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1901年），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明季避乱从江西 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7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考取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及戎马功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总督直隶及洋务运动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
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而成的局面几乎尽付东流。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失势。
代表清廷出访及签订和约
李鸿章办外交也有“风光”的时候。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人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
李鸿章当时是内阁最高职衔的文华殿大学士，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中外皆呼“李中堂”，故荷方打出“千岁李鸿章”的灯花。李鸿章在诗中居然也露出“大国使臣”颇为自得的心情。这封信的墨迹在历100多年后于1998年从荷兰传回合肥。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击败。李氏受命赴日本春帆楼媾和，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依照当时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强势的态度，以及日军进逼山海关的不利战略形势，马关条约的结果已经算是损失最少的状况了。而他在签订条约之前的甲午战争的错误战略决策以及水师的虚有其表，也是导致最终屈辱的条约签订的主要原因。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争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亦有传说为促成此约当中利于俄国的条款，俄方赠银李鸿章以为收买，惟此事并无直接证据。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自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行在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难支大厦之将倾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但回天乏术，不久他自己却死于内外交困中。
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传播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英勇就义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年少立志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济深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一起自发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
联共反蒋
1929年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组建民革
1944年桂林沦陷后，他和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委派秘书封德诚去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最后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筹建政协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封德诚、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1948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
1952年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盼国统一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