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代贫穷。到爷爷这一辈，他断然摈弃了“耕读传家”的祖训，开始经商。凭着年轻力壮头脑灵活，上西安下汉口，居然给他打出了一小片天地：不但置买了近百亩良田，而且在渭南西安开了好几家货栈。时人称老家古镇上有“四大财东”：“老七老八，宏盛景华”，景华，便是爷爷的名讳。从籍籍无名的穷小子，到跻身古镇四大财东之列，爷爷仅仅用了十多年时间。老家位于关中东部，民风剽悍，素有“刁蒲城野渭南”之称，常有土匪啸聚，因此爷爷同时又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甚至准备动工修筑炮楼以防土匪。
然而，爷爷发家的美梦很快就被横空出世的红色政权击碎！殚精竭虑置办的田产被没收自不待言，家里的正房也悉数被分给了“贫下中农”，一家七八口人只好挤进4间小小的厦房中，一片愁云惨雾中，只有我母亲和伯母面对逼仄昏暗的新住处欢喜不已：“从此每天再也不用打扫那么多房子了！”——她们那时刚过门不久，妯娌俩也都才十几岁，还根本意识不到这场变故的严酷性。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大多数地富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时，爷爷却来了个华丽转身：他以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义举”，在血腥的土改中全身而退，旋以“开明人士”的形象跻身新政权，成了“国家公职人员”。
新政府显然没有给爷爷多少施展拳脚的空间。但是，聪明绝顶的爷爷不知什么时候自学了中医针灸技术，不久，爷爷居然成了镇医院坐堂问诊的医生。
      虽然山岳崩颓，河川易色，爷爷却似乎如鱼得水，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乡邻们比较，他的那份工资很是让人羡慕。但只有我的母亲知道，爷爷的收入根本没能使家人的生活得到些许的改善。爷爷把他的两个儿子（我父亲和大伯），一个送到军营，一个送上讲台，他自己则常常背着药箱骑着一辆蓝色的德国造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乡人贫穷，多付不起医药费，爷爷的大部分工资都垫付给了患者，至于出诊费，更是无从谈起，而且每到月底，常常欠医院一大笔药费。有一次，大概是1962年前后吧，爷爷给一位乡农看病，看到这家揭不开锅，便让我母亲送去十几斤粮食，我母亲啧有怨言，却不敢违拗，只好挖空了家里装粮食的四斗瓮。
爷爷的善行很快就有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