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道光六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1832年（道光十二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
1834年（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步入仕途
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七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镇压天国
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攻占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
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
1870年（同治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个人生平
曾秉忠（1816年—1863年），字允堂，今吴川市塘尾街道院村曾屋人，生于清嘉庆丙子（1816年）十月十二日，行伍出身，先后任把总、参将、总兵，咸丰年（1860年）为江南水师提督，在两广、湖南、福建等地攻打太平天国队伍，于江南洙泾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受浒职发往两江总督曾国藩军营差遣。后卒于军伍，着加恩开复革职。时同治癸亥（1863年）三月十八日，47岁，归葬本乡。
早年生活
曾秉忠原先是个县兵，在县府里轮流值班，不值班时，可以回家耕田种地，冬日里还可以印泥砖买卖。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在广西造反，曾秉忠前往广西剿匪。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先后任把决、参将。咸丰八年，他到河南剿匪，解救固始城围立功，命以记名副将官衔，并赏“励勇巴图鲁”名号。记者在吴川市塘尾曾屋小学，看到一块刻有“御赐励勇巴图鲁曾秉忠”的石碑，落款时间为咸丰八年戊午四月二十四日。
英勇善战
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又骚扰长兴，当地清军屡攻不胜，曾秉忠就带领长龙船队由江苏太湖水路直达夹击围攻青浦踞匪，并沿江追击太平军到包洋河。他身先士卒，率军勇往直前，太平军抵挡不住，就弃船入城。曾秉忠又带船队从小东门水关攻入，前后夹攻，打败太平军，收复县城。接着湖州告急，曾秉忠领军一昼夜赶到湖州。湖州城中守军得知曾秉忠援军至城，就开城门接应，内外夹攻，太平军慌忙逃遁。这一仗曾秉忠的长龙船队兵勇不过千人，但却打败太平军数万，建立奇功。闰三月，经过曾秉忠整顿编排的队伍，增设枪支炮驳的长龙船队进攻溧阜时，太平军人多势众，十分狂妄嚣张，曾秉忠出奇兵绕过太平军后营兜剿，太平军得知后退无路就慌忙逃跑。曾秉忠率军便由黄家桥追至观音庄，消灭太平军无数，立下大功。五月，兵部命授福建汀洲镇总兵。接着，曾秉忠汇集各路清军，会剿王家港太平军。此仗曾秉忠率军英勇善战，劳苦功高，战绩显赫，捷报上朝，圣上赏提督官衔。
积劳成疾
同治元年（1862）二月，曾秉忠带兵驻守朱泾时，冷不防被太平军偷营，夺去驳船百几艘，清军败退。曾秉忠以疏防要隘，遭军机处处以削职处分，发往两江总督曾国藩军营听候委派。后来，曾秉忠勤于操练兵马，接着打回朱泾，李鸿章奏请暂时留下协防，曾秉忠又很快将嘉善平湖大股太平军击退。由于积劳成病，同治二年（1863年）在营身病故，终年47岁，归葬本乡。圣上开恩，收回革职处分成命，按照提督军营病逝抚恤。
简介
曾国荃(1824年—1890年)，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咸丰二年（1852年）取优贡生；咸丰六年（1856年），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年），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 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纂《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人物生平
早年随兄曾国藩筹建湘军，咸丰六年（1856年），招募兵勇3000人，赴援江西省吉安，对太平军作战，因始攻吉安，故称吉字营，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同年11月，因功加同知衔。
咸丰七年（1857年）2月，丁忧回籍。同年10月，在江西巡抚耆龄的保奏下，重新得到起用。咸丰八年（1858年）4月，因功升同知，赏顶戴花翎，8月攻克吉安，因功升知府，加道员衔。咸丰九年（1859年）5月，在景德镇三战三捷，攻克浮梁，因功升道员。
1860年5月围攻安庆，屡次击退英王陈玉成的援军。1861年9月攻陷安庆，因功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赏穿黄马褂，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同年九月，攻克无为州，取太平天国粮仓运漕镇，因功赏一品顶戴。同治元年（1862年）1月授浙江按察使，2月升江苏布政使，3月攻克巢县、含山、和州，5月攻克秣陵关，围天京（今南京市），驻营雨花台。曾国荃在疫病盛行的不利情况下，以寡敌众，力战四十六昼夜，屡次击退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的反扑，先后击毙对王洪春元、德王唐日荣。
同治二年（1863年）擢升浙江巡抚，定计直取天京，攻敌之所必救。同治三年（1864年）7月攻陷天京，擒获洪仁达、李秀成等大小头目三千人，曾国荃纵兵焚烧抢掠7天7夜，血洗全城。曾国荃因功赏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
同治四年（1865年）6月调山西巡抚，12月调湖北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7月奉命帮办湖北军务，镇压新捻军，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次年5月因剿贼无功摘去顶戴，10月因病请假开缺，12月因东捻平定恢复顶戴。
光绪元年（1875年）后历任陕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继署两广总督。光绪九年（1883年），赐紫禁城骑马。光绪十年（1884年）历任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加太子太保。
光绪十六年（1890年）9月，在南京病卒于任上，终年66岁。谥“忠襄”，入祀北京昭忠祠、聚良祠，并在湖南原籍、江苏省城建立专祠。
主要功绩
铁桶扬名
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很得乃兄的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3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
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有了“曾铁桶”的外号。
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次攻却一个大城市，或者打了胜仗，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大约也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意思，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攻下吉安后，曾国荃当然是回老家买田建宅去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了沉重打击。洪秀全为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等一批青年将领。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后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又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随后又在战略要地三河镇之战全歼湘军精锐之师6000余人，湘军大将李续宾、曾国华同时毙命。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每攻下一城，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安庆剃头
咸丰十年（1860年）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开始了对安庆的围攻。安庆位于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则能据汉口、武昌，顺水而下，则南京门户洞开，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湘江准备攻取安庆时，该城已被太平军占领达9年之久。
1860年6月，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在城西、城北开挖长壕两道，造成包围之势，断其军粮。城内太平军屡次出城作战，湘军都坚守壕垒，不轻易越壕迎战，屡屡挫伤太平军的锐气。太平军陈玉成部前来救援，也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阵地。一时间，交战双方全力以赴，安庆的争夺成了关系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军力消长的决战。驻在长江南岸距安庆几十里远的东流的曾国藩，都可清晰地听到交战的火炮轰鸣声，可见战斗的激烈。在这关键时候，太平军首领陈玉成犯了一个大错，5月19日他率数千太平军赴桐城会合洪仁和林绍璋，商讨下一步行动，却留8千人守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各垒，留4千人守集贤关内赤岗岭四垒，这样就使1万余人的部队陷于孤军作战且没有主帅的境地。5月20日，湘军将领鲍超开始猛攻集贤关外太平军四垒，太平军守将刘琳骁勇善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6月8日，赤岗岭四垒也被湘军团团围住，太平军已是山穷水尽。鲍超派人劝降，有三垒太平军被迫投降。刘琳率数百人突围，被湘军穷追，一直追到溪河边，太平军已无力战斗，大部被生擒。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整整打了20天，陈玉成的精锐4千余人全军覆没，赤岗岭投降的太平军和随刘琳突围被俘的战士，全部被湘军斩杀，刘琳本人也被肢解。1860年7月7日至8日，曾国荃和湘军水师互相配合，将陈玉成留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十八垒全部攻破，太平军8千官兵全部被杀。
这段时间，战争的激烈、残酷，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性格极为蛮狠、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
此时，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只有一些外国商人将粮食偷运过去卖给太平军，曾国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当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开来时，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将粮食收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就完全断粮了。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炸药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捆绑起来，从后门押出去砍头，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杀完1万多人。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剃头匠”的绰号。进入安庆城后，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全部装上船只，运回湖南荷叶塘家中。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
深入天京
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写信劝他暂时后退，以求稳妥之策。但是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也遭到他的拒绝。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1863年能够连战连捷，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绩”。到了1864年2月，曾部已将天京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湘军入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湘军所为，令人发指。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洪秀全二哥），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九弟开缺回籍。
山西救灾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光绪三年（1877年），曾国荃来山西上任。那一年，正是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时称“丁丑奇荒”）的第二年。
“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年），止于光绪四年（1878年），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年）。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
是年（1877年）的大致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
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
光绪五年(1879年)。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付梓。
人物评价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与彭玉麟的恩怨：彭玉麟、曾国荃，一个是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一个是湘军陆师最重要的将领。在威名赫赫的湘军中，两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理说，两人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应该和衷共济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诛杀其老弟曾国荃，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
曾中生
曾中生（1900年—1935年），原名曾钟圣，湖南省资兴市人。1917年秋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 （今郴州一中），1920年投笔从戎，1921年从学校毕业到县乐成高小任国文教员。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历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35岁。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撰写《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生平事迹
早年生涯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青年军人》撰稿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北伐。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参加讨蒋斗争。同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苏区工作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28日到达湖北黄安，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第1军主力已东出皖西，在此危急之际，他沉着、果断地组成中共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在曾中生的指挥下，以鄂豫边的6个特务队和6个教导队等地方武装共300余人及广大红色补充师为基础，组成3路指挥部，与第15军、第1军相配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迫使“围剿”军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在东线皖西地区，红1军攻克金家寨，歼国民党军1000人，又在麻埠东西香火岭地区，歼国民党军3个团，击溃3个团。俘虏团长以下3000余人，取得了连续作战的胜利。对入侵鄂豫边中心区的国民党军，曾中生指挥3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和围困，搞得“围剿”军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红15军随即由商南赶来，重点打击“围剿”军的弱点，使其穷于应付，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守各城镇据点，转入守势。1931年1月3日，红1军由皖西地区西返，在商城的四顾墩地区又歼灭“围剿”军1个团。至此，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随后曾中生主持制定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创办军政学校，整编红军主力，将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鉴于“围剿”军已取守势，决定发动进攻作战，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拔掉根据地内的国民党军孤立据点，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同年4月，国民党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曾中生继续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开展反“围剿”斗争，独山一战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浒湾一役，歼国民党军近千，桃花一仗，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营。至5月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与此同时，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撤销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张任书记。曾中生被调任红4军政治委员。他坚决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行动方针，为此，屡遭打击，张国焘撤销了他红4军政治委员职务，曾被降为独立第1师师长。12月，国民党军第69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之机，侵入黄安高桥地区。曾中生指挥独立第1师奋起迎战，配合红军主力，打得69师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由于张国焘作战指挥方针的错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曾中生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他错误领导的意见。张国焘被迫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因负过重伤，行动极不方便。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越过蜀道天险，到达川北。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军事理论著作，作为广大指战员的学习教材发到部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些著作，对之大加赞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我党我军系统的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在我军历史甚至世界军事史上影响深远。
被害牺牲
1933年9月，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对他长期监禁。但曾中生坚贞不屈，据理驳斥，继续坚持同张国焘进行斗争。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曾中生喜出望外，认为红四方面军得救了，革命大有希望了。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结果他写给中央的信被张国焘扣留，张不许他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时年35岁。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后增至36位）。
大事年表
1900年6月10日曾中生生于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乡)牵牛坳。
1925年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曾中生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参与在所部建立政治机关，秘密发展中共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1927年9月曾中生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6月曾中生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参谋科科长。不久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领导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9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31年2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
1932年 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 2月曾中生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学习军事理论的教材发至部队。在川陕期间和长征途中，继续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3年 8月曾中生被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
牺牲原因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党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鄂豫皖“改造”党和红军。5月11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曾中生被降为分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不久，调任为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上被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层之外。曾中生与军长徐向前一起，把红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斗争，并以“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将曾中生调离部队“考察”。
1933年8月，张国焘与陈昌浩串通一气，对曾中生进行攻击，并给他罗列“右派首领”、“托陈取销派”等罪名，随后撤销他的职务将他非法逮捕关押。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张国焘怕中央弄清事实真相，遂于8月中旬，将曾中生秘密杀害在四川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
蒙受冤屈
曾中生，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著名的军事家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出生在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镇）牵牛坳。1917年秋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2年曾到桂军任参谋1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开展政治工作，发展中共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担任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组织反对蒋介石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斗争。同年 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随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领导兵运工作。
张国焘在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不惜采取暗杀手段，将曾中生等秘密处死，企图杀人灭口。
1930年8月，曾中生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在六届三中全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粉碎了敌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
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曾中生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主持制定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培养训练干部、整编红军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曾中生与旷继勋、徐向前等采取声东击西、“飘忽”制敌的战术，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取得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同年4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被改任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同年夏，曾中生与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县城，并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7个多团，形势对红军的发展十分有利。
但是，张国焘命令红四军在占领英山后，迅速出潜山、太胡，直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一个月完成。
这一计划显然是冒险，曾中生坚决不同意。他仍主张占领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带的根据地，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
张国焘顽固的坚持其冒险主义进攻计划，不仅拒绝采纳曾中生的正确意见，而且以“肃反”为名，对曾中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曾中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他讲政策，作风民主，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因此，张国焘在打击曾中生时，采取了先除掉拥护曾中生的主要干部，尔后再对付曾中生的办法。真可谓毒也。
1931年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以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和向中共中央直接报告为由，指责曾中生“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等。他还声称：红四军南下，“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虽然取得了胜利，也“是侥幸得来的”。他对曾中生在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中，罗列了四大错误：
第一，没有注意到肃反的工作，以致改组派及其他反动派别，得以大批的混到军中来（最近大破坏的结果，逮捕了许多反动分子，尤其是参谋部经理处等机关中混进去的最多）。
第二，不坚决淘汰富农分子，以致红军的成分始终不能改善。
第三，不注意引进真正坚决勇敢的工农干部，始终相信政治工作是要知识分子做的，以致红军政治部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各级部队中军事政治的干部很少工农分子。
第四，几乎没有经常的红军内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红色战士的政治上依然陷于无知识状态是不必说，尤其是党员、团员也是一般的政治水平异常低下。
他说：“以上种种都指明四军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由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他认为，红四军产生这种错误，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四军中并未消灭”。“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中生同志当中央领导陷入立三路线错误的时候，他是最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人的中间的一个，来到鄂豫皖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所以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张国焘的这一错误决定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支持。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指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央分局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强调：“四军领导于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同意“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绝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同张国焘如出一辙，他们决心要把曾中生置于死地。然而，曾中生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毫无所惧。他当着张国焘的面，仍大义懔然，慷慨陈辞，“真理是淹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但是，正由于曾中生的这种原则态度，屡遭打击，一再被贬。
1932年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同年 12月，他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他曾与邝继勋、余笃山等商议，向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毫无目的地向西实行退却及其军阀主义作风，请中央挽回危局。并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了大家的意见，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他虽然处于逆境，但仍坚持从党和红军建设的大局出发，致力于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的研究。他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教材，发至部队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和教育。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后，张国焘便又开杀机。他在部队和地方中又进行了所谓的“反右”斗争，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将其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自己的“错误”。曾中生不服，遂被长期监禁。
与此同时，张国焘还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软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同年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声称：对曾中生“必须执行纪律”。
1935年6月，曾中生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的消息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的要求，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
这时，中共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被非法监禁，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其真相败露，遂扣压了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信，并严加看守，拒绝他与中央领导人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张国焘密令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并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在张国焘的严密封锁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曾中生已被秘密杀害。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徐向前也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中共中央得知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残害后，即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杰出贡献
1930年4月，作为特派员派到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领导根据地军民以“集中兵力，避实就虚，乘敌不备，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并活捉国民党整编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民国20年3月，他主持召开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并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随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兼任校长。4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到11个师。由于曾中生为首的特委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把红军队伍发展到2万多人，根据地拥有180万人口。
1932年1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歼敌千余名。后又率领独立师在永家河打垮数倍于我之敌，战斗中，他臂部中弹，被送总部医院治疗，没等伤势痊愈，就回部队。由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从湖北经河南向陕西方向转移，一路上，红军伤亡很大。12月9日，当部队抵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曾中生集中红军指战员的意见，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被迫于第二天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接着，红军挥师川北，开辟川陕根据地。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接着，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为培训干部，在这段时间里，曾中生先后写下《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著述。
1933年至1935年间曾中生完成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这篇近3万字的著作中，他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10种“围剿”战法，总结了关于人民战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及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10月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这篇著作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后来这本小册子和《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一起，被人转带到延安，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依据，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物评价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在军史学界，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杰出才能，必能被毛泽东重用，独当一面，成为开国元帅中的前几位，甚至能进元帅前三名。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寻求真理、英勇战斗的一生。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又下文正式确立曾中生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