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1685）。因其父在云南任武官，随父寓居昆明。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计180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是布衣孙髯，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据说孙髯一生下来就有胡须，所以取名叫“髯”，字髯翁。孙髯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人，祖籍是陕西三原，父亲到云南担任武官，便把孙髯也带到昆明来了。
孙髯从小就有名，古诗文写得极好。出游之时，随身总是带着书。看到科举考场要搜身，掉头就走，从此不问科举，终身为民。孙髯好梅花，曾自制一印章，上刻“万树梅花一布衣”。今天昆明五华山北坡有大梅园巷，原来是一个梅园，相传就是孙髯居所。孙髯还曾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提出“引金济滇”的设想，又考察盘龙江，写成“盘龙江水利图说”。目睹官吏榨取民财，百姓流离失所，滇中深藏隐患，孙髯更忧国忧民，但登大观楼，心绪难平，激愤如潮，于是奋笔疾书，为我们留下了“海内第一长联”。长联尽摹滇池景象，极言千年滇史，状物则物势流转，辞采灿烂，文气贯注；写意则意气驰骋，沉郁顿挫，一扫俗唱。在文禁森严的雍乾之际，孙联一出，震聋发聩，四方惊动，昆明士民，竞抄殆遍，蔚滇中盛事。
孙髯晚年贫困落魄，寄居昆明圆通寺后的咒蛟台上，自号“蛟台老人”，卜卦为生，三餐难继，后投靠子女，终老云南红河州弥勒。其生前曾自撰挽联曰：
这回来得忙，名心利心，毕竟胡涂到底；
此番去正好，诗债酒债，何曾亏负着谁？
今弥勒还有孙髯墓，在弥勒城西，墓碑上的题书是：“滇南名士孙髯翁先生之墓”。孙髯的著作有《永言堂诗文集》、《国朝诗采》、《滇诗》、《金沙诗草》等，又修过云南县志，全都流失无存。幸而《滇南诗略》收有孙髯诗20首，近代又发现《孙髯翁诗残钞本》，还有《拟盘龙江水利图说》钞本等，都是研究孙髯的重要资料。
孙髯翁早年由于对科场搜身极为愤慨，认为这种“以盗贼待士”的举措有辱斯文，遂发誓永不赴秋闱之试。他中年丧妻，仅生一女，其女长大后适广西州弥勒。从此穷困潦倒，寄居于昆明圆通寺咒蛟台，过着以石洞为栖身之所，以卜筮为求生之道的清贫生活。他曾在诗中写道：“白眼无今古，黄金有是非。”
在《续修昆明县志·人物志》中这样描述孙髯 ：“博学多识，诗古文辞皆豪宕不羁，一时名士相与酬唱，所撰乐府，虽不逮汉魏，亦几入香山、崆峒之室。五七规仿唐人，时有杰作。其题大观楼楹联凡一百八十字，混灏流转，化去堆垛之际，实为仅见。”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髯翁八十有三，滇西师范公前往咒蛟台拜谒，见先生“白须古貌，兀坐藜床上，如松荫独鹤，互相问询，乃以诗请。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时携饼饵与谈，辄至暮始返。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1770），师范公再次拜访，先生依然耳聪目明，神智清醒。走路不用藜杖。孙髯翁的女婿在弥勒赶马经商，往来于师宗、丘北、泸西和弥勒间，为人忠厚，家道殷实，为尽半子之责，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岁（1772）将先生接到弥勒奉养。弥勒有个名叫苗雨亭的士子，早年在省城游学，与先生过从甚密。乾隆八年癸亥岁（1734），雨亭公出仕，任河南渑池县令，为官十八年后，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岁（1761）辞官归里，在弥讲学，得知先生到弥勒安度晚年，当即聘为西席，共同设馆授徒。
孙传芳（1885年—1935年），字馨远，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岔河村。直系军阀首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
孙传芳幼年孤苦，寄人篱下，1904年出国赴日本留学，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2月组织兵力阻止北伐，主力军消耗殆尽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1935年11月13日，军统局借刀杀人，利用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诱使施剑翘将孙传芳刺杀身亡。
贫苦童年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村（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岔河村）。早年父孙育典病故，生活陷入贫困。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4岁的孙传芳一家受其婶母虐待，随其母逃荒至历城谋生。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岁的孙传芳一家又随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孙传芳又随其母及三姊避居济南。适有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其妻患疯癫，经人说合娶孙传芳之三姊为二房，并供养孙传芳母子生活。时孙传芳年已15岁，附读于王家，从此他把出生地改为山东历城。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调保定，王英楷亦携眷及孙氏母子迁往保定居住。
求学之路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以冯国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其同学好友有蔡玉标（蔡玉标后来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教官，其学生有叶挺、邓演达、陈宝仓等）。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孙传芳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堂选40余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传芳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孙传芳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3月回国。
初试锋芒
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孙传芳先返回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始向长江流域伸延，袁世凯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兼任湖北军务帮办。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瑢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瑢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孙传芳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由鄂援闽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同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同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
同年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永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
同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
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传芳，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传芳收编。同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称雄东南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同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援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挟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传芳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传芳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传芳看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天张作霖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传芳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传芳，遂派邢士廉向孙传芳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传芳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他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传芳被授予恪威上将军勋位。同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同年秋，孙传芳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三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不得不谋求对策。他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磨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传芳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早在同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他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五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寻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饬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江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菜、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退踞江苏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去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同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佩孚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
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同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既往不咎，双方同意共同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同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作霖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同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同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之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传芳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覆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藉，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传芳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
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传芳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孙传芳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
同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
魂断佛堂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投靠日本。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汉奸，因而严词拒绝。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孙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国民党军统局利用被孙传芳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通过各种渠道使施剑翘得到了一支勃郎宁手枪。同年11月13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佛堂。孙传芳终年50岁。
主要成就
一、拒绝日本人无理要求，爱国爱人民，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孙传芳等军阀并非是十足的卖国贼，在某些方面他们也表现出爱国的一方面。比如，为史学界所乐道的“孙传芳醉打冈村宁次”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而且，孙传芳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多次给与严词拒绝的实例也很多。他在筹建“”就力主将帝国主义的特权收回，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尽最大努力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
孙传芳曾言 ：“本帅抱定三爱 主义，三爱主义，曰爱国、爱民、爱友，爱国爱民，为人人应尽的天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迹。因此：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他们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气节的。
二、统治江南五省时人民生活安定，受人爱戴。
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人民等角度看待孙传芳。他表现的比其他军阀更好一些。
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孙传芳口碑相对较好，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统治江南五省。孙传芳虽然被 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
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
三、善用人才、尊重知识分子。
孙传芳重用地方贤达陈陶遗、张嘉璈，优礼章太炎、张謇，获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好感。
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 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曾有军事家对孙传芳作过这种评价：“孙传芳为北洋后起军阀之最狡诈且有机警纵横之才者。””孙传芳并非仅仅是在军事上想有所作为， 更想在政治权术上表现他过人的才能。”
他使江南许多社会名流对他有好感， 甚至投靠到他的麾下， 除了丁文江外，尚有蒋百里、陈仪、刘厚生等人。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童年时期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他成长于一个贫困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
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得以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当时，村中有个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对此很感兴趣，对洪秀全等反清人士亦有了崇拜。
艰苦探索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1883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
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同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为誓词。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投身革命
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至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宣统三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帝制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其10万英里的铁路规划也远非当时国力所能负荷，孙中山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
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民国二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民国四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民国七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至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联俄容共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次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民国九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1]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革命未成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