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秩事 

　　我的爷爷叫蔡文正，我没出生他就去世了，只能凭借一些长辈讲的小故事，找到他生活和为人处世的印记。

　　我小的时候住在老家的大房子里，听说我爷爷往上一辈的时候家境很不错，家里盖了大房子。县城里称下百万、上百万，就是讲的我们家。

　　不过，后来大房子住进了很多外姓的，有十多户人家。记得那时我们一个房子里就有十三个差不多年纪的小伙伴。

　　老房子有一个“翁”，应该是我爷爷的同辈，我们叫他“文恩翁”，字写的很好，经常会给我们讲老一辈的故事。

　　我爷爷的故事就是他讲的。

　　我爷爷是一私塾先生，在祠堂中施教并住在祠堂后厅，祠堂中除供奉祖先灵位外，还有不少棺木存放在边廊、后厅等处。

　　爷爷好酒，经常用红辣椒配酒（恐酒劲不够也）。其文笔很好，经常有人找他帮助作呈（代写讼状）。

　　一日，几名学生见其外出买酒，相约用竹篾制一假人，用螢火虫为其眼睛，置先生床上，盖上薄被，事毕，这些学生躲在窗外，期待先生惊吓惶恐的局面出现。

　　随着一阵啪嗒、啪嗒的木屐声音传来，只见文正公一手提着小酒壶，一手拿着水烟筒，上面还挂个水烟袋，一晃一晃的回来了。

　　“吱”的一声，先生推开门，见床上被窝中似有一人，眼睛一眨一眨，只听先生嘟噜了一句，“这些小子……。”随后往床上一坐，将假人推向一边，点亮小油灯，不管假人眼晴还一闪一闪，自顾喝酒去也。

　　窗外的学生，不见先生惶恐的局面，只好互相推着，欲悄悄离开，而祠堂中的棺木、阴森森的黑影、假人眼睛……，这些学生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听闻后厅的隐隐约约的声音，先生举着小油灯出来了，“孩子们别怕，先生送你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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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阿婆

　　阿婆是我奶奶，也是我外婆。

　　那一年，阿婆带着我母亲嫁给我五翁，（我爷爷的五弟），我母亲十六岁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给我五翁当养子。

　　因此，她又是我奶奶，又是我外婆。我们那称呼奶奶为阿婆，称爷爷为阿公。

　　我的真正的阿公和阿婆在我没出世之前就去世了。

　　我的朋友，还有单位的同事，亲戚不管老少都称她为“阿婆”，也许“阿婆”这个称呼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荣誉。

　　阿婆一直是我们家“当家”的，我们还不懂事时，我阿公赚的钱都交她管。我父亲不理家，因此，我们几个兄妹都与阿婆亲。直到我结婚后，生了蔡华，也是阿婆“当家”。只不过“当家”，就是负责家中伙食，并且给我们做饭、煮菜。

　　阿婆多年养成的习惯，觉得让她“当家”是一种荣誉，我们如果不让他“当家”，就是不尊重她。

　　她最喜欢有人夸她手艺好，将她做的菜吃个精光也是她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她热情好客，我们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

　　阿婆的“宝贝”是家酿的老酒，除了她认为很重要的客人，她一般不舍得拿出来待客，她认为不能用于煮菜调味的烧酒，（五粮液、茅台也一样），这些烧酒尽可能拿去喝。

　　我的一些朋友经常会拿阿婆这些杰作当作笑料。

　　一天，我的一些朋友到我家吃饭，我朋友带来一瓶五粮液，对阿婆说：“阿婆，能不能将这‘烧酒’与您换成您家老酒？”

　　阿婆说：“不行！我家老酒要留着煮菜配料，要不我给你拿到小区店铺换一换？”

　　阿婆拿着五粮液，拒绝了我朋友帮忙一起去拿酒的要求，自顾前去换酒了。

　　不一会阿婆回来了，还提着五粮液，只是手上多了两瓶老酒。

　　阿婆说：“小卖部的老林说，‘没那么多红酒可换，有我也拿不回来！’”说完，还问我朋友：“这酒能换几瓶老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婆老了，不“当家”了。开始交待我们一些她走后的一些“后事”。

　　阿婆出生于民国初年，但从不讲迷信，她看不惯一些人生时对父母亲不孝顺，死后大操大办。他交待我们，她死后不要大操大办，不搞迷信的道场，不要请神棍“作法”，遗体火化，不要土葬。

　　对于土葬，我母亲与她有不同的看法。母亲认为，火化的时候被火烧会很痛。

　　阿婆说：“人死了，还会知道痛？那土葬后尸体被虫、蚁咬不是更痛？”

　　阿婆不会说普通话，也从不看电视。

　　有一次，她与我们到北京蔡华家住。开始时，经常会搬个椅子到电梯厅找人说话。几天后，跟我们说：“这里的人怎么都不爱搭理人，”后来，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看电视。

　　她看到电视上张少华为钙片做的广告，我们告诉她，这是她的妹妹，在问她最近有没有吃钙片。

　　阿婆每看到张少华出来时，都会拿着蔡华给她从美国带回的钙片瓶子，用土话对着电视屏幕，说着：“食了，食了，每天都食！”

　　看着阿婆开心的笑容和充满童心的“笑话”，大家心里想着，阿婆一定能活过百岁。

　　阿婆还是离我们而去了，活了九十三岁，按阿婆的遗愿，没有请法师，简简单单的送老人上山。

　　一场简单的葬礼，成了县里的移风易俗的典范，电视台专门派摄制组全程拍摄、采访葬礼过程，并多次在市、县的电视台播放。

　　此后，大操大办、请神做迷信的葬礼风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为纪念阿婆，蔡华拿出了十八万人民币，在我县的第一中学设立了“才华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也寄托了我们一家对“阿婆”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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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怪人，不修边幅，好酒、好下棋，经常半夜归家，脾气也不好，生气时将盆碗乱摔，与家人的关系很僵，孩子们都不愿意与他多说话。他没念过什么书，写字如画符，但能吟诗作对，还会为别人写状纸。原本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晚年时，为人看风水，寻墓地却成为他陶冶大自然的一种志趣。

　　有人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在一次打土匪的过程中，土匪跑了，为了惩戒他自已，往自己的肩胛骨打了一枪。

　　那一年，他独自到一个叫“茹楼底”的地方烧硬炭。一种经过“炭窑”烧出来的木炭，毛泽东同志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一条小河边搭着一间茅草屋，三块石头支着一口锅就是灶台，两个树杈架着几根小木棍就是床。茅草屋有一个挡风的门，人不在时从不用关门。

　　由于县城到“茹楼底”有二十里山路，山民们到这里砍柴火，需要带午饭，带的蒲包（一种蒲草做的草包）饭会挂到茅草屋的木杈上，天冷时在三块石头的锅灶上生火热一热再吃。

　　茅草屋的“墙”上挂着一学生的作业本子，上面有一些“打油诗”，山民会拿下来读一读，山民们经常要为这天书一样潦草的字到底是什么字讨论好久。

　　山民们有时会看到父亲坐在草屋前面的木墩子，一块大石头上画着一个棋盘，正在一个人下着象棋，遇着会下棋的，就招呼他一起下棋，“来，先下盘棋，砍什么柴，我那的“炭头”（烧木炭时会有一些没烧成炭，还是木柴，称炭头）挑一担回去！”

　　因此，一些下棋水平不错的，会经常到他的“茹楼底”找他下棋，顺便挑一担“炭头”回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止了烧木炭，跟着潮流下山“闹革命”，参加了“红色工农革命军”，“红色工农革命军”简称“红工农”，父亲是“红工农”的骨干。

　　对方是“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司”，我们会贬称其为“无脸尸”。

　　因观点不同，持“无联司”观点的人与持“红工农”观点的人经常会起争执，有时一个家庭有两个不同观点，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也会吵的不可开交。

　　文化大革命使许多家庭遭难，我家也未能幸免。父亲因与一个持“无联司”观点的，据说是“老红军”的人起了争执，“老红军”还动起了手。我父亲单薄廋小，“老红军”膀大腰圆，因此，父亲被打的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红工农”抬着他上街游行，我们一帮子女跟在后面哭哭啼啼。游完街，“红工农”的人将他往我们家一撂。

　　晚上，“无联司”的人将我父亲劫持到了他们的“司令部”，一个叫“茶厂”的地方，又狠狠的修理了他一顿，肋骨也被打断了。

　　“红工农”发起了总动员。准备武器，要攻打“无联司”总部，抢回他们的英雄！

　　去往“无联司”总部的路上，堆满了沙包，窗口中民兵的枪口黑洞洞的……

　　第二天，“无联司”发布公告，宣称“国民党的青年军”打了“老红军”，“无联司”将会在县城的广场上召开大会，让我父亲向“老红军”赔情道歉，并宣布退出“红工农”！

　　大会上，“无联司”的人抬着我父亲，并将他扶到一个藤椅上，看的出来，父亲很虚弱，忍着伤痛，承认是自己打了“老红军”，并声明退出“红工农”……

　　会议开完了，这次是“无联司”的人将我父亲撂回家里的。“红工农”的人不理他了，说他是“叛徒”。“无联司”就更不用说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们谈起他退出“红工农”，成为“叛徒”的事情，他说，“叛徒”好啊，如果我不成为“叛徒”，也许会血流成河，……。

　　“文革”阴影消失后，回忆起当年因父亲引发的“叛徒”闹剧，深谙“无奈的选择”背后鲜为人知的真正含义，彰显了父亲为拯救同城兄弟同胞的一种胸襟和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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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认识的蔡先生

　　刘培林

　　大约是一九六七年，本人经常往岗后山茹楼底砍柴，常与蔡奶寿先生攀讲，听他讲“水浒”的故事。

　　他会写古典的诗词，也会念给我听。我记得他的一首《茹楼烧炭》，诗曰：金斧锵锵伐木棵，石头高坐唱山歌；

　　土窑烧炭茹楼底，木草遮庐横岗坡；

　　絲带束腰夸勇敢，匏筒盛酒逞英豪；

　　竹篱喇喇西风起，隔日天寒炭价高。

　　蔡先生不但会讲“水浒”故事，还会分折宋徽宗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很多人以为宋江被朝廷招安是害了梁山泊众好汉。而蔡先生的分析当时宋朝的真实情况，认为宋江策划被招安是正确的，以当时的形势，宋江是不可能夺得大宋江山的，如果未被招安，而被朝廷剿灭，那梁山泊英雄就真的变成了匪贼了。何况宋徽宗也不是一个无道之君。虽然听信奸臣谗言，总的来是爱民之君。北宋的灭亡不是压迫人民，被人民推翻，而是不重视国防建设，不培养军队，最后被辽国夺了京城。徽、钦二帝被俘的历史悲剧。

　　蔡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才思敏捷，有一次，蔡先生卖完木炭，两个炭篮叠在一起，套在扁担的后头，扁担的前头挂着一个瓠筒，盛满一筒酒，还有一些买的肉、菜等生活用品，在经过子来桥（寿宁的一座老桥）时，站住了脚，往旁边的店里看，原来店里有他的一个诗友，一个雕刻印章的迂腐文人李青眸，因为俩人会经常交流诗词。

　　李青眸看见蔡先生站在他的店门前，便问道，“隐士近来无恙呼？”因蔡先生有写有“古风”一首，头两句为“当代有高人，隐居在深谷。”故李青眸戏称其为“隐士”。蔡先生曰：“除却烦恼，自然无恙。”

　　李青眸笑了笑便回道，“送君归山麓，一去杳无迹。”蔡先生随口即答道：“别有新天地，何须君着急。”

　　由此可见蔡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曹子健七步成诗，而蔡先生三秒成对，可惜的是时代没有成就他的才学。

　　蔡先生是一个博学的人，他看过的古典文学、小说、诗词基本上都能记住，还精通“易经”，五行相生相克，看地理风水都会。

　　他说，古代人研究 “易经”，其实是研究天地人的不断演化，是研究一个伟大的宇宙工程；“坟生宅养”是在教化世人尊敬长辈，当父母死后一定要入土为安，不可将父母抛弃荒野路旁，找个地方安葬父母，才能生发你的后代。虽有迷信成分，但也是教化人的一种手段。“宅养”更是每个人基本生存的条件，每凡建房一定要靠北朝南，最好建在北面的坡地上，阳光充足。房子不可太大，当大房子潮湿并阴森森的，不仅使人可怕，久而久之，人体受湿气影响，就会多病，子孙就不会发达，因此。这房子一定是损人的。

　　蔡先生还有很多独到的“理念学”，这里就不多讲了。蔡先生的“风水学”理论颠复了我的观念，这种有哲理性的“风水学”观念不是迷信的传说，是一个全新的“唯物主义风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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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华的一家

　　蔡华出生于1976年的最后一天，物资紧缺的时代，布票、糖票、肉票、火柴票等都是家中非常关注的事情。时值年底一年一度的票证正在发放。当我拿着蔡华的出生证，领取到三份的各种布票、糖票、糖票等各种票票时，家里人高兴坏了，都说这个儿子给我们家带来财运。

　　当蔡华上幼儿园中班，老师与我们说，小蔡华可以直接上小学，不用上大班了。我找了当时在鳌阳小学当校长的远房叔叔，让他开个后门，开学后，校长将蔡华带到班级的最后一个位子座下。过会儿，教导主任来巡视班级发现了最后一个子很小的小同学：“这吃奶的孩子怎么也来上学了？”于是他带着这“吃奶的孩子”要将他送回家。

　　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大约只有200米，教导主任边走边问，“你家住那儿？”“多大了？”“家里都有谁？”……。小家伙回答的有条有理，还说，“老师你经常从我们家门口走过，我还认得你。”

　　于是，小蔡华没被送回家。教导主任将小蔡华送回了座位，“让他再试试吧”。

　　又过了几年，蔡华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的中国政法大学。又过了几年，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了，江平（政法大学校长）为他写了推荐信，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又过了几年，他辞职了，不是下海，是去美国读书！他说，读书是最好的投资。

　　在美国读了天普大学的研究生，又考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

　　我们老家所有的人认为蔡华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工作是最好的去向了，老家人都是认为这里工作是朝官，是光宗耀祖的地方。

　　我家里人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但我们还是支持了他的决定，但没敢告诉他的太婆，太婆视他为掌上明珠，直到太婆去世，还一直认为她的曾孙子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班。

　　蔡华在美国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孙女，也算美国籍吧，大的叫暖暖，小的叫齐齐。因此，我是美国人的爷爷，（笑）。

　　蔡华说，小的一个女儿精明，长大了会当银行家，大的一个女儿和爷爷一样，对电子产品很感兴趣，老喜欢拆玩具，将来一定会是一个科学家。

　　那一年，两个孙女和她父母从香港回老家过年，当外婆拿了一双袜子给暖暖换的时候，小齐齐看到不高兴了（当时四岁），说，“那是我的袜子！”，外婆又到楼上再拿过一双，齐齐还说是她的。

　　外婆心想是不是齐齐霸道，于是将所有的袜子都拿来，让暖暖找一双，而暖暖将袜子拿给小齐齐，让她来看。

　　只见小齐齐一双双的挑出来袜子，“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十几双袜子就分好了。

　　外婆说，“看，这是我们家的小管家！”

　　现在蔡华在美国世达律师所工作，世达律师所是华尔街最大的律师所，也是全球排名靠前的知名律所，蔡华是其全球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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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小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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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的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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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岁的妮妮

　　两周岁的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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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头虎脑的雨辰（小龙）

　　活泼可爱的雨润（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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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

　　很早以前就有写一自传想法，无奈一直没有机会，倒不是忙，就是懒的动笔，因此就一直拖了下来。

　　最近我的公司开发了“家家有谱”的项目，客观上圆了我的梦，因为“家家有谱”的内容，可以让我将“我家的故事”在这里写出来，让儿女们知道他们的祖辈的故事。

　　我的爷爷兄弟五人，我爷爷是长子，人称“文正先生”，听说是个私塾先生。老二是个铁匠，老三过继到上蔡一房，老四没取亲，老五是个裁缝，大家都叫他阿五，真正的名字很少人知道。

　　我家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发生老大与老五之间故事。

　　我爷爷和我奶奶生了俩儿子，我父亲和他的弟弟，也就是我叔叔。我叔叔很早就去世了。

　　老五取了一门亲，据说是一地主家的遗孀，他带来了一个女儿，名叫金秀兰，也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嫁给了我父亲，就是老大家的长子。老大家的长子也成了老五的女婿和继子。

　　因此，我就有了两个爷爷和两个奶奶。不过，我从没见过我真正的爷爷和奶奶，他们很早就去世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一真称我爷爷的五弟为“阿公”，称我母亲的母亲为“阿婆”。

　　由于我的父亲一贯不理家事，我们一直是“阿公”和“阿婆”带大的，因此，“阿公”和“阿婆”就是我们的祖父、祖母，我们兄妹最亲的亲人。

　　我的母亲十六岁时生的我，也许是母亲太小，没有适应做母亲的角色，我到了二十来岁，还一直叫母亲为“阿兰”。后来觉得不习惯，想改也没改过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才改称“阿妈”。

　　我们这里称父亲为“阿爸”，称母亲为“阿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才十三岁，家里人让我跟着我的“阿公”到乡下学裁缝，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我的少年时光是在乡下度过的。

　　在这期间，我自学了初高中的课程，还自学了无线电技术，妄想着有朝一日，我还能考大学。

　　因为有人说，我父亲是国民党青年军，大学没考成，我只好在县城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部，后来成了一个“精诚无线电厂”，“国营无线电厂”，也就是那时，我考上了成人中专，又上了福州大学的大专班。

　　精诚无线电厂是我的一个私人企业，与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合作生产黑白电视机，当时的福建省省长胡平称赞他为“山沟里飞出金凤凰”。这只“金凤凰”到底还是没有能飞出山沟沟，他只是成了一个“国营”的企业，并且由于体制的原因，夭折的更快了一些。

　　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机会，我不仅补上了一些学历，更是从那时候起，我进入了电子计算机的领域，学了编程语言，掌握了数据库。

　　从那时起，我当过中外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当过娱乐城的总经理、当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负责人、当过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也开过文化公司。

　　生活的艰辛、道路的坎坷，会锻炼和成就一个人百折不挠的精神，丰富的社会阅历也将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人生的遇到波折时，将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试自已也试别人。

　　1998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倒闭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冻结了我的不动产，2000年到北京时只有6000元本钱，我做过小商贩，当过推销员，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市转，推销电话卡。也到朋友公司打工，朋友每个月给我开1500元工资。

　　慢慢的在北京开了公司，还买了房子。

　　当我回到家乡时，被政府冻结后归还我的不动产涨了10多倍，回到家乡后，北京买的房子又涨了10多倍。

　　有失必有得，任何时候都不要斤斤计较，天道酬勤，老天在看着你。

　　大儿子现在在美国的一家世界排名靠前的律师所工作，并成为了其全球合伙人，目前派驻香港工作，单位也好，收入也高，遇见朋友都说我儿子有出息，我们家风水好！可儿子、媳妇、孙女都在香港，一年难得见一次，小孙女还满口的洋话，沟通起来十分不方便。

　　小儿子不想念书，没考个好的学校，有时也认为不是理想。现在我退休不想干事业了，一些小房地产项目也有人接，生了两个小男孩，爷爷、爷爷叫的挺欢。

　　回头想起来，如果这两个儿子都是博士，都工作在很远的地方，现在年纪大了，是不是更会觉得孤单一些。

　　这些年想做一些公益的事，于是编撰家谱成了我的一大爱好，利用所学的电子技术，为蔡氏编撰《世界蔡氏大宗谱》。

　　本以为这件事情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是老有所乐的项目，但经过几年的投入，项目的发展超出了当初的想法，蔡华也认为纯公益的做法，会使这个项目后继无人。

　　因此，在蔡华的资助下，将原来仅蔡氏使用的这个家谱编撰平台，扩大到每一个姓氏都可以使用的技术平台。

　　也许是老天要我做这个项目，在我六十岁那年，我夫妻俩的年纪加起来一百一十岁了，还添了一个女儿。由于我妻子很想要一个女儿，因此，取名“梦妮”。

　　小梦妮生下来就会笑，妻子说，因为我一直在为老祖宗做事，小梦妮是老祖宗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