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坐在车里听唐英年回忆点滴。半个小时，一个家族的故事无法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说完，但唐英年那始终谦和的笑容让我感到了这个家族的分量：祖传四代，所有的表述都替代不了它本身。
    他的家族发迹之地在无锡。曾祖父开始了唐家纺织业的经营，步履一点一点外移，挺进上海，与当时的荣氏家族齐名。这些，离唐英年的生活当然很远了。这远，让作为长曾孙的他最初的选择竟不是学经营管理，从15岁到24岁，在美国，初中、高中毕业后，他进入美国密执根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在耶鲁大学获得的是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那天，我说了我的不解，唐英年笑了，“其实现在，在企业做也好，在政府做也好，不都涵盖在社会心理学的大范畴之中吗？”听罢，我明白了这个第四代传人的境界———高于家族，宏观地运筹帷幄。
    明白了，眼前闪现出他的一些镜头———面对着媒介坦陈己见的镜头。香港回归，有人担心上海会取代香港时，是他微笑着否定：不会，永远不会。上海有上海的优势，香港有香港的优势。它们可是中国的两颗明珠。回答这些时，他坐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34楼的会议室里，对着一屋子的记者发表观点。他的身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会议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我注意到他的笑温和而自信，吻合那一刻的氛围：金黄色的沙发，茶几上雅致的插花，宁静、温馨。镜头很多，关于中医药的呼吁，关于建深港新市镇以缓解内地港人子女一下涌入香港产生压力的呼吁……直至今年2月坐在上海市政协会上谈及香港，那一席话，同样带着分量：企业能够做的，政府不要做；企业不能做的，政府做；企业做得很好的，政府不要接管。“我是受香港政府委派做的这项调查，这个结论更加明确政府职能。”很巧，说这番话时，地点仍然是在新锦江大酒店。也许，作为港澳委员，他履行的正是一份责任：为上海，也为内地，说出诤言。“人们都说香港的优势是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经验丰富，不，香港真正的优势是机制，与国际接轨的机制。”记下这些，我的关注又回到他的起步———何时，他走进了家族企业？
    回忆当年，他的神情柔和起来。当年，1976年暑假，24岁的唐英年回港度假。父亲唐翔千在一个晚上走进唐英年的房间，问儿子将来的打算，回答是：教书或学术研究。父亲深深叹气之后留了一句话：“再考虑考虑好吗？”这叹气突然让唐英年感到：父亲期盼的目光实际上一直都在注视着他。一个月后，当父亲的电话打到他美国的宿舍时，他给了父亲一个惊喜：决定回来。回来了，于是，有了唐氏家族第四代的故事———从版房学习包装开始，唐英年走进了祖辈父辈留下的企业：香港半岛针织厂有限公司，直至现在成为董事总经理。如此，他中断的博士论文，当一年一年继续在社会的实践中写着时，我们听到的那些诤言何尝不是他思考的答案呢？到这时，他已经是在向国家交一份“论文”了。
    这份“论文”，融合着唐氏家族对内地一种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曾经，解放初对唐氏家业的收缴冷过他们的心。但最终，当唐英年父亲唐翔千的视线回望内地时，他耳边响着的竟是唐英年祖父唐君远的嘱托：“你要带头回去投资，办企业，引进先进设备，为国家做点事情。如果蚀本，就算是孝敬我好了。”这一孝敬，唐英年和父亲唐翔千的脚步就一起跨进了内地。那一行是在1978年，落脚点是深圳。深圳，荒芜一片，但父子俩还是看着他们投资600万元港币的一家针织厂起来———先搞补偿贸易，后转为中外合资。苦吗？当然苦。所以，唐英年会特别提到新疆之行：很冷，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冻中，父子俩坐在没有空调的车里奔走，建起了新疆天山毛纺厂。这是1979年。冷过了，当自然界的冰雪渐渐消融的时候，他们走进了上海———当年这个家族企业辉煌过的地方。于是，1981年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幕：上海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有限公司成立了。接过上海“第001号”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正是唐家父子。不必具体地去写这些过程了，到这时，唐氏家族与上海的相连已经如此紧密。所以，上海联合毛纺公司成立5周年的时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来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作了肯定：联毛公司是成功的。成功了，唐氏家族忘不掉八十年代初的那个喜悦———邓小平会见唐翔千的情形。面对邓小平的一刻，唐翔千听到的当然也是肯定，肯定唐氏家族回来投资创业。这些，该都是社会学的课程吧，唐英年一页一页地读，慢慢读懂内地。懂了，我已经明白唐英年那一次的低沉———香港回归后对着上海记者时的低沉。“我很伤心”，他谈着对邓小平的悼念，遗憾这个伟人在离香港回归只有131天的时候去世。那天，正是在新锦江大酒店34楼的会议室里，有金黄色的沙发，有插花，但他的思绪一定又回到了遥远的新疆，那坚硬的冰冻，不就是在这位东方老人创造的春天中渐渐融化的吗？“纺织业世家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神州巨变，‘半岛’腾飞”，香港媒介的报道释解的正是唐氏家族与这个国家的相连。
    说到相连，5岁的时候，唐英年已经随父母踏进内地，那是第一次。很小，他差不多没有什么记忆。但父母的心愿是如此明了：这是根之所在的地方。所以，当唐英年自己也做父亲时，他同样有了和父母一致的举动———带着8岁的大儿子旅行，看北京、看成都、看长江三峡。“故宫、长城……我会让孩子们去看这些地方。”唐英年说这句话时，车慢慢开着，我坐在他边上，听到的正是这些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关于他，那个父亲的形象是很温馨的，一张很大的照片上，他拥着自己的4个孩子，满脸的喜悦展现。这时候，他不像言辞犀利的官员了。但我知道，这两种形象都是他。而其实，香港工业总会主席，他的这个身份更是香港人视线中的形象。曾经，就是他在1995年竞选议员时设计过一个电灯泡标志。什么含义？回答：“以我小小的力量，在经济逆境中，点燃大家的希望之光。”我还是不懂，直到看了唐英年的文字表述才明白———他要扭转香港的工业格局，发展创新工业。“我陪特首去了一次硅谷，我有一个感想：香港搞创新科技，其实应该做一门本小利大的生意———资讯科技。这门生意现在还太一般化，都是以公司对消费者，而不是以公司对公司。即使在硅谷，后者也不过刚刚起步。现在，香港搞创新科技的第一波已经有了，我希望在3至5年内能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能出一个盖茨或者戴尔。”这段话，是不是让唐英年的形象离内地远了？不，恰恰相反，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唐氏家族第四代传人的形象———智慧、儒雅，福及香港，福及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