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1871年—1920年），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后求学于岳麓书院，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
1913年后回国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参加筹备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被誉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1918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葬于长沙县板仓。
其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劝学篇》等，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人物生平
悲苦童年
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清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杨家原居长沙县金井的蒲塘，十八世纪末，在杨昌济高祖父时迁移至此。
杨昌济，字华生，一九零三年留学日本前改名怀中。父亲杨书祥情，宇书樵，读过不少古书，但积学不第，长期在乡下教私塾。母亲向氏，出身于理学世家，住平江石洞。杨昌济的长兄杨昌运，字荣生；一个姐姐，弟弟杨昌恺，字瑞生，过继给叔父为子。杨昌济排行第三。
清光绪三年（1877年），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
入学第二年（1878年）父亲病逝，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杨昌济开始了一个人求学之路。
考取功名
光绪十四年（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振熙结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长沙县学试，补邑庠生，为学政张亨嘉赏识。张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很欣赏杨昌济的才识。
私塾教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家乡教私塾，同时继续准备举业，潜心研究宋明理学。《达化斋日记》从这年记起，其内容大多记述其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读书的心得及个人思想修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经验体会。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家乡教私塾。生一女名杨琼。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昌济对战事十分关心，见清兵一败涂地，而清朝当局还一味妥协，非常着急。冬天，写《杂感》诗八首，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同时，对清政府仍然存在幻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这一年，长女杨琼不幸夭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昌济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11月，女儿杨开慧出生。杨开慧（1901—1930），号霞，字云锦，湖南长沙板仓人，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
赴日留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参加赴日留学考试 ，获官费留日资格，回乡作出国前的准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是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
留学英伦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杨昌济留学英国，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宣统二年（1910年），在爱丁堡文科学习。同时注意研究英国教育状况、英国国民生活习俗。
宣统三年（1911年），在阿伯丁大学文科学习。四月，“广州起义”失败，革命者牺牲很大。杨昌济、杨毓麟闻之痛极。七月（农历六月），杨毓麟感国事日非，加之脑疾复发，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杨昌济对老友逝世极感悲痛，亲自为料理后事，并写《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志纪念。十月，武昌起义成功，送别章士钊回国。
归湘任教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阿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长沙。
1913年回到湖南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聘请他当省教育司司长，辞不就，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十月，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汤一到任，即将杨德麟等逮捕枪决。杨昌济曾为营救杨德麟四处奔走，对袁、汤屠杀革命党人无比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夏天，所著《论语类钞》由宏文图书社出版。
1915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一师修身课。一师学生毛泽东等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要求张收回成命。对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1917年上半年，仍任湖南高师教授，兼任一师修身、教育学教员。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北洋政府决定撤销湖南高师，杨昌济坚决反对。为此，他与同仁呈文湘政府，历数保留高师并创办湖南省立大学的重要性。他还特地写信给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留日同学范源濂，力争保留高师，同时请他解决学校钟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下半年，高师奉命撤销。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等人主持其事。之后任湖南商专教务主任。兼修身课教员；同时任一师修身教员。在湖南任教期间杨昌济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并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杨昌济的三位得意弟子，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任教北大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并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杨昌济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并告诫他们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志愿。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归葬长沙县板仓。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人物成就
学术思想
就学术思想的总体而言，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充满着进步主义的色彩，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在我们近代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教育学上，他考察了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教育系统后，将国外完善的教育学理论引入中国，提出了教授、训练、养护的教育办法，即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在伦理学上，杨昌济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可谓是振聋发聩，他给予了当时的封建卫道士狠狠地一击，从科学的角度破除了长期以来封建伦理道德对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禁锢。杨昌济是我们近代系统引进西方伦理学思想的第一人。
杨昌济的学术思想具有：（一）贯通古今，博通中外；（二）有批判的吸收和借鉴；（三）折中调和的相对保守；（四）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贯穿始终等特征。
教育思想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来，又接收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
杨昌济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学生，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体育思想
第一，体育事关国家之兴亡。
杨昌济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强调人的身心同样需要锻炼。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抵抗力，平时吃不得苦，耐不得劳。 学问和事业的成就会大受影响，而国家的独立，繁荣有赖于建立强大的海，陆军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又来源于国民体质的好坏，因此一个国家若不注重体育，人民体质羸弱，国势必然衰颓。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没有尚武精神和刚强的民风。因此 ，他指出 “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与体育。“ 体育对于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杨昌济已经意识到了体育的重要性，提出国民要加强体育锻炼。但这是建立在强种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上，他注重的是体育的社会功能，强调了体育真正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第二，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首先，积极养护体质，杨昌济特别重视积极养护 ，他认为体操 “既使之强壮，又使之健美 ，又使之敏捷，三者毕皆体育之目的可谓已达矣”。即体操能使人的头、腰、手、足和全身都得到活动的机会。能促进人体各个部分的均衡发展;能促进人体形成良好的身体姿态, 避免弯腰驼背, 使体型更加健美 ;还能提高人的力量 、 柔韧、 灵敏等素质, 三者加在一起便是体育健身之目的。因此 ,他主张中、小学都开设体操课, 社会上的成人也可坚持体操运动 。
其次，消极养护体质，所谓消极养护：是指保护学生的身体免受损害，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杨昌济强调教师和家长应加强养护，注意防止发生事故。青少年由于生性活泼，喜欢各种游戏运动。因此遇到意外的可能性也多，这是学校老师必须注意的，刀剪之类的锐器，家长必须谨慎收藏好，以免误伤；一些危险游戏也应该严加禁。
其三，减轻学业负担，杨昌济认为：“学生成绩能力之测定，不以钟点之多少，而以教材实质之善否、教授方法之合否、注意力集中与否、精力之充足与否为断。”为了追求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加班加点的做法有损学生的身体健康，他提倡减轻学生负担。反对搞突击战、疲劳战。杨昌济不仅反对学校授课钟点过多，而且也反对给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的做法。他认为家庭作业的分量一定要限制，否则会使学生疲于应付、脑力过损， 同时挤占了学生的娱乐活动和业余爱好。他说：“教师布置家庭作业，自以为尽心教授，而不知过犹不及。结果事与愿违，效果并不会好。”
其四，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是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保障，也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前提。杨昌济指出：”吾国人有一极大弊病，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 ，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而欲改良习惯，不可不赖教育。故教育者，必养成生徒爱清洁、爱整齐之习惯，断不许丝毫潦草 。”
关于个人卫生，他认为不仅要搞好皮肤卫生，勤于沐浴，还要注意保护视力卫生，他教育学生不要在黄昏时看书 ，不在光线暗淡处看书，眼睛与书要有适当的距离。
关于环境卫生，他强调学生活动的场所要干净整洁。须备痰盂、置纸篓等物 。严禁吐痰和乱扔纸屑；勤扫地，勤抹桌椅，常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和新鲜；扫地前要洒水，用湿布抹黑板，以防止空气污染。他还特别强调了饮食卫生，指出 “不洁之物有害卫生，有法可设不思变计，是为忽视生徒之体育，长此不变，可为寒心。”因此，他主张将学校的 “会食制” 改为书院的 “分斋制” ， 以斋舍为单位，多设小厨房，并且每一小厨房招数人承办，由学生轮流进行检查监督。
后世影响
在杨昌济的教育、培养下，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在成长道路上深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杨昌济强调“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等则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等人接受了杨昌济的思想观点，认为: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
在经世方法与手段上，早期湖南党史人物群体也曾一度致力于教育经世。蔡和森认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因此，他不仅自己想当一名教师，而且提议新民学会会员中 “多出几个小学教师”，“造幼龄之小学生”，他认为这是“远大之举”，不可等闲视之。
总之，在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道路上，杨昌济无疑是起了一个启蒙先师的作用。毛泽东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的早期言行，无一不受深杨昌济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在早期实践活动中，致力于教育经世的探求是失败了，但是，杨昌济以“欲栽大树柱长天”为核心的教育经世的目的和宏愿却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
主要著作
著作：《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治学篇》《劝学篇》《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
外文译作
译本：《西洋伦理学史》等
杨震（？—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时期名臣。从其父杨宝研习《欧阳尚书》，师从于太常桓郁。他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杨震不应州郡礼命数十年，至五十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被大将军邓骘征辟，又举茂才，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元初四年（117年），入朝为太仆，迁太常。永宁元年（120年），升为司徒。延光二年（123年），代刘恺为太尉。任内因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为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延光三年（124年），被罢免。又被遣返回乡，途中饮鸩而卒。顺帝继位，下诏平反。
人物生平
隐居不仕
杨震字伯起，籍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八世祖杨喜，汉高祖时因功封赤泉侯。父亲杨宝，研习《欧阳尚书》。
杨震少年时即好学，跟随太常桓郁学习《欧阳尚书》，通晓经术，博览群书，专心探究。当时的儒生称赞他说：“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居住湖城，几十年都不应州郡的礼聘。很多人认为他年纪大了，应该出去做官了，杨震不仕的志概，更加坚决。后来有冠雀衔了三条鳣鱼，飞栖在讲堂前面，主讲之人拿着鱼说：“蛇鳣，是卿大夫衣服的象征。三是表示三台的意思，先生从此要高升了。”
暮夜却金
杨震直到五十岁时才在州郡任职。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是位贤人，于是举其为茂才，四次升迁后为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他前往郡里路过昌邑时，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县长，去看望杨震，晚上又送给杨震金十斤。杨震说：“老朋友知道你，你为什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
公正清廉
后来转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蔬食徒步，生活俭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想要他为子孙布置产业，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不是很好吗？”
入朝任职
元初四年（117年），被朝廷征召为太仆，又升任太常。以前的博士选举大多名不副实，杨震推举通晓经术的名士陈留人杨伦等，传授学业，受到儒生们的称赞。
屡陈时事
永宁元年（120年），代刘恺为司徒。
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喜欢的一些后妃，开始骄横起来。安帝的奶娘王圣，困为抚养安帝有功，依靠帝恩，无法无天。他的女儿伯荣出入宫中，贪赃枉法。
杨震上疏说：“臣听说，君主自古以来施政，主要是选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治理国家，管理主要是惩治去除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唐尧虞舜时代，贤能有德的人，都在朝中为官，而恶人则被流放监禁，天下百姓都心悦诚服，国家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当今之世，古人推崇的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道德，未能发扬光大，而按幸小人却充斥朝廷内外。阿母王圣，出身卑微，因遭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奉养圣上。虽然有推燥居湿抚养陛下的辛勤劳苦，但陛下对她前后所封赏的财富荣耀，已远远超过了她的功劳。然而她贪得无厌的心理无法得到满足，经常交际朝臣，接受贿赂、请托，扰乱夭下，使朝廷清正的名声受到损毁，如同日月蒙上灰尘一样。《尚书》曾告诫说：母鸡啼鸣是不祥之兆；《诗经》也讽谕奸诈多谋的女子参政是丧国的根源。过去郑庄公屈从母亲意愿，任由弟弟叔段骄横不法，结果，叔段准备谋反，郑庄公不得不用暴力手段将其弟诛杀。《春秋》对此事持贬抑态度，认为郑庄公'不教而诛'，是不道德的。自古以来，奸诈的女子和小人都是很难相处的，亲近她们，她们就会嬉闹放纵；疏远她们，她们又会心怀怨恨。《易经》上说：'无所遂其心愿，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说的就是奸诈的妇人不能千予政事。因此，应当迅速送阿母出宫，让她居住在外面，同时还要阻断她女儿同宫内的往来，这样就能使恩情和德行都继续保持下来，对陛下和阿母都是好事。请陛下舍弃有碍大局的儿女私情，割除有害国家的仁爱优柔之心，把精力集中在日理万机的朝政上，谨慎使用封赏拜爵的权力，减少下面的贡奉，减少百姓的赋役征发，使天下德能兼备的'鹤鸣之士'都群集在陛下周围，为朝廷出力；让正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莫因朝政不清而懊悔出仕；对诸侯国不要横征暴敛，使他们心存不满；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抱怨朝廷。要循着先朝英明皇帝的治国法则而行，与英明伟大的哲王比德，这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安帝将奏折给王圣等看，她们都因而怀恨在心。
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勾搭成奸，刘瑰为趋炎附势，遂姿伯荣为妻。安帝因此而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对此，杨震坚决反对，再次向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过去高祖皇帝执政时曾与群臣相约，不是有功之臣不得封侯拜爵。在爵位的继承上，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别人篡夺爵位。臣见诏书赐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承袭刘护爵位为侯，而刘护的同胞弟弟刘威如今还健在，为什么不让刘威袭其胞兄刘护的爵位而让刘瑰承袭呢？臣听说，天子只封有功之臣，诸侯靠德行获得爵位。在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仅仅以匹配阿母之女的缘故一时间就位至侍中，又得以封侯，这既不符合高祖定下的老制度，又不合乎道义，以致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百姓迷惑不解。请陛下以历史为镜鉴，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得人心，安天下。"安帝没有采纳他的谏言。
延光二年（123年），代刘恺为太尉。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给杨震，杨震不接受。耿宝亲自询问杨震说：“李常侍是陛下亲近的人，陛下想叫你推荐他的哥哥，我耿宝不过是传达陛下的意见而已。”杨震说：“如果朝廷想令三府推举，应该有尚书的命令。”于是拒绝了他，耿宝恨极而去。皇后兄长执金吾阎显也向杨震推荐他的亲友，杨震又不接受。而司空刘授听说后，马上举荐这二个人，十天之内都被提拔。因此，杨震更加遭怨。
当时安帝下诏让使者为乳母王圣大肆建造房屋，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鼓动，扰乱朝廷。杨震再次上疏说：“臣听说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储备积蓄，所以尧帝遇到洪水灾害时，人民照样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俄折磨。臣思虑，如今灾害发生，且日见扩大，百姓储备空虚，不能自足，再加上蝗虫成灾，羌虏侵掠，边关震扰，战事连年不息，兵马粮草难以供应，大司农主管的国库资财匮乏，恐怕国家到了难以安定的时候了。臣适才看到陛下下诏为阿母在津城门内大建府第，合两坊为一坊，将街道都占完了，雕刻装饰极其精致。如今盛夏，正是草木旺长农业生产大忙的时候，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库空虚、农业大忙的情况下，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山取石，修建府第，不是很不合时宜吗？特别是动用大匠、左校以及其它官员，建造衙门官署几十处，相互攀比，费用过亿，耗资特别巨大。周广、谢恽兄弟，既不是皇上重要亲戚，又不是皇室枝叶贵属，仅仅依附皇上周围亲幸的奸债小人，与樊丰、王永等人共分权力，嘱托遍布州郡，威势动摇大臣，宰相衙府想征召人材，大多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被招来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行贿买官的无能之辈，甚至一些过去因贪污纳贿被禁锢不许做官的人，一些放浪形骸、胡作非为的人，也都通过行贿重新得到了高官显位，以致黑白混淆，清浊不分，天下舆论哗然，都说上流地位是用金钱买来的，使朝廷招来无数讽刺漫骂。臣曾听老师说过：‘国家向人民征用赋役太多的话，百姓财尽就会埋怨，力尽就会叛乱。百姓同朝廷离心离德了，朝廷怎么去依靠百姓？’所以，孔子说：'百姓不富足，君王又怎能富足呢？'请陛下斟酌考虑。"
樊丰、谢挥等人见安帝不听杨震接二连三的苦谏，便更加肆无忌惮，进而假造诏书，调拨大司农所管国库钱粮、将作大匠所管众多现成材木，各自大肆建造家舍、园地、庐观，花费人力、财力不计其数。
杨震因为发生地震，又上疏说：“臣蒙圣恩得以供职于台府，却不能宣扬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听老师说：‘地属阴精，当安静承阳。’现在动摇，是阴道太盛的缘故。那天戊干辰支并地动，三者皆土，位在中宫，这是内臣近官操权用事的象征。臣想陛下因边境不宁，自己非常刻苦，官殿垣屋倾斜，也只用一根支柱撑撑罢了。土木不兴，想使远近都知道政化清廉，京师庄严雄伟，不在乎崇楼高阁。而一些谄媚之徒，不能与陛下同心，骄奢越法，浪用劳役，大修房屋，作威作福。道路议论纷纷，大家耳闻目睹。地动的异变，就在京城附近，大概就是因此发生。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官焦急，而修建不止，真是致旱的先兆。《尚书》说：‘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公。’就是说：只有君王得专威福，为美食。请陛下发扬刚健中正的精神，抛弃那些骄奢之徒，杜塞妖言的来源，秉承皇天的警戒，莫令威福久移在下，大权旁落。”
杨震前后多次上疏，言词激切，安帝已经不高兴，樊丰等又都更加对他侧目憎怨，只是因为他是名儒，而不敢加害。
不久，河间郡有一名叫赵腾的男子到宫门上书，批评朝政。安帝阅后非常生气，下诏将赵腾收捕人狱，严刑拷问，最后以诬惘安帝的罪名结案。杨震知道后，立即上书营救赵腾。他说："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置放敢于直谏的鼓，标立敢于诽谛的木，用以鼓励官吏和百姓给皇帝提批评意见；殷周时代的英明君主，特别注意倾听百姓的怨愤谩骂和不满，用以修正自己治国中的缺点和错误，用德行去教育感化人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下情尽数上达，使人民无所忌讳地畅所欲言，让最下层人都能把意见讲出来，以便广泛采纳众议扩集思广益。如今赵腾虽因言语激烈攻击朝政而获罪，但这与那些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是有明显差别的，臣请陛下减免已经定下的罪名，保全赵腾的性命，并以此鼓励最下层的广大人民坦率直言，以求广开言路，获取教益。"安帝看了杨震奏章，仍不醒悟，将赵腾押赴都市斩首。
饮鸩而卒
延光三年（124年），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乘机修建房屋。杨震的掾属高舒召将作大匠令史稽查这件事。获得樊丰等的假诏书，杨震写了奏书，要等安帝回来上奏。樊丰等听说了，惶恐万状。正好太史说星变倒行，就一起诬陷杨震说：“自赵腾死后，杨震深为怨怒。并且为邓骘的旧部，怀恨在心。”等安帝返回，在太学待吉日入宫，晚上派使者持节收杨震太尉印绶，杨震于是闭门不见宾客。樊丰等还是恨他，竟请大将军耿宝上奏说杨震不服罪，心怀怨恨，安帝下令送归原籍。
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慷慨地对他的儿子、门生们说：“死是一个人不可免的。我蒙圣恩居位，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止，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呢？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布单被只要盖住形体，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于是服毒而死，时年七十余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旨意，派官员在陕县留停杨震丧，露棺道旁，责令杨震诸子代替邮差往来送信，路过的人，都为之流泪。
冤屈昭雪
永建元年（125年），汉顺帝刘保即位，樊丰、周广等伏诛，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人至朝廷申诉杨震的冤情。朝廷都称赞杨震的忠诚，下诏任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葬前十几天，有大鸟高一丈多，飞到杨震丧前，俯仰悲鸣，泪流湿地，葬完，才飞去。
郡里将这一情况上报。当时灾异连续出现，顺帝感悟到杨震的冤屈，于是下诏说：“已故太尉杨震，正直为怀，使他辅佐时政，而小人颠倒黑白，谄害忠良，上天降威，灾害屡作，求神问卜，都说是杨震枉死之故。我的昏庸，加重了这种罪过。山岳崩塌，栋梁折断，是多么危险啊！现在使太守丞用中牢祭祀，如果您的灵魂显灵的话，请来享受这些祭品吧。”人们立石鸟像于杨震墓前，来纪念他。
历史评价
众儒生称赞道：“关西孔子杨伯起。”
刘保：“故太尉震，正直是与。”
范晔《后汉书》：“①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诚以负荷之寄，不可以虚冒，崇高之位，忧重责深也。延、光之闲，震为上相，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信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世韦、平，方之蔑矣。”
“②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赐亦无讳，彪诚匪忒。修虽才子，渝我淳则。”
刘祁：“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
胡曾：“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
周昙：“为国推贤匪惠私，十金为报遽相危。无言暗室何人见，咫尺斯须已四知。”
钱时：“杨震不受馈金，未为高节，而何谓无知之语，则诚士大夫律已之端。常存此心，内省不疚，暗室屋漏，无异十目十手之时，则庶乎其不欺矣。”
王应麟：“东汉三公，无出杨震、李固之右，而始进以邓、梁，君子以为疵。”
张维新：“洒酒松丘下，俨然见汉官。黄金一土苴，白日此胸肝。节峻华峰削，风清陇树寒。尔名堪立懦，百代碣重刊。”
陈祖实：“气爽天清别有春，辞金台上草蓁蓁。野花尽解杨公意，挺立东风不著尘。”
蔡东藩：“杨震不受遗金，四知之言，可质天地；并欲清白传子孙，卒能贻泽后人，休光四世。后之为子孙计者，何其熏心富贵，但知贻殃，未知贻德耶？而关西夫子杨伯起，卒以此传矣。”“拚死何如预见机，网罗陷入已难飞；夕阳亭下沉冤日，应悔当年不早归！”“惟震为关西名士，当知以道事君之义，合则留，不合则去，胡为乎刺刺不休，坐听谗人之构陷，而未能自拔也？彼薛包黄宪周燮冯良诸人，则倜乎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