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60年），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西汉大臣。
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
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早年经历
苏武年轻时凭着父亲苏建的庇荫，与兄长苏嘉、弟弟苏贤皆官拜郎中，后升任栘中厩监。
出使匈奴
汉武帝时期汉朝不断讨伐匈奴，双方多次派使节互相侦察。匈奴扣留了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批人，汉朝也扣留匈奴使节以相抵。天汉元年（前100年），且鞮侯单于即位，害怕受到汉朝攻击，于是说：“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送还了之前扣押的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为了赞许之，于是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并赠送单于礼物，以答谢单于。苏武同副中郎将张胜及临时委派的使臣常惠等，并临时招募士卒、斥候百余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赠送财物给单于。单于越发傲慢，这不是汉所期望的。
单于正派使者护送苏武等，适逢缑王与虞常等在匈奴谋反,暗中策划绑架单于的母阏氏投奔汉朝。正好苏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朝的时候，与张胜有旧，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朝皇帝很恨卫律，我能替汉朝用暗箭射杀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希望他们能得到汉朝的赏赐。”张胜答应了他，并送给虞常许多财物。
一个多月后，单于出外打猎，只有阏氏和单于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起事前，一人趁夜逃跑，揭发了他们的计划。单于子弟与他们交战，缑王等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派卫律审理此案。张胜听到消息，担心和虞常所说的话被揭发，便把事情告诉了苏武。苏武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我受到了侵害，就更加对不起国家了。”于是想自杀。张胜、常惠制止了他。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贵族商议，想杀汉使。左伊秩訾说：“如果有人谋害单于，那要怎么加刑？应该全部招降。”单于派卫律召唤苏武来受审讯。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有什么面目归汉！”说著拔刀自刺，卫律大惊，抱住苏武，派人骑快马找医生。医生在地挖一个坑，在坑中点火，把苏武放在坑上，敲他的背让淤血流出。苏武本已断气，过了半天才有气息。常惠等人哭泣，用车把苏武载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把张胜监禁起来。
苏武的伤势逐渐好转。单于派使者劝降苏武，并同时审判虞常，想借此使苏武投降。卫律亲手用剑斩杀虞常后，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近的大臣，应当是死罪，但是单于招募愿意投降的人，赦免其罪。”举剑要砍张胜，张胜请降。卫律对苏武说：“副官有罪，主管也应当连坐。”苏武说：“我本来就没参与计划，又不是他的亲属，凭什么连坐？”卫律又举剑对着苏武，苏武不动。卫律说：“苏君，我之前备齐汉朝归顺匈奴，有幸受到了单于的恩宠，赐予了爵位和财富，管理数万民众，牛马牲口堆满山，才有像今天这样富贵。苏君今日投降，明日也会跟我一样。否则是白白拿身体去做野草的肥料，谁会知道啊！”苏武毫无反应。卫律说：“你要是顺着我投降了，我就能和你做兄弟。今天不听吾的我的建议，以后就算想再见我也没们这么容易了。” 苏武骂卫律说：“你为人臣子，不顾恩义，背叛君主和父母，投降蛮夷去做俘虏，我见你做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他人的死生，你公平执法，反而想挑起两个君主的矛盾，自己坐观成败。南越国曾经杀汉朝使者，最后被汉朝消灭南越国也成了汉朝的九个郡；宛王曾经杀汉使者，最后被汉朝消灭，他的人头也被悬在北门示众；朝鲜杀汉使者，立即就被灭国了。只有匈奴还没遭到这样的下场罢了。你明知我不降，就是要杀我，令两国开战，匈奴的覆灭就从我开始吧。”
卫律知道苏武不可胁迫，报告了单于。单于越发想使他投降，就囚禁苏武，置于大地窖内，不给他吃喝。天下雪，苏武卧著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几日不死。匈奴以为他是神人，就将苏武迁至北海，让他放公羊，说等公羊生小羊才可归汉。同时把他的部下常惠等人安置到别的地方。
牧羊北海
苏武到了北海，没有供应粮食，只能掘野鼠所储藏的果实吃。苏武拄著汉节牧羊，起居都拿着，以致节上毛全部脱落。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于靬王到北海打猎。苏武会编打猎的网，矫正弓弩，于靬王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物。三年多过后，于靬王大病，赐苏武马匹、牲畜、服匿、穹庐。于靬王死后，他的部下也都迁离。冬天，丁灵人盗走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再度穷困。
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都担任侍中的官职。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后单于派李陵去北海，为苏武设酒宴和歌舞。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和子卿你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说你，他真心你能成为匈奴的臣子。你到死也不能归汉，白白在没有人的地方让自己受苦，即使坚守信义又有谁能看见呢？先前长君（苏嘉的字）做奉车都尉，随从圣驾至雍的棫阳宫，皇帝扶辇下除，撞到柱子折断车辕，被指控为大不敬，伏剑自刎，皇帝赐钱二百万作为丧葬费。孺卿（苏贤的字）随从圣驾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把驸马推到河里淹死了。宦骑逃亡，皇帝下诏让孺卿追捕，没抓到，孺卿惶恐服毒自杀。我来的时候，你的母亲已不幸去世，我送葬至阳陵。你的妻子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只有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重你离家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人生如朝露一般短，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这么久的苦呢！我刚投降的时候，也痛苦的像发疯一样，恨自己背叛了汉朝，加上老母被收留在保宫里。你不想投降的心情，难道比得过我当初？况且陛下年龄大了，法令无常，大臣们没有犯罪就被灭族的有数十家，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你还顾得上别人么？请听从我的建议，不要再说别的了。”苏武说：“我们苏家父子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因为陛下才能位列将帅，获爵封侯，兄弟为近臣，我一直都想肝脑涂地来报答他的恩情。现在能够杀身报恩，即使是上刀山下油锅，也觉得快乐。臣子事奉君主，就如同儿子事奉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遗憾的。希望你不要再说了。” 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就听从我的话吧！”苏武说：“我早就已经死了！右校王（李陵在匈奴的爵位）如果一定要让我投降，就请请停下今日的欢宴，我直接死在你面前！”李陵见苏武如此真诚，喟然长叹道：“真是义士啊！我和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说著流下眼泪浸湿了衣襟，决别苏武而去。
后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区脱地区捕得云中的活口，说太守以下的吏民都穿着白衣，说皇帝驾崩了。”苏武听了向南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数月之久。
归汉封官
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昭帝即位。几年后，匈奴和汉朝达成和议。汉朝寻求苏武等，匈奴谎称苏武已死。后汉使又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员同他前往，夜晚见了汉使，原本地述说了这几年在匈奴的情况。告诉汉使要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著帛书，上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万分高兴，照常惠所说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身边的人非常惊讶，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 于是李陵设酒筵向苏武祝贺，说：“今天你还归，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算了吧，让你了解我的心罢了！我已成异国之人，这一别就永远隔绝了！”李陵起舞，唱道：“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李陵泪下纵横，于是同苏武永别。单于召集苏武的部下，除了以前已经投降和死亡的，总共跟随苏武回来的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苏武回到长安。昭帝下令苏武带一份祭品拜谒武帝园庙。官拜典属国，俸禄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都官拜中郎，赐丝绸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因年老而返乡，各赐钱十万，终身免徭役。
上官谋反
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刘旦、鄂邑公主谋反，苏武之子苏元因参与阴谋，而被处死。[13]
起初，上官桀、上官安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争权。上官桀父子屡次记下霍光的过失交给燕王刘旦，使刘旦上书昭帝，告发霍光。又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肯降。但回到汉朝后，只为典属国。然而霍光属下长史并无功劳，却被升为搜粟都尉，霍光专权放肆。直到刘旦等人被处死，追查同谋者。苏武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燕王又因苏武功高而官小数次上书，其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上书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奏章搁置，只将苏武免官。
宣帝时期
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宣帝即位。宣帝赐爵苏武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卫将军张安世推荐苏武通悉典章制度、出使持节不降。于是宣帝召苏武在宦者署听候宣召，多次进见。拜右曹典属国。因苏武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只令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入朝，尊称为“祭酒”。苏武把所得赏赐，全部施送给弟弟和过去的邻里朋友，家中不留一点财物。恭哀皇后父平恩侯许广汉、宣帝舅平昌侯王无故和乐昌侯王武、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都很敬重苏武。
此时苏武年事已高，宣帝问左右：“苏武在匈奴那么久了，难道还有子嗣吗？”苏武透过平恩侯许广汉向宣帝陈述：“以前在匈奴发配时，娶的匈奴妇人正好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通国，有消息传来，想通过汉使者送去金银、丝绸，把男孩赎回来。”宣帝同意了。后苏通国随汉使回汉朝，宣帝命其为郎。又让苏贤之子做了右曹。
苏武活到八十余岁，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去世。
人物评价
李陵：“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
班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李白：“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温庭筠：”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欧阳修：“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
陈杰：“伸脚踏沙迹，开口吃汉天。见天不见雪，况辨雪与毡。环观不敢杀，谓是不死仙。汉庭方求不死该，方士取露和玉屑，何如老臣毡夹雪。”
柴望：“十九年间不辱君，论功何独后诸臣。若教倒数凌烟像，也是当时第一人。”
徐钧：“胡沙不隔汉家天，一节坚持十九年。白首微官甘属国，耻随李卫老戎旃。”
陈普：“伏匿穷庐煖意回，子卿一夜梦阳台。归来不与曾孙议，未必麒麟生面开。”
文天祥：“独伴羝羊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忠贞已向生前定，老节须从死后休。不死未论生可喜，虽生何恨死堪忧。甘心卖国人何处，曾识苏公义胆不。”“漠漠愁云海戌迷，十年何事望京师。李陵罪在偷生日，苏武功成未死时。铁石心存无镜变，君臣义重与天期。纵饶夜久胡尘黑，百炼丹心涅不缁。”
王世贞：“自汉通匈奴，宋通金虏，建节衔命，无岁无之。至于渝沙轶漠，候月占星，劳饥空乏于酪毳之乡。流离偃蹇于丁零之区。邻死不渝。岁寒不雕。惟苏子卿、洪光弼称焉。”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主要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人物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苏天爵（1294年—1352年），字伯修，号滋溪先生，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学，藏书万卷的望族。少从安熙学，为国子学生，得吴澄、虞集、齐履谦先后为之师。延祐四年（1317年）参加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释褐授大都路蓟州判官。至正十二年（1352年），江淮红巾军起义，奉命参政江淮行省，总兵于饶、信。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岁。
苏天爵曾前后三度任职史馆，参与实录修撰，为后世元史研究留下重要史料文献。同时，他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成就，其诗文平易温厚，朴实无华。在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笃信理学，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是元代后期著名儒臣的代表，其政治思想无处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学启蒙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苏天爵出生在真定一户官员家中。父苏志道，母刘氏夫人。
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苏天爵由父亲苏志道引见，拜入同郡安熙（字敬仲）先生之门学习元代大儒刘因之学，安熙是刘因的门生。苏天爵成为安熙的入室弟子。其后多年，一直在安熙门下学习。期间与藁城著名学者张在交游，并且每获多闻之益，天爵少年时接受的系统、严格的儒学教育，并得到名师指点，对其一生影响深远。天爵博闻强记，饱读诗书，学识很快超越其师。尤其是在诗文方面，词华典雅，根柢深厚，成得同时期的名作家。文章文笔的大气，往往出入於欧阳修、苏轼，甚至超过其老师。
国子求学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苏志道为尚书省中书掾，因父亲为官中央，苏天爵随家庭搬入大都。
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二十一岁的天爵入国子学。先后拜吴澄、虞集、齐履谦等大儒为师，学习儒家经典。由于他勤奋努力，嗜学不厌，得到诸多师友赏识。虞集有《赋苏伯修滋溪书堂》诗云： “积学抱沈默，时至有攸行”，“抽简鲁史存，采诗商颂并”，赞赏苏天爵心无旁骛，沉潜典籍，研究掌故，终能厚积薄发，并说他可以“担当起一代文献记录的重任。”
延佑四年（1317年），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以应试文《碣石赋》“文雅驯美丽，考究详实”（马祖常点评），被负责这次公试的马祖常拔为第一。天爵得以释褐为官，“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官列七品，时年二十四岁。
延佑七年（1320年），二月，父苏志道在大都病逝，年六十。天爵以父丧归真定丁忧。七月，母亲去世，同事丁内外艰，家居守丧。
任职翰林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苏天爵服孝期满，重新上任，调功德使司照磨。功德使司照磨一职，主要负责僧道管理部门的收支审计事务。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经著名学者袁桷的举荐，苏天爵得以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并参与了《英宗实录》的修撰。对袁桷的举荐，苏天爵一直感激不尽，后来为袁桷写墓志铭，他把这份感激写了进去。实录系各朝皇帝的政务大事编年，能预修实录对一个封建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崇高的荣耀。从此，苏天爵进入史学领域。天爵少年时便有志著书写史，他终于有机会施展才华，在翰林院如鱼得水。
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被任命为文林郎，翰林国史院典籍官。
泰定四年（1327年），任应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八月三日，恩师袁桷卒，年六十二，苏天爵作《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朝廷廷策进士，天爵被命掌试卷，赏识浮光罗学升之文。
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任应奉翰林文字，并在奎章阁任职，《元朝名臣事略》编成。九月十六日，业师齐履谦卒，享年六十七。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任应奉翰林文字，与黄清老等预修《英宗事略》完成。九月五日，马祖常为天爵文集（《滋溪文稿》的前身）作跋.。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任应奉翰林文字。五月，翰林国史院扈从天子清暑上京，自承旨以下，题名于壁，作《翰林分院题名记》。与黄溍等扈从上京，黄溍作有纪行诗若干篇，天爵有《题黄文献公纪行诗后》。
任职御史
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正月，就职御史南台，不久，奉诏录囚湖广，在当地平台冤狱多起，博得普遍赞誉，五月，召拜监察御史。八月入京，道除奎章阁授经郎。八月，文宗崩于上都。十月，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大明殿，是为元宁宗。十一月，宁宗崩，命中书右相阔里吉思迎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于静江（今桂林）。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六月，顺帝即位于上都。师吴澄卒，年八十五。八月二十一日，顺帝赐经筵官酒馔，许泛舟太液池趣，苏天爵有诗纪其事。十月，改元元统。冬，复官六察，上书请修《功臣列传》，顺帝敕史官修泰定、天历两朝实录，苏天爵与王结、张起岩、欧阳玄一起编制。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四月，预修《文宗实录》，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寻除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十月，奏《请详定朝仪班序》，上疏《论不可数赦》，建言《松厅章疏》。
元顺帝元统三年，至元元年（1335年），在中书省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年中，有人欲冒孔氏以夺袭封爵位，天爵帅诸御史据理力争其事。
至元二年 （1336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
任职礼部
至元三年 （1337年），改任礼部侍郎。正月丁未，许有壬为苏天爵的父亲苏志道的神道碑撰铭，马祖常为书，张起岩篆其额。许有壬作《敕赐故中宪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赠集贤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真定郡侯苏公神道碑铭》。
至元四年 （1338年），仍官于礼部，请于朝，令有司祭享真定史天泽祠，并作《丞相史忠武王画像赞》。七月二十二日，子昌文生。请宋褧为儿命名，名为“乘云”。
宦海沉浮
至元五年（1339年），由中书礼部侍郎出为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入为枢密院判官；五月，改任吏部尚书；十月，拜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向皇帝上呈《治狱记》，述录囚治狱之经验。
至正元年 （1341年），正月诏改元至正，苏天爵在参议中书省事任。
至正二年（1342年）夏，官拜湖广省政。
至正三年（1343年），朝廷诏修辽金宋三朝史书，以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人为总裁官。欧阳玄应召北上，路过湖北时，苏天爵作《三史质疑》寄给他。
至正四年（1344年），苏天爵改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并召为集贤殿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
至正五年（1345年）秋，改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集贤殿侍讲学士，并兼职京畿奉使宣抚，苏天爵深知民间疾苦，严肃吏治，老百姓都将他与包拯、韩琦相比，但终引不合流俗而受到排挤，最终竟以“不称职”的名义罢免官职。十月，张养浩的儿子张引请求苏天爵为七聘堂做记，于是他作《七聘堂记》。
至正六年（1346年），任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兼职京畿道奉使宣抚。
至正七年（1347年），复用为湖北道宣慰使，浙东道廉访使，但都没就任。后授予江浙省参知政事。
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任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冬，任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总负责江浙等处的行省的政事，期间寻求贤能者，发现并提携了沙可学、高则诚、葛元哲等人。
至正八年（1349年）到至正十二年（1351年），苏天爵一直在江浙地区任职运转使，参知政事等，当时盐法弊端很重，苏天爵上任后拯治有方，所获得税课达到宝钞八十万锭，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起税款。江南地区爆发了方国珍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徐寿辉红巾军起义等反元农民起义。
病逝军中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徐寿辉起义军在湖北地区占据多地，二月，安徽定远郭子兴起义，攻克壕州，自称节制元帅，徐寿辉起义军在江浙地区扩大影响力，攻占多地。九月，朝廷下诏任命苏天爵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负责军政事务，并带兵于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与起义军作战，其军事策略精密细致，军队纪律严明，连一些老帅宿将都比不上他，这期间苏天爵领兵收复了一路六县。但由于军政大事繁琐，而苏天爵忧思劳累过多，终因积劳成疾于当年十月病逝军中，享年59岁。
主要成就
政治方面
苏天爵作为一名长期在监察系统任职的官员，他的仕途经历中，在监察与司法方面取得杰出政绩成为其最主要的政治成就。
监察方面
苏天爵在监察方面一共有三方面主要成就：
至顺三年（1332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元史》称其为“虑囚湖北”，即解决冤假错案和滞狱问题。苏天爵到任后遍历各地，不辞劳苦，《元史》记载其“事无巨细，必尽心焉”。元代学者黄溍编修的《苏御史治狱一记》中一共记述了苏天爵所办理的八个疑难案件，都是由他纠正和平反的死刑案；之后又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年），因为湖北虑囚名声大震的苏天爵，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在四个月的监察御史任上，他所上章疏竟达到四十五份之多，其内容亦无所不包，真令人叹为观止，后来，他的好友黄溍在《读苏御史奏稿》一文中，通过读这四十五份奏稿，对苏天爵四个月的作为做了一个概括和评价。根据黄溍的记载苏天爵的四十五份章奏，主要涉及到：弹劾的五个官员，都是"权要"人物；举荐了一百零九人，都是“世臣者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为之惊讶的数字，如果将这个数字平均到四个月里，完全可以想见这位苏御史勇猛果决，一往无前。
至正五年（1345年）秋，苏天爵从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职位改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并兼职京畿奉使宣抚，苏天爵在京畿各地的巡查是有成绩的，他深知民间疾苦，保持了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的作风，除旧兴废，弹勃不法官吏。老百姓都将他与包拯、韩琦相比，但终引不合流俗而受到排挤，最终竟以“不称职”的名义罢免官职。
司法法制方面
一、重视立法
苏天爵在《滋溪文稿》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故设律学以教人，置律科以试吏，其所以辅乎治者，岂不详且密欤？”又说: ”自昔天下国家必有道揆法守，而后能有为也。”明确指出了法律是关乎于国家治乱的大问题，务必详瞻细密。他赞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礼不肃则华夏无所瞻仰，法不立则臣民无所持守“的观点。为此，苏天爵向朝廷提出了修订，规范法律文件的建议，他在《乞续编通制》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是元初的判罚，多参照已发生案例的判决，英宗以后，虽有通制，又失于条目繁琐，难以适应复杂的案情；二是执法者水平参差不齐，同罪异罚，例外有例现象时有发生，致使之后的判罚在援引判例时无可适从，如果任由发展，不编订简明扼要，判罚明确的法制律例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事态将愈加复杂，最终事至不可挽回。”他建议，应早一些制定和重修元朝部分法律，务必”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最终达到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肃清，治化熙洽矣“的目的。
二、强调有法必依
苏天爵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主张坚决依法办事，赏罚有据，他说: “赏罚者国之大柄，朝廷纪纲系焉，法制之立，既有成规，奸伪之滋，理宜严禁。”同时，他力主“赏不失有功，刑不失有罪，二者或失，纲纪必隳”。
三、用刑以宽仁为本
苏天爵对刑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强调刑罚只是统治的辅助措施，而不是目的，因此，圣人用刑应以宽仁为本，施之以忠厚，”内则论议付之刑曹，外则纠察责之风纪“，将法制与监察有机地结合起来，彰显圣朝的治功表着，德泽涵濡。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践行宽简慎刑原则外，苏天爵对其他大臣约法省刑的言行也非常欣赏，他赞同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孛术鲁翀“国家置风纪，本以肃清贪污，兴行治化，初不专尚刑也”和元故御史中丞曹伯启“刑贵适中”的观点。
四、积极履行台宪职责
苏天爵对于平反冤狱一直特别重视，至顺三年（1333年），苏天爵在湖北虑囚期间，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其中有名的就达八起；至正五年（1345年） ，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钦的苏天爵，有感于天子二月诏书：”近年无辜被害之家，仰中书省分拣昭雪改正”，作《论近年无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希望有司认真贯彻执行朝廷旨意，“当自某年以后，其未昭雪改正者，早为从公取勘，一一子细分拣。使圣恩普洽于幽明，公道大伸于天下”；同年秋，苏天爵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为集贤殿侍讲学士，充京畿奉使宣抚，期间，“平反冤狱一十六”，“断革凶冤恶三十六”，“审理罪囚九十七”。百姓都称呼他为“包拯，韩琦在世”。
五、政治法治环境
（一）严惩司法腐败
苏天爵认为，造成冤狱丛生，百姓遭难的重要原因是法制系统的腐败，官员贪奸逞威。在执法过程中，各级官吏巡捕借机搜刮，肆意抢夺之事屡有发生，对于这种情况，苏天爵主张坚决打击，他说：“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夺，理宜禁治”。
（二）注重审判效率
在对重囚的处理上，他主张半年一次由廉访司审录，反对三年一次由五府官处决，他说: “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处决，诚恐狱囚系伙，愈见淹延“。
（三）严刑与慎赦的统一
苏天爵认为，元世祖时期，未尝肆赦，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才八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可是，元顺帝即位以来，赦宥太数，近自天历改元 （1328年）至元统初岁（1333年） ，六年之中，肆赦者九次，苏天爵担心，这样会使奸人贪吏，各怀侥幸，大为奸利，非国之福。
（四）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苏天爵进一步提出，要改变法制刑狱系统的现状，必须选用合格刑狱官员。同时，他特别建议选拔年富力强的刑狱官员，他提出将年六十五以上者，进行统计，这样做并不是对年长官员的歧视，而是体现着“国家优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苏天爵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刑狱官员的年龄结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从中可见其远见卓识。
文化方面
苏天爵是一位史学家，文献学家，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中史学方面。
一、编修史料
《国朝名臣事略》，又名《元朝名臣事略》，是苏天爵在史学上的佳作，也是集中代表元代史学成就的重要私修史著。延佑四年（1317年） 以前，苏天爵尚为国子生时，即十分留心采辑元朝开国以来”巨公世卿’之文集、墓表、家传等材料，已然开始为是书的编纂作前期史料准备，欧阳玄的《序》作于天历二年（1329年） 四月，是书撰成时间应距此不远。据此推算，全书从构思、取材到纂修，前后历时十余年之久。
《元朝名臣事略》所收录大多为元朝开国功臣，其成书可称得上苏氏为筹划和编纂“国朝功臣列传’而做的前期努力，目的即在于为当朝统治者提供鉴戒，”垂示方来“。
苏天爵草创《国朝名臣事略》期间，即已开始着手《元文类》的编纂，此书虽然只是文献汇编，但却是又一部集中反映苏氏卓越史识和史才的代表性著述，更是后人研治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国朝名臣事略》的成书主要是出于“以史经世”的目的，而《元文类》的编纂则旨在保存当世文献，二者从根本上都集中体现出苏氏“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的学术宗旨。
二、史学编纂思想
苏天爵不仅勤于修史，著述等身，而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在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系统的有价值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史学的发展，对于后世修史，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大胆揭露史馆积弊，强调史官职责。
（二）重视史料采撰，广辑博采，不拘常规。
（三）呼吁史家要有"直道"之行，提高史德修养。
要之，苏天爵作为元代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致力于当代史的编撰和当世文献的保存，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于史官任内尽职尽责，积极襄助《经世大典》、《实录》等国史之编纂，并对宋、辽、金三史撰修提出重要建议，极大地推动了元代历史编纂学的新进展。
三.事功史观
苏天爵在编纂和修订元代史料时，强调儒学的经世作用并展现出他的事功史观：
（一）自觉记述元朝立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成就。
（二）浓厚的忧患意识。
（三）提倡多施仁政、爱民厚生的经世思想。
人物评价
元代学者、诗人虞集：伯修之文，简洁严重，如其为人。
元代学者赵汸：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于玩物。至于德己盛而闲之愈严,行已尊而节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余年,嘉漠伟绩著于天下,而一诚对越,中立无朋,屹然颓波之砒柱矣。其文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若珠壁之为辉,寂粟之为味道。
元代学者吴师道：今观苏公伯修为御史时，治狱记十余事，窃为之太息。公所苍湖北一道，同列者众矣，微公则出入之误，尚谁觉之哉？呜呼，狱也者，造物不能使之生，长吏不能使之死，死者可生，生者不憾于死，其惟苏公乎!吾是以推本言之也，朝廷患狱囚之多滞，三岁遣官一诣诸道决之，此良法也。使人人如苏公，复何虑乎?
元代史学家王祎：长于「纪事之文」，为当代其它学者所不及。
《四库全书提要》：（苏天爵）身任一代文献之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