部在黄州城西的大湖中夺取大批船只，顺流下达长江边。孟珙奉老上司史嵩之的命令，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双方恰巧在江面遭遇，面对老伙计，孟珙毫不手软，利用宋军艨艟斗舰猛撞蒙古船阵，冲乱敌军船队，杀开一条血路后进入黄州。由于这一次蒙古军来势汹汹，宋军又首战不利，本已绝望的黄州军民听说孟珙来援，士气大振，齐声欢呼道：“吾父来矣！”
黄州原为孟珙的大本营，这里的城防措施都是由他亲自主抓，很难被敌军攻克。孟珙每日亲临城头，督促宋军防御，看望伤病员，还斩杀四十九名畏敌退缩的士兵，最终稳住了宋军的阵脚。
黄州保卫战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宋军奋勇作战，迫使蒙古军阵势大乱，退缩到长江北岸，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蒙古水军的渡江计划完全破产。于是蒙古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古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由于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连续不停地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古军的攻城之势，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兵分七路突袭蒙古军。作为老朋友，张柔也很给孟珙面子，他的营寨防备严整，使宋军偷袭失败。而其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古军营盘大乱、军心动摇。
蒙古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蒙古人又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号称“万人坑”。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到了第二年（1238年）的春天，死伤“十之七八”的蒙古军终于撤退。孟珙又一次扭转了南宋的被动战局，授宁远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不久升京西湖北制置使，实际上已是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
嘉熙二年（1238年），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便积极谋求进兵，收复中路重镇——襄阳府。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
同年十二月，宋将张俊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三年（1239年）初，收复信阳军。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
但是孟珙清楚，这么轻松就收复襄阳，并不代表宋军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因为蒙古根本就没把襄阳看在眼里。在他踏入襄阳之后，就马上给朝廷上表称：“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此时孟珙的老上司史嵩之刚刚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非常支持孟珙的工作。于是孟珙就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襄阳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军事重镇。
嘉熙四年（1240年）初，盂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老朋友张柔率军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积聚造船木材。他一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老方法，学习蒙古人的方法，主动出兵骚扰，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
盂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古军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古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将敌人的物资仓库烧了个一干二净。蒙古人完全没想到，一向被动挨打的宋军居然能搞起积极防御。可以说，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古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把敌人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史称“邓穰之战”。
当京湖战局有所缓解后，孟珙又奉命紧急驰援岌岌可危的上游四川战场。自端平二年（1235年）起，蒙古每年都入寇四川，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半壁变成一片瓦砾。
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杀入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不料蒙古军故意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命汪世显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古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汪世显则率领伏兵乘小船直接冲入宋军的船队，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古军顺势将宋军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直逼夔门，其余蒙古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
同年底，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此时，孟珙的兄长孟璟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也向他求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孟珙深知绝对不能轻易分兵援助，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区域防守。他准确判断出蒙古军主力汪世显部必取道施、黔（今四川彭水）两州渡江，于是派兵2000人驻屯峡州（今湖北宜昌），以兵千人屯归州（今湖北秭归），另拨部分兵力增援归州重要的隘口万户谷（今湖北秭归西）。其弟孟瑛以精兵5000驻松滋。作为预备队，弟孟璋率精兵2000驻守澧州，防施、黔两州的蒙古军队。孟珙的军事防御体系部署得当，环环相扣，遥相呼应。
凭借着孟珙的得当防御，南宋方面捷报频传，而蒙古军接连失利：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古军被孟璟部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古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之前缴获的物资又统统还给了宋军。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大垭寨之战”。
这时孟珙本人还没有亲临前线，他正率领本部人马向西移动。等孟珙到了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战后，孟珙的爵位晋升为随县子。
嘉熙四年（1240年）九月，在宋军成功救援夔州和袭扰河南后，宋理宗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度使头衔在宋朝是武将极高的荣誉职称，当年岳飞年仅31岁建节，使其他将领都十分眼红；这次，45岁的孟珙凭借杰出的战功获得了宋廷的高度认可，继岳飞、毕再遇后成为了南宋第三位旗帜性大将，并且承担了建立四川防御体系的重任。
孟珙兼管四川后，招集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沿边久经征战之士，以他的节度名组成“宁武军”；回鹘人艾忠孝率壮士马匹来降，孟珙创建“飞鹘军”。宋朝由于奉行不杀大臣的国策，对于失职的前线将领处罚也不是很重，形成了很恶劣的风气。一次，权开州梁栋借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把梁栋押解到夔州后当即斩首，以明“不许失弃寸土”之令。经过孟珙大力整顿，以及两年后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的治理，四川战局焕然一新，恢复战斗力的宋军一直坚持到宋亡数年后。
孟珙的高风亮节也有很多表现。黄州之战，朝廷赐孟珙金碗，他把金碗加上白金五十两赏赐给诸将。将士日夜战斗，伤病员很多。孟珙与大家同甘共苦，加派军医为士兵疗伤，将士们都感激不已。
治理川蜀时，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互相弹劾对方。孟珙写信给他们说：“国事都如此事态了，你们两个合智并谋，还对抗不了蒙古，现在反而勇于私斗，岂不愧对于廉颇蔺相如的风骨吗！”用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劝解，两个人览信后，十分惭愧，重归于好。
淳祐二年（1242年） ，余玠上任四川制置使，顺路拜访孟珙处。孟珙认为重庆（四川制置司已由成都迁至重庆）的粮草太少，慷慨地发送十万石屯田粮给余玠作为见面礼，并派兵六千入蜀，命令儿子孟之经担任策应司都统制，随时准备救援。
同年，孟珙奏请朝廷，希望为在抗蒙战争中牺牲的文武官员立庙，以纪念他们保卫国家的功劳，并激励后人献身报国。他在岳阳著名的慈氏塔下，建起了一座祠堂，朝廷下旨赐名闵忠庙，每年祭奠一次殉国者。孟珙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了当地人民和将士家属。后来孟珙去世后，也进入了闵忠庙接受后人祭拜。
淳祐元年（1241年）春，孟珙改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检校少保。淳祐四年（1244年）春，又兼江陵知府。
从淳佑四年（1244年）开始，孟珙利用窝阔台病死、蒙古陷入内乱的时机，又开始使用“打谷草”的策略。他多次派兵出动出击，攻打蒙古军在河南的要塞，焚毁敌人囤积的粮草，并屡获胜捷。孟珙的声名至此更加显赫，不少原先向蒙军投降的南宋将士纷纷来归，使京湖战场上的形势出现了空前的好转。
淳祐六年（1246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背叛蒙古人，秘密向孟珙请求投降。孟珙大喜过望，急忙上书请求朝廷予以批准。范用吉身为蒙古河南行省的军政长官，一旦归顺，显然会在军事上对南宋大有裨益，但史书记载“珙白于朝，不从”。较常见的解释是宋廷怕惹是生非，不愿意招降纳叛。但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宋理宗害怕范用吉的归顺增长孟珙的势力，起了猜忌之心，竟以范用吉“叛服不常”为由，拒绝了孟珙的请求。孟珙听说后，不免心灰意冷，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的人，现在志向却不能够再伸展了。”随后主动上表请求致仕，宋理宗马上给予批准，让孟珙以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的名义退休。孟珙本就患病，这样下来恐怕又加重了病情，整个夏天就在江陵一病不起。
同年九月初三（10月13日），有一颗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鸣。随后狂风大作，掀开房屋，折断树木。当晚，孟珙薨于江陵，享年五十二岁。讣告传到杭州，宋理宗十分震惊，下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特赠少师。其后累赠至太师、吉国公，谥号“忠襄”。由于荆襄一带父老的要求，为孟珙立庙，题名“威爱”。南宋文豪刘克庄为孟珙撰写了碑文。孟珙家乡的人民，为纪念孟珙忠烈，将随州城两乡的孟家故里命名为孟家桥。
孟珙后葬于寿昌军，其陵墓位于现今湖北省鄂州市涂家垴镇的下杨村。
在明代黄道周所著的《广名将传》中，孟珙位列其中。
孟珙从普通的下级军官其家，与父亲孟宗政凭借战功成为抗金名将，最后攻破金国都城，亲手俘获金国末代君主的遗骸。金国灭亡，蒙古又大举入侵，妄图消灭宋朝。孟珙再次担起重任，统领南宋两大战场（南宋四大战区：川蜀、荆襄（又称京湖）、淮西、淮东），率领宋军浴血奋战，全力抵抗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确保南宋挺过了宋蒙战争的前十余年。他作为南宋的擎天一柱，建立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将后半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保卫南宋政权、使南宋人民免遭蒙古军战火荼毒的宏伟事业中。无论战功还是品德上，他都是一位伟大英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孟海马
孟海马（？～1354）：元末湘汉红巾军将领。籍贯不详。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响应刘福通起义，攻占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房（今湖北省房县，位老河口市西南）、均（今湖北省均县，位老河口市西北）、荆门（今湖北省荆门市）等。他称“南锁红军”，他与王权率领的“北锁红军”相互配合，势相联结，众至十万，他转战于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1354年（至正十四年）初，元将答失八都鲁镇压“北锁红军”后，攻陷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亦即三门峡市），他力战牺牲。“南锁红军”随之失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孟善
孟善（1344年—1412年），字伯侯，山东武定府海丰县孝理村（今山东省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人，明朝开国将领、滕国公。亚圣孟子的五十五代孙。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投奔朱元璋。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孟善投靠朱棣。建文四年（1402年），封保定侯。永乐七年（1409年），致仕。永乐十年（1412年）六月，去世，追赠滕国公，谥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