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1900年—1975年），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富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生平
留法勤工俭学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从留法勤工俭学开始的。在早年留法的岁月里，他从一个爱国忧民、追求新思潮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旅欧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夏，经组织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别将近六年的祖国。这位自远方归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迅速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共产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李富春同志分别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和红军的政治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第二军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值得指出的是，长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富春同志为长征的胜利和艰难岁月中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同志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他亲自部署和进行动员，使生产运动在边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按伙食单位先后成立了领导生产的指导机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李富春同志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持续数年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得到很本改变。
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曾经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
在此期间，李富春同志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他深刻阐明“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明确提出了决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以及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真知灼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同志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评价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卓越的功绩，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诗人赵朴初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李富春同志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李汉俊（1890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汉俊与李大钊齐名，却不愿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二李以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生平事迹
基本介绍
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在上海参与发起建党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同年12月，他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为避开敌人的视线，7月31日上午6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英雄事迹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2年1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文章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了深刻地剖析，指出：“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中国的同胞们！努力吧！”
1923年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在敌人杀害了林祥谦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他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不只是传播马列主义，还与董必武一起组建了湖北的第一个党支部。又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党支部。他一生中介绍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特别是沈雁冰。
英勇就义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人们一向以为是林祥谦、施洋二人领导，实际上这二位烈士只是组织者之一。“二·七”罢工的组织者还有李育南、陈谭秋、李汉俊。李汉俊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由于张国焘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十多条严格要求，并要吴佩孚一一答复，致使罢工失败。施洋、林祥谦被害，李汉俊等人被通缉，不得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1927年12月17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可耻行为，林运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
胞兄李书城知道后，请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潜打电话接不通，又派他的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可岗哨林立不让进，不一会儿传来已将李、詹二人杀死，还不准收尸的消息，并贴出布告：李汉俊、詹大悲是共党要犯，才决定处决。那么，共产党能否承认二人是共产党员，几十年为此事争端不休，总以为李汉俊脱党，又加入了国民党，使烈士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不能含笑九泉。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给了李汉俊人生一个圆满的答复，并为家属发了烈士证书，特别写到“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汉俊的灵柩移葬西山的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李汉俊死时，年仅37岁。
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传播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英勇就义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