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人物简介

朱肱(1050年—1125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主要经历

周密《齐东野语》载曰：“肱，祖父名承逸，为湖州孔目官。父名临，字正夫，皇佑元年进士，官至殿中丞。兄名服，字行中，官至集贤殿修撰。弟名彤，以学问道德著称乡闾”，朱肱则于元佑三年中进士。朱氏堪称儒学世家，里中称之为“一门三进士”，即临、服、肱三人也。

朱肱中第后曾任雄州(今河北保定)防御推官、邓州(今河南南阳)录事参军、奉议郎直秘阁等职。曾因上谏言“灾异”，并陈诉当政时弊，触犯曾布而罢官，乃隐居杭州大隐坊，究心医学。自《内》、《难》之后，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始订定辨证论治的规范，但乏人进行系统研究，肱则潜心研读《伤寒》，提问析疑，“考古验今，首尾二十一年”，于大观二年(1108年)著成《无求子伤寒百问》，刊行首部专著问世。政和元年(1111年)复经修补，增为二十卷，并更名为《南阳活人书》。当时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起肱为医学博士”，乃于政和四年负责朝廷医药政令。

政和五年，肱又因“坐书苏轼诗”，贬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复职朝奉郎洞霄宫。史载其由达州返京途中，经洪州闻宋道方之医名，乃携《活人书》求教，经“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返京后重作修改。故《活人书》重刊时，“附记”即有“乙未秋，以罪去国。明年，就领宫祠以归”之记录。其医学著称，还有于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取嘉佑中丁德用“左右手足井荣合原”及石藏用画“任督二脉、十二经注”、杨介画“心、肺、胆、脾、胃之系属，大小肠、膀胱之营垒”，校其错误，补以针法，著《内外二景图》三卷。

著作

1、《活人书》 原名《伤寒百问》，又名《南阳活人书》、《类证活人书》、《无求子活人书》等，成书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全书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十一，以问答为体例，论述经络、脉穴，剖析伤寒的各种证候；卷十二至卷十五，详释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二正方；卷十六至卷十八，采撷《外台》、《千金》、《圣惠》等各家一百二十六杂方；卷十九至卷二十，兼论妇人、小儿伤寒病证及方药。全书学宗仲景，参合各家，首倡以经络论六经方证，提出“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强调脉证合参以辨病性，对仲景学术颇多发挥，是《伤寒论》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2、《内外二景图》3卷

3、《北山酒经》3卷

朱良才（1900年—1989年），湖南省汝城县人，开国上将。原名性明，字少时。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支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秘书，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连党代表，中共永兴县区党委书记，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营部书记、连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七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九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校长、副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于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公正评价

朱良才同志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他都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朱良才同志被捕入狱。面对凶恶的敌人，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被营救出狱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组织秘密农会，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长征途中，他旗帜鲜明地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宣传中央的路线，宣传革命的团结，虽受到打击，但一直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他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只身一人，风餐露宿，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终于回到革命队伍。十年动乱期间，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经常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他的模范行动，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品质。

朱良才同志身经百战，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善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打仗，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他担任基层指挥干部时，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担任中高级干部后，坚持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1928年8月，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他率领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勇敢机智地击退一个团敌人的疯狂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主要军事基地。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次反“围剿”中，他率领红九师参加歼灭敌张辉瓒师的战役，指挥若定，战果显著，缴枪2000余支，缴获敌电台一部、大炮一门，受到毛泽东、朱德同志表扬。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率领红十五军顽强阻击敌人于阵地前，为红一、三军团全歼敌十一师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他指挥有方，屡建战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全苏维埃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开始时，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后卫师抗击着数倍于我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朱良才同志多次负伤，都坚持不下火线，有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刻苦工作，多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朱良才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贯彻党的决议和古田会议精神，狠抓连队党支部建设，重视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部队，并处处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受到干部战士的信赖和爱戴。长征途中，他利用战斗间隙，组织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英雄模范事迹，对巩固部队、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总卫生部工作期间，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挽救了许多同志的生命。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他深入调查，多方联系，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营救了大批革命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聂荣臻同志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作，深入进行政治动员，运用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武装部队与群众。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对巩固基层、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充分发挥文艺武器的威力，组织创办《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揭露日伪军罪行，坚定部队和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参与领导历次反“扫荡”中的政治工作，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积极开展“两面政权”、“打入敌内部”、“策反”等工作，对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起了重要作用。对俘虏人员，他耐心教育，晓以大义，使不少人弃暗投明。他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教育部队发展生产，节衣缩食，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他为巩固发展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协助聂荣臻同志创办晋察冀军政干校，之后协助叶剑英同志创办华北军政大学，直接参与两校的领导工作，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干部。解放后，他在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协助聂荣臻、薄一波同志领导全区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北京军区政治工作期间，努力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和基层党支部及干部队伍建设，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和坚持结合我军实际学习革命理论，注重总结和推广新鲜经验，为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心社会教育，写出了《朱德的扁担》、《这座山，它革命！》等闪烁着我军革命光辉的回忆文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朱良才同志具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在60余年的革命岁月中，他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顾大局，识大体，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1958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受到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称赞。他学习刻苦，勤于动脑，勇挑重担，严谨细致，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他关心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坚持搞“五湖四海”。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从不插手、干预他们的工作安排，有一个很好的家风。

朱良才同志把毕生精历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朱光潜（1897年—1986年），字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 ）。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

主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等。

此外，他的《谈文学》、《谈美书简》等理论读物，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

有《朱光潜全集》。

生平简介

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今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支持马克思主义，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乡大关小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

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和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 《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为方便研

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