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前206-公元220）

【西汉（前206-公元25）】

【新朝（9-23）】

【东汉（25-220）】

三国（220-280）

【曹魏（220-265）】

【蜀汉（221-263）】 

【东吴（222-280）】

 晋（265-420）

【西晋（265-317】

【东晋（317-589）】

南北朝（420-589）

南朝 【宋（420-479）】

南朝 【齐（479-502）】

南朝 【梁（502-557】

南朝 【陈（557-589）】

北朝 【北魏（386-534）】

北朝 【东魏（534-550）】

北朝 【北齐（550-577）】

北朝 【西魏（535-556）】

北朝 【北周（557-581）】

隋（581-618）

唐（618-907）

五代（907-960）

【后梁（907-923）】

【后唐（923-936）】

【后晋（936-947）】

【后汉（947-950）】

【后周（951-960）】

宋（960-1279）

【北宋（960-1127）】

【南宋（1127-1279）】

【辽（契丹）（907-1025】

【金（1125-1234）】

元（1206-1368）

【大蒙古国（1206-1271）】

【大元（1261-1368）】

明（1368-1644）

清（1616-1911）

张问陶(1764年—1814年)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四川遂宁人。因故乡四川遂宁城郊有一座孤绝秀美的小山，形如船，名船山，便自号船山，也称“老船”，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后辞官寓居苏州虎邱山塘。晚年遨游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

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

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广麻城之孝感乡，明洪武中迁蜀，著籍遂宁。其高祖张鹏翮，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传；曾祖张懋诚，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张顾鉴有三子，即问安、问陶、问莱；有二女，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骧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张问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治今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自幼随父宦游均州、荆州、黄州、汉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父升云南开化知府，问陶随母及全家留汉阳。不久其父因荆门“失出”案发受牵连去职，家产赔累殆尽，住房也为豪吏所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贷，“恒数日不举火”。

才华横溢

问陶饱览群书，博研名画，勤学苦练，少年时即崭露才华，被目为“青莲再世”。十五岁时写《壮志》一诗抒怀：“……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少年壮志，气概不凡。虽家中生活窘困，仍顽强坚持学习，“布衣不合饥寒死，一寸雄心敌万夫”。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问陶年二十岁，在京与四川涪陵周兴岱之长女结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亲，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与小女留涪陵娘家。问陶回遂宁写诗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这时，其家境更为困顿，有时竟到“仅求衣食亦无缘”的地步。是年秋，问陶与兄问安去成都参加乡试。因问陶所写诗歌传抄者众，诗名大噪，成都盐茶道林儁爱慕其文才，将其女林韵徵许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在盐茶道署成婚，其家里因此出现了世界诗坛罕见的“三兄弟三妯娌诗人”，即张问陶及其兄问安、弟问莱、嫂陈慧殊、妻林韵徵、弟妇杨古雪均是诗人。

官场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问陶又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宁小住，岁末去北京。这期间他吟兴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诗，或凭吊古迹，或流连风景，寄词壮采，显示出卓绝的才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间写诗最多，几乎每日一首或几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韫玉、洪亮吉等名士与问陶结交，对他的诗非常佩服。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授翰林院检讨。五十九年，写《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反映了问陶的诗歌风格和理论体系。

嘉庆二年（1797年）秋，在家丁父忧。这期间，他往来于遂宁、成都、北京，目睹现实，写诗揭露，如《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纵横随处有”、“焦土连云万骨枯”的句子，对官吏们掠夺人民的暴行，以及“万骨枯”社会的悲凉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分校顺天乡试，翌年奉派教习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顺天乡试。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奉派巡视北京南城。嘉庆十四年（1809年）春，充会试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验封司郎中。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月，出任山东莱州知府。问陶赴任后，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他为官清正廉明，审理案件及时，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断案所下判词，简切透辟，后人奉为典范，曾多次编选印行。莱州辖区掖县、即墨两县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潍、胶五州县遭严重水灾，村落萧条，民生困苦，问陶面对这般现实，痛如切肤。他乃具报请予减免缓交税租，并发放积谷，以赈济饥民。为此事，与上官意见不合，见为民请命，难有作为，郁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庆十七年（1812年）三月以病辞官，行前，他系念莱州歉收，民有饥馑，便将己之历年积蓄捐谷七百石赈济七邑饥民。他上辞呈后曾写诗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弹，非才早愧不胜官。云衣久已轻如叶，虎背抽身也不难。”离莱州时，又写诗自白：“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愤懑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诗中写道：“天意苍茫地苦贫，救荒无策愧临民，辞官也作飘零计，忏尔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于民了。到吴门时，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号“药庵退守”。其寓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附近，邻白居易祠，遂名为“乐天天随邻屋”。写有《题乐天天随邻屋》诗，有句云：“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喻诗”，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

艺术成就

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精深，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诗作5000余首，今存3500余首，表现了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对于诗歌创作，他主张抒写性情，强调独创，反对摹拟。诗作多描写日常生活。作品较好的是一些纪游、写景、题画之作，如《嘉定舟中》、《泸州》、《瞿塘峡》、《巫峡同亥白兄作》、《下新滩》、《空□峡》、《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等。亦间有反映白莲教起义和清军腐朽的作品，如《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乡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诗风清新自然，以七绝最胜，但有一部分诗篇情调沉郁。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

清人评论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以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复出”。书师米芾，险劲放野，别具一格。其画，近似徐青藤（徐渭），不经意处，皆有天然，尤善画猿、马、鹰、鸟等，“墨猴”画技艺尤精。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芍药》扇等。杨守敬说其：“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张问陶是乾嘉诗坛泰斗、清中叶诗冠、三百年来第一人。

张问陶的绘画亦集明四大画家（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之技艺精华而挥笔自如、线条流畅，工笔精湛、韵味宏厚，技艺一绝、别具风格。画山——险峻陡峭。画树——枝粗叶茂。画面清爽，工笔水墨相间，图纹转折如行云流水，图文并茂。如《深山隐居图》。

船山思想

诗学主张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反对模拟：“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他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隖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赋》）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隖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隖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隖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