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刘伯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主要贡献
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职务。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年3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指引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压迫，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他先后主持召开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用很大精力来建立健全这个崭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等等。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召开数十次座谈会，为制定八大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在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他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他认为：“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他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幸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并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刘少奇（1898年—1969年），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主要贡献
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职务。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年3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指引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压迫，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他先后主持召开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用很大精力来建立健全这个崭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等等。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召开数十次座谈会，为制定八大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在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他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他认为：“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他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幸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并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刘伯承（1892年—1986年），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要贡献
参与战役
辛亥革命与讨袁护国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北伐与土地革命战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参与长征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军事教育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