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案齐眉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有权势的人相中了他的品性，有很多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全都拒绝不娶。同县姓孟的有个女儿，长得又胖又丑还黑，力气大到能举起石臼，由于挑剔配偶一直没嫁，拖到现在有三十岁了。父母问她原因，她说：“我想嫁象梁伯鸾那样贤德的人。”梁鸿听到这件事情后就向她下娉礼求婚。她要求父母准备好布衣，草鞋，纺织用的筐缉绩这些用具。

到了出嫁的时候，开始她精心打扮之后进门，可七天过去了梁鸿却并没有搭理她。梁鸿妻于是端跪在床边，说道：“私下曾听说过夫君高尚的品德，寥寥几句便就打发数位女子。我也曾回绝刁难过几位男子，如今却不知道为什么被你责怪，特地过来向你请教我的过失。”梁鸿说道：“我想求娶的是那种朴实的，能勤俭持家的伴侣，是能够和我一起归隐到深山里生活的人。可现在的你衣着华丽，脸上涂满粉黛，怎么会是我梁鸿所希望找的那个人！”梁鸿妻说道：“我这么做就是要考察你的节操而已。我也是有那能隐居深山的服饰。”

于是将发髻梳成椎髻，穿上布衣，提着器具来到梁鸿面前。梁鸿非常开心地说：“这才是我梁鸿妻子真正的样子，定然能够侍奉好我呀。”梁鸿为妻子定表字德曜，取名孟光。......于是来到吴地。投靠到大家皋伯通门下，住在廊庑之内，受雇帮人舂米作为营生。每天回家，妻子为他准备饭菜吃食，在梁鸿跟前从不仰视，总是把装满食物的托盘高举到眉毛处，恭敬的侍奉梁鸿。

梁储轶事

坚持正气

梁储向以政绩而知名。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正德皇帝朱厚照幼年继位，他是中国历史上恶名昭著的浪荡皇帝，其罕见的荒唐放荡、异常的心态、离奇的言行在史册上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当时政坛上是斗争极复杂，大风潮此起彼伏，政局横生曲折、各式人物皆有。

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皇帝荒唐，奸臣当道这样极端复杂的形势下，人性必将受到莫大的冲击与考验，政治上必将重新组合分流。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严肃考虑怎样安身立命，认真抉择归于哪一边。是阿谀奉承，踩着别人的头而攀升还是甘冒危难，挺身批鳞，力抗权幸呢？与卑鄙的邪风相对照，梁储代表的就是凛然的正气。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

敢于直谏

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正德元年(1506年)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泽以死捍卫，宦官才有所收敛。1521年明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

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但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劝诫皇帝

力劝正德帝减奢靡之风。明朝皇室奢靡之风越演越烈，百姓不堪赋税重压之苦。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他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不与宦官同流合污

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从小在宦官群中玩腻惯了,与宦官有感情。武宗纵情游乐，宫中建起“豹房”,骑马射箭，浸淫于歌舞之中，不问朝政。宦官刘瑾等暗暗自喜，因为由此可以染指政治。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

正德四年（1510年）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为民着想

直谏武宗巡游扰害民间。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喜好微行，曾经出西安门，彻夜不归。梁储等进谏，并没有被采纳。但是正德帝开始还会担心外廷知道这些事情，心存顾忌，后来便如脱缰的野马拉不回头。正德帝听从宠幸的游说幸南海子观猎。梁储与廷臣谏言，正德帝都不接纳。同年八月朔，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第二天梁储、蒋冕才发觉，追到沙河还是赶不上，只好上疏请回銮。

九月正德帝幸宣府，然后在应州遇到贼寇，险些丧命。梁储等甚为忧惧，急催请回銮。但是上了十余章奏疏，正德帝仍然不为所动，岁除竟然还驻宣府。皇帝微服出行，盘游不息，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国家大事无人定夺，况且建储之事也一直没有着落。一个皇帝成日游玩，不理政事。而当时政局是“群小窃权，浊乱朝政，人情惶惶”面对这样的状况，梁储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首辅的职责，屡请杨廷和还朝。

廷和还朝以后，梁储于是礼让而位居廷和之下，不计较官位之高低。十三年七月（1518年），正德帝听从江彬谗言，想遍游塞上。于是借口边关危紧，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前往，叫内阁草敕。但是阁臣们都不赞同。正德帝不死心，再召集百官在左顺门晓示旨意。梁储、毛纪泣谏，百官也哭谏，可正德帝就是要一意孤行。不久毛纪也称病不上朝。“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

后来正德帝又“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梁储、毛纪上疏道：“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说得入情入理，可是正德帝置若罔闻。正德帝于是巡幸宣府、大同，直到延绥。梁储等上疏十余章，正德帝都置之不理。

随武亲征

宁王叛乱，内部分裂之时，随行武宗亲征，力阻武宗任意妄为，避免乱中再出错。朱宸濠是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见武宗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便图谋夺取皇位，密谋多年。朱宸濠先是通过向宦官刘瑾行贿，得以恢复王府护卫。刘瑾被诛后，护卫也随之取消。后宸濠请兵部尚书陆完帮助恢复护卫。宸濠在陆完、臧贤、钱宁的帮助下又恢复了王府护卫。

复卫后，宸濠更加恣意行事，搜括百姓，强夺田室子女，养群盗。宸濠见武宗无子，希望通过其子入嗣来获得皇位，由此就不会遭受悖逆的罪名。后来其子入嗣的事情因太监张忠的离间而失败了。“朝野皆知其必反。诸权奸多得宸濠金钱，匿其事不以闻。”

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与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加紧密谋，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兵号称10万。面对宁王宸濠的造反，正德帝却想借此事显示天子威仪，顺便再到江南取乐，便下旨御驾亲征，托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封幸臣朱泰（即许泰）为副将军，命阁臣草威武大将军敕。“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正德帝便叫梁储草敕，梁储深知其真实意图，不肯奉命，还力劝皇帝取消亲征。

“帝震怒，手剑立曰：‘不草敕，齿此剑。’储免冠解衣带，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犹悯臣，若遂草敕，他日陛下觉而怒曰：‘储无礼，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正德帝虽然大为恼火，却也知道梁储的忠诚之意，只好掷剑悻悻而去。如此逆龙鳞，确实是大大的不敬，可是面对武宗如此荒唐的行为，也只好冒死进言。敢于剑下冒死进言，确实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由此可见梁储刚正的性格。梁储虽然曾经是武宗的老师，可武宗的荒唐是众所周知，不会顾念往日的师长之情。

宁王叛乱，正德帝御驾亲征，命梁储、蒋冕随行。其实武宗亲征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希望趁此机会可以出来游玩一番。半途得知叛贼已经被江西官军讨平的消息，梁储、蒋冕几次上疏请求圣驾回朝。但难得找到这么好的理由离开皇宫，正德皇帝才不肯罢休。于是又心生一计，“抵扬州，帝议南京行郊礼。” 梁储、蒋冕知道如果在南京行郊礼，那么回銮之事又将遥遥无期了。于是“极陈不可，疏三上始得请。”“帝留南京，遣许泰、朱晖及内臣张永、张忠搜捕江西余党，民不胜其扰。”帝以宸濠械将至，问处置之宜。储等请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师。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灾异、边警，乞还乘舆。梁储连连上八九奏疏，可是武宗一点也没有班师回朝的意思。

至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堕帝前，色碧，又进御妇人室中，若悬人首状。”搞得人心惶惶，梁储、蒋冕以危言谏，正德帝才有所触动。而群小却想引正德帝游江南各地。梁储、蒋冕甚为担心，深知此举劳民伤财，竭力谏阻，手捧奏疏含泪长跪行宫门外，足足一个下午，武宗才派人取入奏疏，并叫二人起来，二人叩头说：“未奉谕旨，不敢起也。”正德帝不得已，才答应不久便班师回朝。梁储、蒋冕才叩头出。

回朝途中，地方官召集大批人马昼夜守候送迎，天寒地冻，许多人病倒。梁储知道后，急忙传令遣散。有人认为不妥，“梁储驳斥道：‘朝廷并没这般规定，扰民如此，岂非罪过。’”宁王的叛乱虽然前后仅仅43天，就被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擒获而失败。但是武宗却借故游玩，若不是梁储、蒋冕等进言规劝，武宗又将不务正业，荒废朝政。况且当时动乱四起，皇帝在外实在危险，建储之事又一直没有落实。万一遭遇不测，皇帝之位的争夺必将掀起腥风血雨。“武宗方且改号将军，贬名镇国，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张皇国门，有同儿戏，岂不危哉！”

辅政减危

巧妙辅政，约束正德帝，减缓了朝政的危机。 正德十三年冬天，宗室秦王贿赂武宗的近侍江彬、钱宁、张忠等，请赐关中闲地作牧场。武宗不顾群臣反对，轻率允诺，并命令阁臣起草赐地文书。杨廷和与另一宰辅蒋冕称病不上朝，武宗非常生气，一再催促。梁储知道逃避拖延并非良策，便改变进谏方式，亲自起草敕文，巧妙地把太祖的有关禁令和秦王索地的心计和盘托出：“大学士杨公当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贻后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

……大学士蒋公亦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曰，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终于收回成命。

若大臣们都引疾回避此事，武宗也不会甘自罢休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再利用曾为帝师的身份，巧妙劝谏，让武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迎立新君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世宗），得到了阁臣梁储、蒋冕的赞同。但迎兴世子应由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前往。杨廷和作为首辅须留在朝中主持大局，杨廷和内心想留下蒋冕帮忙处理朝中政务而让梁储去迎接新君，却担心梁储因年老不愿意前去，于是假装担心梁储年迈的身体状况，阻止其前往。

而梁储说：“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此君便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前二十余年还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嘉靖朝通过君臣的努力，一举扭转了正德朝的混乱政局，终于使朝政又得以重新稳定。

梁章钜轶事

一约四十年

距今大约200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福州人梁章钜进士及第并当了3年庶吉士之后，不知何故忽然告假回乡，家居10年之久。这期间却又跑到闽西僻县浦城，去主持南浦书院讲席。一次，他就近游武夷，回浦城后去拜访他的老师祖舫斋尚书，恰好祖老师不久前也刚游过武夷。闲聊中祖老师说起自己在武夷山的时候，夜宿天游观，曾梦见由天游峰顶飞游雁荡，“梦境甚奇”。

祖老师问梁章钜：“子能为我纪之乎？”祖老师的意思，是他自己未曾去过雁荡，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把雁荡的实景描述下来，印证自己的梦境。其时梁章钜也不曾游过雁荡，但他答应一定去雁荡一游。恰好祖老师桌上有两本《雁荡山志》，就借回去读，一读就满心欢喜。

那时梁章钜不过30岁出头吧，谁知等他真的来践雁荡之约时，已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一晃40余年，他已成皤然一叟，退休有年。道光二十七年，他在温州任知府的第三子梁恭辰将他迎养到温州，并效宋代赵清献父子故事，为他筑了戏彩堂。梁章钜在温州闲居期间，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浪迹丛谈》及续谈、三谈中有许多关于温州的记载。

到了温州，雁荡就不远了。

道光二十八年春，乐清县令安庆人蔡琪（字子树）写信邀顶头上司的尊翁、也是自己的太老师梁章钜游雁荡。梁章钜是蔡琪之父柳州刺史蔡维新的业师，蔡琪因以门下晚学生之礼事梁。这位徒孙颇懂得孝敬太老师，曾贻以雁荡山石门潭所产名贵香鱼干，并呈诗两首。有蔡琪作东道兼导游，梁章钜便于农历三月份欣然前往游雁荡。陪同的有他的两个儿子、幕中画师冯懋、温州卫守府廖寿彭。

一行人沿瓯江顺流而下至馆头，再坐肩舆至乐清县城，会合蔡琪。二十四日因雨滞县城。二十五日晨启行，于虹桥午餐，过窑（瑶）岙岭，晚住芙蓉村。二十六日晨越丹芳岭入西内谷，游能仁寺、大龙湫，下午越马鞍岭入东内谷，游灵岩、净名。在净名寺吃晚餐时，他们商量了勒石题名的事。二十七日游灵峰，越谢公岭，游东石梁洞，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备官廨中。二十八日早起，循白溪、清江、虹桥一路，至暮返乐清县城。二十九日沿原路回温州。

梁章钜此次雁荡之行，历时7天，正式在山中才2天，从西内谷跑到东外谷，雁荡山的精华部分二灵一龙都游过了，74岁的老人，难得兴致还那么高。他在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登龙鼻洞的情景：“同人皆从渍苔滑石中贾勇而登，余亦扶筇抠衣，强随其后，实有既竭吾力欲罢不能之慨。十余息而始达其广……”老人奋力登山的形象十分生动。

或许是雁荡山的风光太吸引眼球了，梁老先生一路贪看风景，竟然忘了作诗。回到家里后，女儿和儿媳向他索诗，他无以为应。原来梁氏一门风雅，其时在温州的长女梁兰省、三儿媳婉蕙均能诗。梁章钜自觉惭愧，在日记中写道：“回首生平所历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诗纪之，独于雁荡不留一句，未免山灵笑我老衰。乃勉成长歌一首，不追景而专记事，且语人曰：‘此余之禁体游山诗也。’……”老先生觉得不给雁荡写首诗，不仅无法向家人交账，更对不起雁荡山，怕山神嗤笑他老朽了。于是补作了一首七言长诗。所谓“禁体”，就是不按常规去做（游山诗而不写景）。诗中有曰：

三十二岁登武夷，七十四岁陟雁荡。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壮……同侪诧我脚腰好，人所到处都不让。二儿扶持一筇稳，但饬门生省供帐。冯工绘事廖工诗，二客能从亦倜傥。写景何如纪事真，枯吟懒画壶卢样。山中七日即游仙，草草出山神已畅。

这种叙事之作，在雁荡诗词中甚少见，自具特色。作者似乎也颇为自得，抄示有关人等。于是纷纷和韵，亦一时之盛。游事已毕，梁章钜不觉忆起浦城旧事，搦管作小文《雁荡》。他在文中追忆了当年与祖老师对晤的情景后，感慨系之地说：“今四十余年，而果遂雁荡之游，但惜不获与吾师相质，因亟记吾师之语以践宿诺焉。”

翌年，老先生即归道山。

梁启超轶事典故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两遭掌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

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推托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