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路一村，１４６５口人，麦田、瓜地、苹果园、奶牛棚缀落其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传统农区村落。侯永禄家的院落，一溜高檐青砖大瓦房，小院里两丛鲜花怒放，洋溢着安谧幸福的生活气息。为了帮助回忆６０年前的往事，赵菊兰叫来村里的老人侯丙新，他是侯永禄的小学同学，今年８２岁。他说：“农村的巨变是从解放后的土改开始的。”

    １９５０年冬至１９５３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５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１９５８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１９６０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１３０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１斤２两粮，７口人每人吃不到２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１９５８年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７年，２０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１％。“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

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３０年。１９９７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