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梦回故乡，白髯飘飘的祖父外祖父在炕上盘膝对酌。青年时代，他们一个亦医亦商，先后在渭南西安开有商铺，仗义疏财，橘井泉香；一个饱读诗书，亦文亦武，辗转关中诸县任职警察局长、小学校长。他们都是民国时代的乡村精英！星光乍现即被席卷而来的赤潮吞噬，后半生历经磨难郁郁而终，成为红朝祭品。”
我家世代贫穷。到爷爷这一辈，他断然摈弃了“耕读传家”的祖训，开始经商。凭着年轻力壮头脑灵活，上西安下汉口，居然给他打出了一小片天地：不但置买了近百亩良田，而且在渭南西安开了好几家货栈。时人称老家古镇上有“四大财东”：“老七老八，宏盛景华”，景华，便是爷爷的名讳。从籍籍无名的穷小子，到跻身古镇四大财东之列，爷爷仅仅用了十多年时间。老家位于关中东部，民风剽悍，素有“刁蒲城野渭南”之称，常有土匪啸聚，因此爷爷同时又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甚至准备动工修筑炮楼以防土匪。
然而，爷爷发家的美梦很快就被横空出世的红色政权击碎！殚精竭虑置办的田产被没收自不待言，家里的正房也悉数被分给了“贫下中农”，一家七八口人只好挤进4间小小的厦房中，一片愁云惨雾中，只有我母亲和伯母面对逼仄昏暗的新住处欢喜不已：“从此每天再也不用打扫那么多房子了！”——她们那时刚过门不久，妯娌俩也都才十几岁，还根本意识不到这场变故的严酷性。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大多数地富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时，爷爷却来了个华丽转身：他以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义举”，在血腥的土改中全身而退，旋以“开明人士”的形象跻身新政权，成了“国家公职人员”。
新政府显然没有给爷爷多少施展拳脚的空间。但是，聪明绝顶的爷爷不知什么时候自学了中医针灸技术，不久，爷爷居然成了镇医院坐堂问诊的医生。
虽然山岳崩颓，河川易色，爷爷却似乎如鱼得水，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乡邻们比较，他的那份工资很是让人羡慕。但只有我的母亲知道，爷爷的收入根本没能使家人的生活得到些许的改善。爷爷把他的两个儿子（我父亲和大伯），一个送到军营，一个送上讲台，他自己则常常背着药箱骑着一辆蓝色的德国造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乡人贫穷，多付不起医药费，爷爷的大部分工资都垫付给了患者，至于出诊费，更是无从谈起，而且每到月底，常常欠医院一大笔药费。有一次，大概是1962年前后吧，爷爷给一位乡农看病，看到这家揭不开锅，便让我母亲送去十几斤粮食，我母亲啧有怨言，却不敢违拗，只好挖空了家里装粮食的四斗瓮。
爷爷的善行很快就有了回报。
话说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爷爷的智慧使他避开了土改的疾风苦雨，但却未能躲过文革的狂涛巨浪，文革伊始，爷爷便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公职，继之而来的是大会小会的游街批斗。有意思的是，有的贫下中农白天在台上控诉爷爷的“罪行”，晚上却悄悄拿着鸡蛋到我家探望。有天夜里，我家屋顶的天井处忽然出现一个黑影，压着嗓子喊：“明早大队开批斗会，衣服穿厚些！”黑影连喊几遍后，倏然消失！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始终不知是谁。那时的批斗会，想方设法地折磨批斗对象，给脖子上挂十几斤重的木牌，铁丝勒进肉里，血迹斑斑是常事。有了黑影的提醒，第二天早上，我母亲给爷爷戴上了一条厚厚的围巾，默默地看着他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走。
尽管受到红色风暴的猛烈冲击，乡邻之间淳朴善良的亲情也并未被完全荡涤掉。不久，爷爷被安排到生产队的菜园果园种菜务果，在所有农活中，这是已经是比较轻松的活计了。在爷爷劳作的菜园果园里，听着蒙上眼睛似乎永远在原地转圈的小毛驴踏踏的蹄声，趴在水车旁汲水槽边喝着清凌凌的井水，啃着被风吹落在地青涩的小苹果，是我少年时代残存的美妙记忆。
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政策要给一批“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子，许多人便给驻队工作组（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边每每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到农村搞政治运动）说情，说最该摘掉帽子的是我爷爷。他们大摆爷爷已经改造好的事实：不但干活任劳任怨，而且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贫下中农有病，爷爷都随叫随到，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不料工作组却说：地主分子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此人随便给人看病，是乱说乱动的表现，不予摘帽。
爷爷终于没有等到摘帽的那一天，1975年，爷爷与世长辞。小时候，爷爷不止一次地抚摸着我的头喟叹：“都是我把娃害了！”爷爷那略带忧郁的慈祥面容，像刀子一样刻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想起，都不禁泫然欲泣......
爷爷当年在西安时，手上常戴着一枚金戒指印章，据我母亲说，那时只要凭盖着爷爷的金戒指印章的条子，就能随时在西安渭南的货栈取钱。那枚戒指印章后来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连同100多块大洋抄去，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