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初访南粤再议林栗源流

余2014年4月15日在华盛大厦27G钩沉了《发现祖墓及初探林栗、林源祖源》厚，阐述了在五龙村的辰山发现了“阳泰林”三世祖林球墓，经福清市、福建省两考古单位认定，福清市政府颁布了对该墓是历史文物进行长期保护的证书；对于林荣祖源的初探，五龙村林氏宗亲感到高兴；但对初议林栗的祖源，结论应该不是五龙村林氏的先人，却似乎变成大逆不道了，因为明明“林栗”墓和祠都在五龙村涌泉寺旁，却结论他不是“五龙人”，不是五龙林家先贤！他们无法接受！不可思议，这哪叫研究历史，滑稽！太现实了！

由于今天在福清，仍无“林栗”直接的传承后裔，若五龙村林家人哪位是，就请站出来认领祖宗吧！没有！目前还没有！

所以几次相邀，欲到广东番禺、东莞查证，老是无法成行！7月31日，我再                 度去珠海切磋 “士林现代”版的“永恒族谱”软                 件，从福州去深圳北站及深圳北站去广州南站途                 中，就不断地发短信给广州林氏联谊会林树燊会                 长等联系，直到8月4日上午，我都已回到深圳，                拟定上午从深圳北站回福州时，树燊会长来电了，               番禺国亮宗亲欲当天一会，那只好又掉头广州南                  站，免得这次再又失之交臂。

当即去                 电约了人在南沙的本村旧厝房的启远师（因他在                 广州南沙购房安家）同去，没想到又惊动了他家父女、儿媳一家四位，各从南沙和广州两地专程赶来陪访。动车刚到广州南站，先期到达番禺大石镇的启远师和国亮师（《林栗世系谱记选编》的主编）一起来接。接到大石镇，竟然才第一次认识了同村同族启远师的大千金和儿媳妇，唏嘘“人生难相见，动与商与参”。由于午餐小憩                        时间较短，只顾与国亮师交流，冷落了专                        程赶来做东的一家人，还劳明锋的妻子给我                     们拍照纪实留念。

写上以上备忘，                           再次说明族谱是用“修”出来才有价                            值，不是随手“编”湊出来充数。那样，何止只浪费纸张林木？ 用“修”则                           要通过不断查证，不断取证，不断辩证认定后修撰而成的，才值得传承！

国亮师告知《林栗世系谱记选编》是他近年编的，因猛涌村林家，先人林洸隆参与太平天国红巾军，牺牲失败后整村被清军屠灭，复村至今老谱断层。现仅依据猛涌村二房及东莞上步林两地遗谱，集合编成。这两谱均以“林栗”为祖源，并印证口碑相传他们是源自“三福：福建、福州、福清”迁徙而来。不同的是前者以林栗为一世祖，后者以林栗的曾孙林天兴（南隐）公为一世祖；再就更不同的是后者林绍材宗长提供的《东莞上步林伟雄祖传家谱》记载林栗系“炳”公之子，“炳”自长乐罗联东林村迁徙福清；前者国亮师采集的《番禺猛涌林氏二房谱》记载林栗系“梓”公之子，没有林栗前溯的记载。那这“炳”就是“梓”吗？他们也在质疑中，毕竟都是前代遗谱，请详见其书P80、P91页！

考其前者谱，终截止为清初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初五（公元1654年）十七世祖兆球公逝世日，后者《东莞上步林林伟雄淄川家谱》编撰时间更早，是林绍材提供的，还明确记录了乾隆辛丑年（公元1744年）九月十四日，番禺猛涌村三人（度礼、林里、林谦）携谱到东莞上步林抄谱之事，此外还有署名为门生的“武光国”在淳熙甲辰孟秋穀（月）编修的行状。上述表明这两地同是林栗后裔，没有疑义；至于“炳”或“梓”的林栗父亲，是否同一个人，或说林栗父亲源自长乐罗联东林迁徙福清的记录是否有别？请后续继续研究者努力辩证，挑明记录于此。

    不过，两谱（详见P84、P93页）中同时记录了《清远县志》书上，有林栗隐居广东番禺金瓯时，与胡铨在“飞来寺”各有诗叙别。看来得请广东宗亲查先找到明朝或清乾隆乾隆辛丑年之前的《清远县志》印证，但对于后者P93页记载“后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竟从居之先时，胡忠简公名铨，来访，公送之飞来寺，各有诗叙别”的记载，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因为庆元三年，胡铨和林栗这两位南宋主战派的名臣，都已分别作古17年及7年了，那这两人岂能到广东叙别？

    先说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享年79岁，南宋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名臣，逝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卒于故里，谥号“忠简”。家乡人民为纪念他，把他安葬在天梁山下的泷江河畔（今青原区值夏中学旁），便于后人永远缅怀、祭奠这位忧国忧民的南宋名臣。

再说林栗（1122-1190），字黄中，享年69岁，南宋福建福州福清人。高宗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進士，調崇安尉，教授南安軍。二十八年，召爲太學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九）。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恭王府直講。因進言得罪權貴，出知江州。召還，爲吏部員外郎兼慶王府直講，遷太常少卿。除直寶文閣，出知湖州、興化軍，移南劍州，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夔州屬郡施州豪强譚汝翼與知恩州田汝弼交惡，聚兵攻戰，栗坐受田氏金，奪職罷歸（《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五）。旋復直寶文閣，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知隆興府。十五年，召對，除兵部侍郎。會朱熹召爲兵部郎官，二人論學不合，遂劾熹本無學術，妄自尊大。太常博士葉適上書辨之，侍御史胡  

晉臣乃劾栗，因出知泉州，改明州，奉祠以卒，谥简肃。墓和祠堂都在福清市城头镇五龙村涌泉寺旁，

胡铨自公元1148年起被秦桧流放二十多年，宋孝宗公元1163年即位，那胡铨、林栗两人若在广东“飞来寺”叙别，只能在此之前，之后胡铨已被召回起用，就不在广东。其实林栗综其一生约任20个职务（官衔），其中任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是与胡铨在广东叙别，这是孝宗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后，就更不可能了，那时胡铨都已逝世二年了。

P85页记载的南隐公（即天兴，达卿长子，林栗曾孙）首徙东莞茶山，他是宝佑四年（公元1257年）丙辰六月初九出生。是在宋景炎年间（公元1276-1277年）父亲任广州侍从南游后，20岁或21岁才落户东莞茶山的。至于P83、93页番禺祖天麟（推理是顺卿次子，因以长继长，天永出继给进礼嗣子，林栗曾孙）若与天兴公同时到番禺落户，林栗已经逝世约六十多年了！也没看到曾孙的出生，更不可能他在曾孙迁徙广东后来南粤与胡铨叙别。所以胡铨和林栗这两位主战派的忘年交（胡铨大林栗20岁）名臣，是否有在“飞来寺”或广东的“飞来寺”叙别，提示其实南宋临安（杭州）附近就有“飞来寺”，可以查看是否在胡铨被流放师叙别，张元干就是在那时写下千古绝唱的《贺新郎。宋胡邦衡待制赴新洲》词就是那时填的，所以可从胡铨文集中反查有否与林栗的叙别诗文。查证后对番禺和东莞族谱的记载，也是一个认定的检验，还是请广东宗亲进行查证、取证、辩证！

     午餐后，国亮师带回猛涌村委会，拜会了甘海宗长（国亮的侄儿、村副主任），而我3月14日在智栋兄家，就电话联系过他，今天才总算对上号，青壮有为，忙中还赠送两本《林栗世系谱记选编》给我后，才匆匆忙去，期待他们自此拨冗组织探讨“林栗”的生平业绩及祖源，能点个火，也算这次往返南粤的收获了。

此番珠海前后六天，                   在彼莲花大厦两度呆了三宿，拜访了小刘一家。                 8月2日恰逢七夕佳节，早起情侣南路漫步，                   新加波友人戏询我是专赴“七夕”来会？余告             知小侄  恋床，踽踽“七朝”，他索问何谓“七朝”，余                   反诘既无“七朝”，何来“七夕”，果也一信飞鸿莞尔间。初十朝曦再去漫步，即诌了《还珠在海》小诗发回家及送友人：“君悦湾东对九州，南去港深一时舟。拱北莲花四年客，坐爱独行海滨兜。二度春秋花甲外，八方冬夏地天收。寄予山妻夕阳至，还与言行葭智勾。弃一散人甲午契约十朝珠海拱北情侣南路边防望海亭自寿赋”。因当天是我62岁生日，自8月1日起，小孙女个个轮流轰炸，天天来电催我爷爷回家庆生，故番禺匆匆即别，再去广州南站转珠海，次日下午飞厦门撰动车回福州，夕阳之下也算兑现了一次小孙女们（6-2岁的言一、行一、葭伊、智一）的打勾，天伦之乐，不亦乐乎！文末记此，是否续貂之作？非也！倒是对修撰之苦差一大补偿！

何尝不是呢！

林氏阳泰脉“九竹堂”31世孙:林云开

为“九竹林荫”QQ群专撰055号

2014年8月7日华盛大厦27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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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谱花絮068  话说“八闽首邑”

口史林折枝  ■曾小榕

 “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北宋时，福建行政区划分为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州和军是同一级别的行政机构，合起来有八州军。南宋时，八州军改称为八府州军，即建宁府，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元代，福建设行中书省，八府州军改称为“八路”，即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明朝，将“八路”改称为“八府”，即：福州府、建宁府、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延平府、邵武府、兴化府。福建的“八闺”之名，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明朝开始，使用“八闽”十分普遍。官私文书、各种诗文中，都把福建别称为“八闽”。明太祖朱元璋在对福建的一道诏谕中，就有“且八闽之地，利尽南海，势控诸蕃”。明朝黄仲昭修纂的第一部福建省志，即名为《八闽通志》。明代邓应奎《君山歌》中也有“八闽丘壑称奇绝”之句。清代诗人黄遵宪在《送女弟》中也说：“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著名杂文家邓拓在赠中学学友傅衣凌诗里也写道：“三十年前赋远游，八闽山水少勾留。只今解放新时代，回首乡园喜有秋。”可见“八闽”一词，作为福建省的别称，已经成为古今文献上通用的惯例和福建人对家乡的爱称了。“邑”字，《现代汉词典》这样注解：一、城市；二、古时县的别称。

    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福建政区建置出现了第一个县“冶县”，冶县范围包括今天全福建，加上江西铅山。县治设在今福州鼓楼区屏山东南麓。设“冶县”的背景，《宋书·地理志》有记载：“汉武灭闽越（国），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改称为候官县。因西汉立冶县后，设东部都尉管理，机构设在冶县，后移到浙江东安，只留下都尉属下一员“候官”镇守，久而久之，就以官名称地名（民国后“候”字作“侯”，但音仍读“hou”）。

    建安十二年（207年），福建设建安郡，辖含候官在内的9个县。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是年，分出候宫县的东部地置原丰县，原丰与候宫两县隶属于晋安郡。晋安郡管8个县，地域包括闽西和沿海一带，郡治在原丰县，原丰县为首邑。清代修的《闽县乡土志》载：“太康三年，分建安为晋安郡，本东侯官故地，省建安典船校尉、置原丰县，为闽县胞胎时代，晋安郡领县八，原丰为首，自是之后历代皆为首邑。”可知，“首邑”之称由晋太康年间始。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原丰县改称闽县。闽县之名由此开始，县治在闽都坊内，也就是今福州市省立医院附近。当时福建省只有4个县：闺县、南安、万溪、建安。福建郡治设在闽县，闽县仍为首邑。

  隋大业三年(607年)，福建的建安、晋安和南安（梁天监年间502年-519年从晋安郡）三郡合一称建安郡。唐武德初年，改郡设州，州治还是设在闽县。随后，历宋、元、明、清，或称府，或称郡，或称州，或称路，或称省，其治所都曾设在闽县境内的福州城，闽县一直充当首邑的角色（史上闽县、侯官县曾合治福州城内的鼓楼前、东街口、南街等地域，故元、明、清时治所所在地也说闽县、侯官县）。

    民国2年（1913年）闽县、侯官县合并称为“闽侯县”。省政府仍设在闽侯县境内的福州城。新成立的闽侯县自然而然仍被列为首邑。陈衍编纂的民国版《闽侯县志》中仍以酋邑自称，其书的“叙”中第一句即写道：“此吾福建首郡首邑第一部邑志也。”

    从以上可知，首邑，有“第一县”之意，而无“第一流县”之义。列为首邑，根本原因是郡、州、府治设在其域。福建宋代称“八闽”，作为福建首邑的闽县及新成立时的闽侯县，自然被誉为“八闽首邑”，也就是“福建第一县”。

    1946年，划闽侯县县城区的福州城成立福州市。随后闽侯的境域地不断被析出，县治也不断变迁，直至形成今日之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