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曹操对人才的渴求，越到后来越加迫切。特别是赤壁战败后，面对孙权、刘备日益强大、三分天下鼎足逐渐形成的时候，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网罗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的力量。

　　为此，曹操专门先后三次下令，毫不部属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

　　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 年）春，令文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帝王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而所得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并不是侥幸碰到的，而是当政的人访求得来的。接着他表明形势，说明当时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必须不拘一格地加以选用。曹操想成就齐桓公那样的大业，于是怀着恳切的心情问道：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像姜子牙那样身穿粗布衣服、怀有真才实学而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的污名而还没有遇着像魏无知那样举荐的人吗？曹操要求左右僚属帮助他发现那些因身处贫贱、地位低下而被埋没了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推荐，他都可以加以任用。曹操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

　　建安十九年（214 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令文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道令着重提出德行、才能和作为往往不能兼具的问题。要求人事主管部门不要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缺点的人也不能弃之不用。这样有才能的人就都会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官府也不会有旷废的事了。曹操在这里提到了陈平、苏秦，他指出陈平虽没有纯正的品行，苏秦虽不守信用，但他们一个辅佐刘邦奠定帝业，一个救助了弱小的燕国，其才能还是可堪大用的，因此『士有偏短』也不能因此弃之不用。

　　第三道求贤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八月。这道令明确提出了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遗』的问题。令文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出身微贱、名声不雅、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了大功的人物。萧何、曹叁原来都是县吏，后来辅佐刘邦，位至丞相。韩信年轻时乞食漂泊，受胯下之辱，但后来却做了刘邦的大将。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在鲁国时，齐人攻鲁，鲁君想任他为将，但因其妻是齐人，有些猜疑，他便杀妻换取信任做了鲁将，打败了齐国。吴起年轻时，为了外出求官，花光了家产，被人讥笑，他杀掉讥笑者三十人，继续外出。临行前他与其母告别，发誓不至卿相不还乡，不久母死，果然不归。但他先后辅佐鲁、魏、楚国，历任将相，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曾声名远播，家喻户晓。举例以后，从而为『举贤勿拘品行』提出了有力的论据。令文最后要求部属将那些流落民间而道德高尚的人，果敢勇猛能奋不顾身对敌作战的人，普通文墨小吏才高质异能做将军、郡守的人，以及背着不光彩的名声、有着被人讥笑的行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统统推举出来，不得有所遗漏，语气恳切，态度坚决，充分流露出曹操求贤若渴、迫不及待的心情。

　　三道求贤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使得大批出身低微，甚至曾经反对过曹操的人被选拔在曹操的周围，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或谋士。

　　抱残守缺，求全责备，必然很难大量地网罗人才。要想充分地选拔人才，为我所用，就必须唯才是举，不重出身，不唯德行，而多看重实际才能，扬其优，避其短，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网罗人才，推进自己事业的发展。

　　故事二：

　　黄庭坚自幼孝顺父母，对于侍奉父母之事，无论大小，他都会认真努力做好，从来没有推辞拒绝过。黄庭坚从小也十分勤奋好学，二十三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元祐年间，他又做了太史官。黄庭坚一生不仅为官服务朝廷，造福天下百姓，而且还专心致力于道德学问，以非凡的文学艺术造诣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作。

　　黄庭坚做太史时，公务十分繁忙。虽然家里也有仆人，而他却不辞劳苦，依旧亲自来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从来不懈怠。每天忙完公事回来，他一定会亲自陪在母亲的身边，以便时时感受母亲各方面的身心需要，并且亲力亲为地精心侍候着母亲，事事力求都达到母亲的欢喜满意。

　　母亲有特别爱卫生的习惯，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里没有卫生间，所以人们为了夜里方便如厕，通常都准备一个应急的便桶。黄庭坚为了保证让年迈的母亲身心安稳，避免因为仆人的卫生清洁达不到母亲的满意，而导致母亲心生烦恼，他就坚持每天亲自为母亲刷洗便桶，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黄庭坚的做法曾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和不理解。有一次，有人问黄庭坚：『您身为高贵的朝廷命官，又有那么多的仆人，为什么要亲自来做这些杂细的事务，甚至还亲手做刷洗母亲便桶这样卑微的事情呢？』

　　黄庭坚回答道：『孝顺父母是我的本份事，同自己的身份地位没有任何关系，怎能让仆人去代劳呢？再说孝敬父母的事情，是出自一个人对父母至诚感恩的天性，又怎会有高贵与卑贱的分别呢？』

　　黄庭坚不仅为官一心报效朝廷、服务百姓，同时也通过他书法和文学等才艺上的成就，向世人无声地彰显着圣贤人的德行风范，在潜移默化中，他的作品也影响着后人。

　　他的书法中宫收紧、四缘发散，体现着内方外圆的处世之道。他的诗文出自本性流露，使人读后有『浑然天成』之感。诗人苏东坡曾经赞叹道：黄庭坚的诗可谓『独立万物之表』。意思是说：他的诗可以屹立于文坛，万世都不灭其光。

　　自古以来，上至国家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以孝敬父母为修身立道的根本。今天随着各项物质环境的发展变化，人们往往因为所谓的『繁忙』，而过多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外在物质条件，进而取代自己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甚至将孝道『代理』出去。

　　冷静思考，当我们用大把的钞票，取代我们孝敬父母时，可曾想到：倘若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也用钞票将为我们的那份疼爱与呵护代理出去，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有如此健康的身心呢？

　　忆古思今，黄庭坚能够效法古圣先贤的德行，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做到恪尽子道，至诚孝事父母，相信今天的我们，同样能够曲承亲意，力行孝道，给父母一个安康幸福的晚年。

　　孔子在《孝经》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可见，孝敬父母之事不分大小，唯有出自本心的恭敬，方能做得圆满。

　　故事三：

　　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想先攻取楚国都城郢。大臣伍子胥建议：应兵分三路，其一攻麦城，其二攻纪南城，其三由吴王亲自率军直取郢都。这样，敌人必顾此失彼，一旦麦城和纪南城被攻陷，郢便失去犄角，不攻自破。吴王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命其亲率大兵，直取麦城。

　　伍子胥领兵东进，行至距麦城约五十里处，前面士兵报告：麦城有楚将斗巢重兵防守，坚壁固垒，难以攻破。伍子胥便令队伍就地安营，自己穿上便服，领了两名士兵出营察看地形。当他走到一个村庄时，看到一名农夫正套驴磨麦。农夫以锤击驴，驴走磨转，面粉便纷纷而下。伍子胥见此情景，忽生一计：驴、磨转既可磨放面粉，我何不造一『驴』一『磨』，将麦城之敌调出，乘虚而入呢？于是，他立即返回驻地，命令军士拂晓前准备一些装满沙土的布袋和草捆。次日拂晓，他又下令，每辆战车多备乱石。等到天明，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在麦城之东，一路在麦城之西。两队人马在指定位置，按伍子胥要求，用所带土、石、草捆筑起两座小城，充当防御工事。东城狭长，像驴，叫『驴城』；西城似磨，叫『磨城』。楚将斗巢闻听此事，便领兵出城袭击。不料『驴』『磨』两城固若金汤，攻之不克。斗巢先到东城，见城上旗帜飞扬，鼓声不绝。斗巢大怒，刚要攻城，只见城门大开，一位少年将军领兵出城迎敌。斗巢问后方知他是楚国蔡侯之子——姬乾。斗巢说他不是对手，要伍子胥出战。姬乾说：『伍将军已取你麦城去了。』斗巢不信，挺戟自取姬乾。双方正酣战之际，忽然一楚军飞马来报：『吴兵正攻麦城，将军速回。』斗巢此时方知中计，拨马便回。于是吴军乘势追击，楚军败退。

　　斗巢率败军回到麦城城下，正遇伍子胥攻城。两军略战几个回合，伍子胥又生一计，故意将斗巢放入城中，同时将一部分投降的楚军混入其中，以做内应。半夜时分，这些楚军从城上放下绳子，吴军攀绳而上，里应外合，很快攻下了麦城。

　　古人用兵时指出：『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又说：『事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他们都强调主动权的重要。伍子胥欲攻城先造城，使楚就范，为攻克麦城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