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

杜重远（1897—194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杜重远（1898—194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中国实业家，知名抗日爱国人士。《新生周刊》主办人。

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3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投身实业

出生于贫苦农家庭。1905年，入当地私塾读书，学习刻苦。

1911年，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其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1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藏前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

1922年，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同年春节，被推选为回国代表辗转沈阳、北平（今北京市）、天津等地开展反帝宣传。

1923年春，学成回国，在沈阳北门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1926年，参与组织反对日本增设领事馆的活动。

1927年，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

宣传抗日

1929年，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同年，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与此同时，还与友人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促进了东北各地抗日运动。

1930年，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积极抗日

不久，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同时，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一带和华南、华北等地宣传抗日救亡，讲演60余次，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许多见闻通讯。上海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2年春，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次年初，率领救国会宣传队到热河前沿阵地宣传鼓动抗日。

1933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5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勒令《新生》停刊。同年6月，在《新生》周刊行将被反动当局查封的严重时刻，依然撰文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同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

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进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

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贱"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被反动当局判处一年零二个月徒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他被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入狱不久，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道理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10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托人带信给杨虎城、张学良，呼吁团结抗日。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9月，在《抗战》三日刊上撰文第一个介绍了周恩来的生平并刊载了周恩来、徐向前等人的言论。

1938年，在武汉、香港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逐步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9年，被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

牺牲

1940年，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

1986年，其著述结集为《杜重远文集》出版。

杜重远（1897～1943）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14岁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中。21岁任小学教员。1917年以官费生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1923年夏回国，集资在奉天兴办启新窑业公司。1927年3月，由于扩建占用资金过多，几乎无法周转，面见张学良，张认为他是爱国能干的实业家，拨款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1929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获免征营业税五年的优惠，开办子弟学校。1927年被举为奉天商会的副会长，成功地领导一场商民反捐税斗争，又组织商民反对日本擅自在临江设领事分馆，取得胜利。1929年，改任奉天工会会长，兼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会执委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他“经历亡国的痛苦向全国民众呼号呐喊的权利和必要”，成为《生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韬奋赞扬他的作品“感人特别的深，使读者得到的益处特别的厚”。上海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他当选常务董事，该会在多处城市组织国货公司，推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33年2月，京津沪爱国人士组成东北热河后援促进会，他是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学生宣传队30人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等奔赴前线，他同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分别找汤玉麟、孙殿英、李赞延等东北军将领谈话，提出只有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才是唯一的出路的主张。

他还在江西九江创办光大瓷业公司，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主动接济东北流亡学生。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他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任主编，保留《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他在每期卷首“老实话”专栏撰稿。1935年5月4日，《新生》刊载《闲话皇帝》的文章，其中提到的日本天皇是位生物学家，如果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方面有很多成就。这样一篇文章，日本帝国主义竟挑起事端，指使上海的日本浪人抗议，捣毁商店橱窗，要求上海市市长查封《新生》周刊，严惩作者和编者。在江西的杜重远赶来上海，一面劝说作者暂避，一面准备出庭和国民党当局斗。法庭上虽经著名律师沈钧儒的义正词严的辩护，仍然以所谓触犯“敦促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入狱后，每天到监狱慰问的工人、学生、文化界人士、实业家、东北军将士，络绎不绝。1936年10月，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即赴西安张学良处。抗战爆发后，接受盛世才的邀请赴新疆，1939年1月任新疆学院院长。1941年5月8日被捕，被诬以“汉奸”、“阴谋暴动”的罪名，长期关押。经各方营救无效，于1943年9月一个晚上被秘密杀害。遗著有《杜重远文集》。

杜斌丞

杜斌丞（1888.5.10 -1947.10.7）原名丕功，字斌丞，自署秉诚。陕西榆林米脂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1917年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任校长。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为发展地方教育，他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女子师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

杜斌丞一生不断坚持革命。1947年3月20日被国民党逮捕，1947年10月7日于西安英勇就义。

杜斌丞殉国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副主席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个人简历

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1913年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

1917年夏由北高师毕业，回陕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任校长。

1927年2月，到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考察政情。

1930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主张“跟共产党走”。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40年赴西南地区。

1943年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活动，同杨明轩等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

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中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1946年1月，以民盟顾问身份，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

1947年3月，被胡宗南逮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同年10月被害。

教书育人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1913年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期间，结识了旅日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请名师到校任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魏野畴、李子洲等；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刘志丹、谢子长、叶瑞禾等都是他的学生。为发展地方教育，他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女子师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到陕北，因找不到出路而异常苦闷，杜便把魏野畴介绍给杨。杨听了魏的许多革命见解，思想大为开阔，并表示愿和共产党合作。杨十分感谢杜为他结识共产党人搭桥引线，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1926年11月28日，西安军民坚持八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1926年底，米脂县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积极倡议兴办中学，杜斌丞极力赞助和热情支持，通过杜斌丞先生的积极活动，取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后报经西安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省教育厅立案，在米脂兴办中学，经杜斌丞先生推荐，由杜立亭担任校长，于1927年4月13日成立“米脂县立初级中学”，开学时举行了开学典礼。1927年下半年，井岳秀将“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直至1929年7月因井岳秀停止拨款被迫停办。这一期间，三民二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其中有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张汉武、朱敏、尤祥斋等。

1927年2月，杜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庆祝活动，在西安会晤了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并将他带来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离开西安，赴洛阳、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社会，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后来，寓居北平两三年，潜心读书，研究政局，结交了侯外庐、李仪祉等不少学者。

回陕参政

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回陕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杜斌丞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推荐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兴修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他还利用合法地位，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资助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严令其中央军加紧“剿共”，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斌丞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杨虎城对杜斌丞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入甘后，先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军阀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地方军阀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兰州。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杜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1932年4月，蒋介石迫使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

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剿共”前线，企图使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斌丞看破了蒋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将近两年时间，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基本未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分别写给杨、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杜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与共产党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把杨的意愿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张携带了毛泽东再次写给杜的信函。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杜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张文彬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杜积极参与其事。事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改组，杜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杜斌丞是设计委员。他迅速恢复了省府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还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青年会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代表回去广为宣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强迫杨虎城出国考察，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出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1937年2月，南京政府利用陕人治陕，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是年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杜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好事。毛泽东称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被杜拒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杜斌丞撕毁。此后，杜斌丞在国统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

米脂县三民二中于1929年被迫停办后，米脂县的大批小学生难以继续深造。杜斌丞先生出于对家乡人民的深切关怀，多次奔波，积极争取，1939年适逢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新上任，为表示其“教绩”，拟在全省新设立五所中学，杜先生利用其在省府任秘书长的影响，在1939年7月设法促成了“陕西省立米脂中学”的成立，经杜先生推荐，校长由留苏学生营尔斌担任。

1941年，杜斌丞到广西全州、桂林，与两广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等接洽，宣传抗日、民主、救国，同时向陕籍国民党高级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宣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同年秋，到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并被指派为陕西小组负责人。1943年初，杜第二次到云南、广西，继续做关麟征、杜聿明等坚持团结抗战的工作。关、杜二人虽对杜优礼相待，却不肯接受他的主张。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重庆会晤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要民主党派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

加入民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郭则沉持张澜主席亲笔信到西安找杜斌丞，邀请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即与杨明轩、杨子廉、王菊人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蒋介石电召杜斌丞到重庆，多次接见，意在拉拢。杜斌丞首先把胡宗南军队在陕西胡作非为的情况告诉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军队要整编，要把那些误国害民的家伙淘汰掉。蒋介石表面接受，并委杜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心里却对杜从事的民主运动颇为不满。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正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杜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常委。1946年1月，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听取了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的意见。会后许多朋友出于安全考虑，劝他暂不回陕。他认为陕人回陕作用更大，誓为发展西北民主运动奋斗到底。

1946年2月，杜斌丞由渝飞陕，正式主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讲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斗争到底。这番话，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对杜开始了迫害。3月1日，大批特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接着又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中共和许多朋友都担心杜的安全，劝他离开西安，但他却不愿丢下正在进行的事业。杜斌丞对朋友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攻占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下令逮捕了杜斌丞、王菊人等。在狱中，杜坚贞不屈。当听说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威逼潼关时，他赋诗庆贺，诗中有“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之句。随后，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对杜“即行处理，以免后患”。10月5日，他在“最后遗书”中写道：“每思30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终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两天以后，即1947年10月7日，杜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1948年3月，米脂县在开办斌丞图书馆的同时，设杜斌丞纪念室。纪念室在图书馆院内厅房，陈列杜斌丞烈士的部分遗物、书籍及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野战军机关、领导、民主人士所赠送的挽联、挽词。1985年，在米脂县城南关新建杜斌丞纪念室。

历史评价

杜斌丞一生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坚持革命。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周恩来同志评价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一些老同志则颂扬他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