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姓起源 一、出自姬姓，以国为氏，为黄帝轩辕氏后裔。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是远古吴人中又一个杰出的半人半神的人物。他是颛顼高阳氏的曾孙，老童之子。到高辛氏 (帝喾)时代，吴因迁居吴人之地而称吴回。吴回之兄重黎担任了高辛氏的火官，叫做祝融，后因办事不力被高辛氏帝喾消灭。这样，吴回接替重黎担任帝喾高辛氏的管火之官，任祝融。祝融之官的职责，一是观测天空的火星火宿，另外掌管部落用以照明、取暖、熟食的大火，这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件极神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回担任祝融后，声威远振，死后被尊为祝融神，典籍把他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一。祝融与火打交道，死后成为火神，也叫“朱天菩萨”，乡间民俗，一遇火灾，则口中大呼“朱天菩萨保佑平安”，双膝跪地而拜。在五行学说的理论中，火与南方相配，于是火神祝融又成为五方帝中的南方之神。
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吴回生陆终，陆终娶西南鬼方氏妹一个名叫女媸的为妻，剖腹生产，一胎生出六个儿子：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这六个儿子，又各成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拥有自己的姓和氏。昆吾 氏是陆终的长子，本名叫做樊，他的氏族分离出去后，居住在昆吾，大约在今山西安邑一带，氏族被赐姓为“己”，以地名氏，叫“昆吾氏”。后来昆吾氏东迁至河南许昌一带。传说昆吾氏是陶器制造业的发明者，《说文解字》：“昆吾，圜器也，”昆吾本身就是壶的别称。昆吾氏的后裔繁衍发达，产生出昆吾、樊、昆、吾等姓氏。“吾”字古音与“吴”通，所以，又有一部分吾氏改用“吴”而成为后世吴氏的一支。《路史·后纪》：“昆吾”下注：“氏书又有吴氏”。如果说吴回从吴氏族同化于重黎祝融氏并分化为祝融八姓是古代吴人的一次离异的话，那么昆吾氏之后一支改从吴氏就是吴族的一次小小的回归。但这是《路史》的说法，至今尚未见到有吴姓自称为昆吾之后者。
帝喾时，犬戎部落有一个英勇善战的首领吴将军。吴人在高辛氏时，有一支加入西方犬戎部落，以狗为图腾。吴族中的一位杰出者，以英勇善战成为犬戎部落的首领，史称为“吴将军”。吴将军能征善战，与中原高辛氏领导的华夏部落集团为敌。帝喾高辛氏克敌无方，只好以重赏求才：谁能砍下吴将军的人头来见，就许诺将自己两位美丽倾城的公主嫁他为妻。诏令下达后，无人应征，后来高辛氏身边养的一条狗杀死了吴将军，娶了公主。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继承了黄帝的本姓姬，吴姓就是从玄嚣这一支传递下来的。玄嚣的第四代孙高辛氏帝喾做了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娶有邰氏之女姜螈为正妻，姜螈是周族的母系祖先。古《诗经》记述了关于姜螈生周族首领弃时的传说。相传姜螈一天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出于好奇，用脚踩了一下，回家后竟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姜螈对此又惊又怕，把这孩子视为怪物丢到荒郊野外。然而更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先后有牛羊来喂养他，樵夫来解救他，大鸟用翅膀温暖他，致使这孩子三弃而不死。姜（女原）认为一定有神灵保佑他，于是就决定抱回去抚养他，并因此为之取名弃。弃小时非常聪明，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种植麻、豆之类的庄稼，成年后非常善于农耕之事，他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一块地适合种什么庄稼，因此，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效仿他，尊他为农师。
弃被后世周部落奉为先祖，世称之为转周弃。周弃大约生活在舜、禹时期，他曾协《助大禹治水，为大禹的农官，故世称后稷。周弃死后，被后世奉为农神后稷。终夏之世周弃子孙世为夏代农官。传至不窋(ku)之时，正值夏代末年，《史记·周本纪》记述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夏代末年政局混乱，周族首领不宙不再做夏农官，他率部族迁徙到了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周族生活在戎、狄之间，经常受其骚扰，从不窋到古公（颤-页）父十余代，周部落一直在不断地奔窜、迁徙之中，但他们仍能父子相承，世系保持不乱。公刘时期，周部落为躲避戎、狄的侵扰，又举族迁居到豳地(今陕西彬县一带)。豳地土地肥沃，周人在这里恢复了祖先的农耕传统，农业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周族在首领公刘领导下开始了复兴，《史记·周本纪》描绘了当时周人富足的社会情景：“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因公刘在周族发展史上贡献很大，周人作诗《公刘》来歌颂他、纪念他。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建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 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幅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吴与弼（1391年—1469年），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明崇仁县莲塘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人物生平
书香门第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心求学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
归乡讲学
永乐九年（1411年），吴与弼奉父母之命返乡完婚。在乡里，他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每次到京探望父亲，穿的都是布衣旧鞋。中年以后，家境日贫，他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对不义之举，一概不为；对不义之财，一概不取。所以，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以此远近闻名。其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守义不仕
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
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
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天顺元年（1457年），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第二年五月，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成化五年（1469年），吴与弼病故于家。
学术思想
天道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只有像圣贤那样的人，才能“穷通其道”，这就是“圣人体天”观。一个人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苟一毫不尽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当时认识规律的。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他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也”。“凡百皆当责己”，“一毫利心不可萌”。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他指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所谓“新民”，就是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身体”；这样，“收敛为至要”，“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纵使“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他说：“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说明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各种欲念，用吴与弼的话来解释就是：“身垢易除，心垢难克。夫心甘情愿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攘，主宰一身，而根据抵万事，本自莹澈照融，何垢之有？然气禀物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协，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他说的“心垢”，就是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黄宗羲在评论吴与弼云：“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吴与弼晚年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
由此可知，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明英宗为收人望，三召吴与弼，都称病笃而不出。完成继承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他说：“贫而乐，未易及也”。又说“圣贤之心如此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吴与弼“力除闲气，固守清贫”。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他仍能“素位而行，不必计较”，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吴与弼把“富贵不淫，贫贱而乐”当作鉴别“豪雄”的标尺，可见他面对“至难至危”的困境，表现出多少顽强的精神啊！
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并“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他乐观的吟诵道：“澹为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充分表现了吴与弼“穷理”的决心和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教学成就
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他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阶梯。从其学者数百人，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其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之大。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而学识渊博，人称“康斋先生”。
主要著作
吴与弼重求心得，“不事著述”，故其著作不多，主要有语录体之《日录》一卷。今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12卷。清康熙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文章效法欧（欧阳修）苏（苏洵父子），认为古文虽然平易，寓理却很精深。他的诗文大都是积中发外之作，风格清明峻洁，曲折纡余，读了能使人自然兴起。有诗7卷，奏议、书信、杂著1卷，记、序、其它各1卷。其诗不下千首，绝句更具特色，诗文清新流畅，淳实近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历史评价
清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他评价说：“康斋倡导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始不敢离此矩榘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推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在中国历史上，吴与弼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正是源于吴与弼的这一教育思想。同时，吴与弼敢于挑战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重儒轻商思想，提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推动工农商贾儒学化，并造就了明代以来一大批学士放下身段经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儒商阶层，影响至今。
吴与弼及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同时，发生在明代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是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而此前，吴与弼发儒学往工农商贾转向之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发生了纵向的传递传播，使儒学由上而下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工农商贾，意义重大。加之，王阳明的老师又是吴与弼的弟子，由此众多专家学者均认为吴与弼创立的“崇仁之学”是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