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 礼节礼貌 ,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 白金汉宫 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 想学外语 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