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六岁是一个追狗打猫的年龄，意思是说，这个年龄的孩子最任性，无论到了哪里都不会安生，常常能闹腾得周围鸡犬不宁。“踢死蛤蟆蹦死猴”，也是对这个年龄段淘气孩子的最好形容。

　　孩子的调皮缘于天性，本不必苛责，但大人总认为那是大逆不道，从而失去耐心，不去忍耐，把孩子批头盖脸地骂一顿，不解气的话再霹雳火闪地打一顿，最后还不解气，再把惹祸的孩子锁进屋子里，通过惩罚逼其认错悔改，否则不准吃饭。其实这都是农村父母气极之时的举措。

　　六岁的铁柱是个调皮的孩子，整天有想不完的想法，在家里闹腾得鸡犬不宁，他的父母为此伤透了脑筋，软硬兼施均不奏效。其中，软的就是哄着他，给他买玩具买零食，硬的无非是骂、打、罚。但这孩子真是痞得没边儿，百法儿难治。

　　有道是“从小能看大，三岁可知老”，以这孩子现在的脾性看，将来说不定就是个捅惹乱子的角色，这是他的父母最为忧虑的事。但铁柱很有见识的曾祖父，也就是他的太爷爷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孩子小时候调皮是聪明的征候，一个小孩子，就尽着让他乱去，他还能乱到什么程度？让他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听大人的摆布，那可就不正常了。话虽这么说，曾祖父却有办法让铁柱安静下来，那就是讲故事。曾祖父一开始讲故事，铁柱半天都会坐着不动。不过曾祖父可不愿意让铁柱子久坐不动，每讲完一个故事，立马就会喊，不讲了，不讲了，柱子呀，快到外边跑跑去。

　　铁柱家四世同堂，他的曾祖父这时已经有八十七岁的年岁了，身子骨依然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声如洪钟，腰杆也直直的，没有弯的趋势。别人都羡慕得不行。人们不禁好奇，老爷子的身体为何如此之好？翻开他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当过兵，抗战那会儿扛起枪，先是在国军队伍里，打着打着成了解放军，仍然一直打，一直打到国民党军逃到台湾前。在一次战斗中他挨了一枪，滚落到了一个干涸了的沟里，因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这场战斗结束了，打扫战场的人竟然没发现他。他就这样一直待在沟里。

　　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不是在沟里，而是在床上。伤口霍霍地痛，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后来才知道他昏迷的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他被一个当地人发现了，发现他时以为他已经死了，这个当地人把食指放在他鼻孔前，发现他还有气，于是就把他扛了回去。这个当地人年纪五十多岁，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这人成了他的老丈人。

　　至于以后的故事如何，大家一想便知，铁柱的曾祖父以后就待在了这里，结束了戎马生涯。他养好伤的时侯战争已经结束，他几次都没联系到部队。后来他想到，既然战争已经结束，自己也就没必要再当兵了，至于什么军功章啊嘉奖令啊，又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就改了姓名，留了下来成家种地，好好过日子。

　　现下，铁柱的曾祖母，也就是铁柱曾祖父的妻子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是曾祖父的脑海中还有她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当年她给他换药，因羞怯而显得红通通的脸。八十七岁，铁柱的曾祖父并不觉得自己就多么老，这时候他还常常回想过去，那时他的伤刚好一点，当听他说到要离开这里去找队伍时，铁柱他曾祖母，那时还是个姑娘家，看着他一瘸一瘸的样子，竟然哭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吃了不少苦呀，如今该享福的日子，她却急急地走了，她是慌个啥哩？

　　曾祖父虽有时有些惆怅，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很乐观的。是啊，黄土已埋到鼻子尖的人了，再看不开，整天忧心忡忡，那就太可笑了。

　　大多数时间他是很欣慰的，有种自豪感，四世同堂，儿孙满堂，儿孙争气，一代比一代强，而自己身体硬朗，他能不欣慰，能不自豪吗？

　　他最喜爱的孩子是他的曾孙子铁柱子，这小家伙虽说只有六岁未满，但是猴精猴精的，骨子里带着一股子不安分劲儿，虽说淘是淘了点儿，让人很气愤，但过后就不觉得了，反倒觉得他可爱。

　　曾孩子铁柱爱听故事，整天嚷嚷着让曾祖父给他讲故事。他也给他讲了不少，小家伙不光听，他还问一些问题，常常令他不知如何回答。这一天，小家伙又要他讲故事了，这一回，他决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胜利了，这是何等的高兴事啊。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忍不住泪如雨下，很多人奔跑着，呼号着，来庆祝伟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回后的一天，大家聚集在一个庭院里，庭院前边摆着一排桌椅，那是给审判官坐的。聚集在那里是为了一场审判，对一个汉奸卖国贼的审判。

　　汉奸被押到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现场轰动。大家对汉奸恨之入骨，现场一片叫骂声:“妈的，日本人的奴才狗腿子，剥了你的皮都不解气！”

　　两名八路军押着五花大绑的汉奸进入庭院，呵令他跪在审判者的前面。那汉奸顺从地跪在那里。他不是那种身材魁武，武大三粗的人，看上去很文弱，又戴着一幅瓶底眼镜，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汉奸，但仔细又一想，敌人是非常狡猾的，善于伪装。再说了，他戴着一幅眼镜，说明他有知识，有知识的人和日本人串通起来，那可把中国人祸害得不轻。人群中爆发出“打到汉奸”的呼喊声，群情激奋，一个个人咬牙切齿，恨不把把眼前的这个人撕吃了。两名八路军战士站在那个人的后面，环顾人群，似乎告诉群众，我们要按正规的审判程序走，不能莽撞行事。

　　审判者中有一个是八路军的团政委，两个排长，两个群众代表。政委坐在中间，他拿一块木头在桌子上敲了敲，又对群众说：乡亲们，请静一静，我们要对这个人进行公审，新账旧账一起进行清算。

　　人群中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人们不再说什么话，都期待着审判者继续说下去。政委接着说，父老乡亲们，请保持安静，接下来我们将要把他的罪行公布出来。

　　政委拿起一张纸，那上面记录着这个等待审判者的一切。政委又清了清嗓子，开始读起来：阎某，男，民族汉，XXXX年出生，东庄人氏。他的父亲老阎某有良田千亩，为富不仁，鱼肉乡里，五年前已病死。阎某系幼年熟读诗书，后去日本留学，学成归来不思报效祖国，反倒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给日本人做翻译官，他曾参与许多针对中国人作战计划的制定，并为其带路，是日本人的忠实狗腿子。他害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政委念着，人们听着，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他们几乎听不懂政委所念的东西，但有一部分他们能听懂，知道被审判的人是日本人的翻译官，日本人的狗腿子。

　　被审判的那个人当然听得懂政委念的东西，他的脸由白到红再到紫，似乎想说什么，又觉得三言两语无法说得清。等到政委问他，阎某，你对刚才的罪行可有异议？

　　阎某这时才说，我不同意你念的东西。

　　政委问，你不同意哪里？

　　阎某说，首先，你说我父亲为富不仁，鱼肉乡里，这也许是真的。可是这真不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他，我是我。作为他的儿子，我也给他灌输过帮助乡里乡亲的思想，他不听，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这做父亲的即是有罪过，也不能上加到我的头上啊。

　　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不知是谁说的，妈的X，这狗汉奸还狡辩，还嘴硬，这会儿还充好人哩，给他两个大巴掌。还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乌龟儿子王八蛋，生就的不是好东西，谁也别可怜他。很多人附和起来。

　　政委敲了敲桌子，然后对众人高声喊，乡亲们有觉悟，说得好，但大家要先安静一下，让他把话说完。

　　阎某继续说，我承认我有罪，但我没有坑害百姓。日本人知道我懂日语，所以让我担任翻译，我一家几十口人在他们手上，我要是敢说一个不字，全家人就都得死，为了让他们活命，我宁愿自己死。再说，既使我不当翻译，日本人也会找到翻译。我当翻译只是传达日本人的意思，我没想着害人。至于你们所说的我参与他的军事方案的制定，帮他们带路，这没有根据的说法，谁知道就里，我根本就没参与，他们也不会让我参与；关于给日本人带路，我既然是翻译，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走在前面，不走前面就不行，也由不得我，但真正的带路我没有，我更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一点信息。难道我不恨日本人吗？恨！恨之入骨！他们侵占我们的家园，杀害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妻女，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恨他们？但我有什么办法？我改变不了。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们的家人置于日本人的魔掌之下，你忍心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去吗…...说到这里阎某哭了起来。

　　人群寂静了下来，迷怔半晌，意识到这是汉奸的诡计，又都找回思路，叫嚷着打到汉奸了。

　　政委示意人群继续安静，然后对他说，你说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核实，今天的审判先到此为止，改天再审，散会。

　　两个八路军把那人押了下去，人群渐渐消散。

　　调查工作开始很好调查，后来越来越难。先调查阎某村庄上的人，也就是东庄的人。得到的答案是，他父亲不好不坏，他自小读书，村里对他并无更多了解，总体上是个好人。理由是有一个老人说，这个阎某在他出现危难时免过他家的租子。

　　有一天，一个跛腿的男子找到政委，恳请放了阎某，因为阎某是个好人，曾救过他的命，不光救过他的，还救过很多人的命。原来那天是日本人组织抓来的村民挖战壕，他正在干活，阎某走到他跟前，大声呵斥他，说他干的慢，手里命着一根鞭子使劲在他身上抽。并把他叫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说是要对他训话，到了偏僻地方了，阎某对他说，明天中午十二点，鬼子要全面进行扫荡，要他设法通知这一带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早转移。说完把手机的枪给了他，并说你先躲到厕所里，晚上再走。阎某向前走去，看四周没有人，拿起一块石头往自己头上砸去，他把自己砸晕了。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发现了他，他对日本人说，他被那个跛脚人打昏了，枪也被抢走了。他说好像他看到往西边去了，跛脚人跑不快，让他们快去追，于是日本人都去追了。这个跛脚人惶恐不安地等到晚上，确信没有日本人的时候逃了出去，并把消息传给了八路军游击队，部队及时转移，才避免了大量人员的牺牲。

　　政委说，当年转移的八路军都知道是他传的消息吗？

　　那个跛腿的人说，起码负责的干部是知道的吧。

　　政委说，这个不好办，这需要找到知道这个事儿的八路军作证才行。

　　跛腿人说，难道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我敢肯定阎某不是坏人，即使他干了坏事，那也是日本人逼他干的。

　　政委说，你一个人口说无凭，必须有更多人的作证才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不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一个人不是坏人。他的事情我们会好好查的。

　　政委之所以谨慎，是因为那个跛腿人曾经在阎某家当过长工，据群众反映他们俩私交甚好。长工和雇主家好，这事儿哪儿都不稀罕。政委在考虑，是不是跛腿人为了救他而故意编出了谎言。总之，谨慎总是没错的。

　　跛腿人没有放弃希望。他在想，要是再找到一个证人就好了。问题在于，关键是这一个证人始终都没找到。当时这一带的八路军游击队当时的规模很小，现场上难免会遭遇凶险不测，如果当年撤退转到其他地方不再回来了，或者被日军合围歼灭了，那就根本找不到了。找不到，阎某人就没救了。

　　铁柱一声不吭地听着曾祖父讲故事，故事中透出的忧虑传染给了童年的孩子。爷爷说，至于阎某到底有没有参与日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很难考证的。反正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他是不是他愿意的，他给日本人当翻译，为日本人效力总是真的，既然这样，村人和审判者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汉奸的帽子戴他头上那就是没错的。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帮助过八路军转移，这也不好考证。汉奸是要枪毙的，帮助八路军帮助民的八是要奖励的，即便后者是真，当两者绕到一起时，那也就很复杂了。枪毙不是，放了又不是，该怎么办呢？那就先关着吧，于是对于阎某的审判没有最终，只有先关着，待到证据充足时再审。

　　曾祖父把故事给曾孙子讲完了。

　　铁柱不满意地问，后来呢？

　　曾祖父说，后来呀，他侥幸活下来了，因为史料上说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发生过日军大扫荡，游击队得到了一个日军翻译透露的情报安全转移。这个阎某就被放出来了。

　　铁柱又问，再后来呢？

　　曾祖父说，再后来，文革就爆发了，他可就惨了。红卫兵把他当作汉奸，说他给日本人效力，是侥幸逃脱人民专政的日本人的走狗，应该狠批批倒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每天无休止的游街、批斗，终于有一天他承受不住了，自杀了。

　　铁柱有好一阵不吱声，后来又问道，太爷爷，那你认为他是好人吗？

　　曾祖父喜欢铁柱子这样问他，两眼闪着光，告诉曾孙子说，铁柱呀，我也说不好，或许他是，也或许他不是。

　　铁柱问，坏人和好人为什么不好分得清呢？

　　曾祖父说，这就是生活呀，生活中是很难分得清好与坏的。

　　铁柱说，阎某的家人处在危险当中，他当汉奸就救了他们，也把自己搭进去了，要是不当汉奸，他们一定会死，那他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

　　曾祖父说，那要依人而定了，有的人救，有的人不救。有的人选择让自己活，让亲人死，有的相反；有的选择救大多数人，牺牲少数的人。很多事情你决定不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很多事情说不清，道不明.…..

　　多少年过去了，曾祖父的思考题还缠绕着铁柱子，缠到了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