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丁颖（1888—1964），男，字君颖，号竹铭，广东高州人，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曾任前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和前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曾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40 余年，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 业科学家”。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早年时期

　　丁颖，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

　　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民国三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民国八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民国十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民国十三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年。

　　中年时期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1927年（民国十六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州市梅县区）、北江（韶关市曲江区）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日军侵入广州，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4]  1945—1950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晚年时期

　　1957年丁颖院长访问前苏联

　　1956年，在他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

　　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1964年10月14日病逝于北京。

　　科研成果

　　丁颖教授毕生从事水稻研究工作。1926年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论证了中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

　　1927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稻作试验基地──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陆续建立

　　丁颖研究科目

　　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水沙田、东江、韩江三个试验分场， 在粟源堡期间又创建北江稻作试验场和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先后用农家良种提纯复壮法育成优良品种84个和用杂交育种法育成新品种26个。

　　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稻种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1933年选育的“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1936年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主要论着

　　丁颖教授一生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其中《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 《 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代表作：《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1933）、《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水稻纯系育种法的研讨》（1944）、《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1957）、《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学》等。

　　丁汝昌

　　早年经历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

　　咸丰年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在丁汝昌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投降清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同治七年（1868年），东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被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罢职归田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我们家有数亩薄田，足够吃饱肚子，大丈夫建功立业，自然会有机会是，暂且等待。”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刘铭传与你有过节，如果我用你，就会与刘铭传发生不愉快。你应该和他分道扬镳！如今我打算创建海军，缺乏人才统率，你如果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将把此任交付给你。”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着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王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七月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号战列舰、济远号战列舰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中朝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开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中日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分别保奏，以备任用。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规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九月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不久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清廷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丁汝昌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家军。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年（1893年），丁汝昌获尚书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六月二十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八月十八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

　　黄海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

　　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时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