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是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他说自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父亲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强。

父亲写过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当时他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大家看了评价很高，以为作者对佛学、哲学问题有深入的知识，把他看得比实际情况要高。所以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让父亲去讲印度哲学。父亲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就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先生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就先教，一边教你一边自己学。父亲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不可推辞，因为都没有要现在就讲得怎么样，只需要你边学边讲，于是就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选择和他最终没有出家当和尚也有很大关系。父亲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扎进了知识分子的堆，人与人之间就容易有一种思想学术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参与竞争、辩论，北京大学的环境使然，影响到父亲一年多以后终于决定不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