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我家的老宅过去是一个四合院,北方农村典型的建筑布局。在北屋正对门的墙上有一幅书法中堂,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些大字。中堂的左侧,悬挂着两张人物画像,一位是我的曾祖父,另一位是我的曾祖母。曾祖父头戴一顶黑色瓜皮小帽,面带微笑,清瘦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颌下留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我仅仅是从这张画像上认识的曾祖父,因为他老人家去世时,我只有两岁,没有丝毫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家人及周围一些长辈的叙述中,曾祖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渐次清晰起来。

曾祖父徐延彬,生于19世纪末期,卒于1973年。他少年时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却没有考取任何功名,偏安于家乡,做了20多年的私塾先生。老家的三间南屋,当年便是曾祖父开办私塾的地方,三里五村很多小孩来此上学。那时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学费”,有钱的拿点钱,没钱的送点粮食,家庭困难的只要爱学习,曾祖父也收下。曾祖父人如其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但管教学生却非常严格。他一生信奉“板子不响,学问不长”、“严师出高徒”的古训,对那些调皮捣蛋、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最常用的惩罚方法便是用戒尺打手心,还不许哭。临近中午或傍晚,偶尔从我家里传出“啪啪啪”的响声,在大街上都能听得见(我家紧靠大街)。这时,大人便吓唬小孩子:“先生又开打了!你若不好好学,先生也会打你的!”这种被现代人认定为“体罚”的教育方式,在那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反对,更没有人告状。相反,挨打学生的家长会邀请先生到家里做客。当然,不善饮酒的曾祖父一般都会婉言谢绝。父亲便是跟曾祖父接受启蒙教育的,他说小时候因为怕挨打,学习特别用功。现在他已年逾古稀,仍能熟练地背诵《百家姓》、《千字文》的大部分段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曾祖父的一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对我们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常教导家人在生活方面要勤俭节约,严禁铺张浪费。身为远近闻名的先生,他却常常不修边幅,出入穿的是一件带补丁的粗布长衫。平时除给学生上课外,他经常带领大家到地里耕种,绝不像个别文人那样“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忙时节,家里缺少劳力,往往会雇几个短工,他对那些短工都很好,管吃管住,工钱及时发放。干活累时,他安排家里人准备好饭菜,用扁担挑到地头上,让大家吃饱喝足。他生前常说:“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家庭内部要以和为贵。”他亲自书写“義和堂”三个大字,并请木匠刻成一块匾额,悬挂在北屋中堂的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