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1900年—1975年），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富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生平
留法勤工俭学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从留法勤工俭学开始的。在早年留法的岁月里，他从一个爱国忧民、追求新思潮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旅欧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夏，经组织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别将近六年的祖国。这位自远方归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迅速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共产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李富春同志分别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和红军的政治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第二军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值得指出的是，长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富春同志为长征的胜利和艰难岁月中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同志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他亲自部署和进行动员，使生产运动在边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按伙食单位先后成立了领导生产的指导机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李富春同志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持续数年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得到很本改变。
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曾经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
在此期间，李富春同志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他深刻阐明“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明确提出了决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以及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真知灼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同志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评价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卓越的功绩，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诗人赵朴初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李富春同志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泉州人，清朝著名清官、理学名臣。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曾协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著有《历像要义》、《四书解》、《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
政治成就
当时京城地区常遭受水灾，漳河与滹沱河汇合后容易泛滥成灾，于是康熙命李光地疏通漳河故道，将河水引入运河，以遏制滹沱河的水势。李光地前往当地严格考察，上奏称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等地因为疏浚新河，占用了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求豁免老百姓的赋税，得到皇帝批准。而通州等六州县按规定设置红剥船六百艘，转运南来的漕粮，每艘船给供养田若干，遇到水旱灾荒按例也不能免除租赋，李光地又上奏请依照民田的制度予以免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皇帝御驾亲临子牙河视察治河工程，令李光地在献县东西两岸修筑长堤，西堤连接大城，东堤连接静海，长约二百余里。又在静海的广福楼、焦家口开辟新河道，引水入湖。从此下流更加畅通无阻，再也没有水患之灾。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褒扬了李光地的治河之功，将其提拔为吏部尚书。
文学成就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主要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诗所》八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杂记》二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参同契章句》一卷、《注解正蒙》二卷、《朱子礼纂》五卷、《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等。
李光地尤其在易学方面著作丰富，除康熙的《御纂周易折中》由他主编外，其个人著述还有《刷易通论》、《周易观彖》、《周易观彖大旨》、《象数拾遗》等。李光地治易的特点带有极大的综合性和实用性，以易学为纲，三注《范》，详注《参同契》。他对《洪范》、《参同契》、《中庸》三部书着力最多。他的著述尽力使易学服务于康熙朝的政治需要。“以易学致用、以性理说易”是李光地易学的重要特色。
人物评价
康熙皇帝：“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雍正皇帝：“一代完人。”
李达（1890年—1966年），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
人物生平
早年
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加入共产党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组织中共一大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李达便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包惠僧对此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然后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紧接着，她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时不到15岁，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县人，因生活窘迫四处卖唱谋生，在广州偶遇李书城，李听说她是上海人，便对她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后来李的妻子去世，39岁的李书城便和15岁的薛文淑结了婚。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
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脱离中共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这个秘密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李达看到其住处后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就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李达是中共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者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