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人的本性，而善是后天人为的。人生来就有喜好私利的本性，顺着这种本性，于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的事就发生了，谦让的事便消失了。人生来就有嫉妒、仇恨的本性，顺着这种本性，于是残害忠良的事发生了，忠诚信用的事便消失了。人生来就有七情六欲、喜好声色的本性，顺着这种本性，就会有淫乱的事发生了，礼仪、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也随之消失了。既然这样，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又必然发生争夺，出现违反名分、破坏社会礼仪秩序的事，从而导致暴乱。所以，一定要有老师和法制的教化、礼仪的引导，才能产生谦让，出现合乎等级制度的礼仪秩序，从而出现社会安定的局面。由此看来，人的本性靠后天培养，性善只不过是后天人为培养形成的。

　　君子只要能广泛博览地学习，并且每天检查和反省自己，会明白许多道理，从而不会让自己的行动有所偏差。志向完美，就对权贵傲视；以道义为重，就藐视王公大臣；内心省察自己，注重思想修养，就觉得外物轻微了。如果你看见了好的品行，一定要认真地省察自己有没有这种好的品行；看见了不好的行为，一定要怀着忧惧的心情反躬自问。自己有了好的品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加以珍视；自己有了错误，一定要像被玷污了一样感到厌恶。

　　假如普通人把实行仁义法制作为主要内容来学习，专心一意，认真思考，仔细审察。长此以往，一天天地增进，积累善行而不停止，那么就能达到神明的境界。只要不停地前进，就是跛了脚的甲鱼，也能行走千里；只要不停地填土，终究会堆成一座大山；把水源堵住，又挖开沟渠让水流出，即使是深广的长江、黄河，也可能会干涸。见到好事，立刻去做；遇到疑难，立即去问，不等过夜。对于天下的各种事情不能融会贯通，就不能称作是擅长学习了。

　　人的资质秉性、知识和能力，君子与小人一样。爱好荣誉、厌恶耻辱，爱好利欲、厌恶祸害，君子与小人也一样。但是，求得荣誉和利欲、避免耻辱和祸害，君子与小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小人拼命做荒诞不经的事，还想要别人相信自己；拼命干欺诈的事，还想要别人亲近自己；行为如同禽兽，还想要别人用善意对待自己，居心叵测、行动诡诈，所持的观点难以站住脚，结果必然得不到荣誉与利益，也必然遭受耻辱与祸害。至于君子，对别人诚实，也想别人对自己诚实；自己忠厚待人，也想别人亲近自己；品行正直，办事中肯，也想别人用善意对待自己；襟怀坦白，行为安稳，所持的观点易于成立，结果必然得到荣誉和利益，肯定不会遭到耻辱和祸害。

　　天底下有能耐的好人本来就很少，应该想着同心协力为社会多做贡献。不能因为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性格上的差异，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过节而互相诋毁，互相仇视，互相看不起。古人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样做下去，大家都不好过，抬头不见低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朋友之间相处要和气待人，需要用「和气」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于性格、见解、习惯等方面的相悖，要以和为重，若「急风暴雨、迅雷闪电」，不仅会影响朋友之间的关系，甚至导致友谊破裂，反目成仇；而若和气面对彼此的不同，进而欣赏对方的优点，则对方也会对你加以赞美，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会相处得更好。

　　故事一：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非常投缘，两人在1019年与1021年相继在同一机构担任完全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名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中间，他俩的友谊简直成了典范。

　　做官好像就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官愈做愈大，心胸却慢慢地变得狭窄起来，互相唱和、互相赞美的两位老朋友却因此反目成仇。倒不是因为有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人们都不相信，他们是因为互不相让而结怨。两位智者名人，成了两只好斗的公鸡，雄赳赳地傲视对方。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诗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仰着脖子把酒喝了，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一个满脑子知识智慧的人，一旦动怒，开了骂戒，比泼妇更可怕。王安石以牙还牙，祖宗八代地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忠厚宽容的形象大打折扣，以至于苏轼都骂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司马牛」。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感到后悔，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世事洞明，可以消除一切拗性与牛脾气。王安石曾对侄子说，以前交的许多朋友，都得罪了，其实司马光这个人是个宽厚长者。司马光也称赞王安石，夸他文章好，品德高，功劳大于过错。仿佛是有一种约定似的，两人在同一年的五个月之内相继归天，天国是美丽的，「拗相公」和「司马牛」尽可以在那里和气地做朋友，唱和了，什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性格相违，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故事二：

　　秦国出兵偷袭郑国，大军悄悄向东进发。郑国有位贩牛者叫弦高，带人赶了几头牛西向行进，去京师洛阳贩花，在黎阳津遇朋友蹇他。二人相见大喜，吃酒闲谈。无意之中，蹇他说起路遇秦军东进，据说要去攻郑的消息。弦高一听大惊，心想：郑国是我的祖国，我怎能坐视不救？但又想到：即使现在就返回郑国报告，国内也来不及准备了。怎么办呢？诸侯国间打仗，一般是先派使者威胁、下战书，而今秦国却悄然出兵，这分明是想打我们无防备，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想到这里，弦高突然眼睛一亮，心想：有了，对，就这么办。

　　他一边派人迅速回国报信，一边带人向秦军迎去。走不多远，果然碰到了秦军的先头部队。弦高 整整衣服，叫人按当时的礼节，前边绑着四张熟牛皮，后边赶着十二头肥牛，走到秦军先头部队前，说：「我是郑国的使臣，有事要见你们主帅。」前哨通报给主帅孟明视。孟明视闻听大惊：我们是秘密偷袭，怎么会有郑国使臣来迎接呢？他踌躇再三，决定还是先见一下为好，或许郑人不知我军意图，有别事要讲。想到这里，孟明视传郑使来见。

　　弦高拜见孟明视，寒暄之后，说：「我们国君听说将军率兵将要到我国去，特派我来犒劳大军。」于是命人献上礼物，又说：「不知贵军是在我国小住呢，还是仅仅路过？国君让我问明白了，好预先准备粮草。」孟明视支支吾吾，最后说：「我军不是去郑国，而是有别的任务。」弦高说：「那么我回去报告我们国君，就不用再准备别的了。」

　　弦高离去后，孟明视与部下计议：「我们原想偷袭郑国，打它个措手不及。但人家早已听到了消息，肯定预先准备好了。我们是轻师远袭，没有后援，不能持久作战，这仗是打不赢了，还是回师吧。」于是就把小小的滑国灭掉，返兵西去了。

　　弦高凭借自己的机智，假借君命，犒劳秦师，打草惊蛇，张扬消息，使秦师误以为郑人已早有准备，失去了偷袭的条件，因而转危为安，不用寸兵，智退秦军，拯救了祖国，使国人避免了一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