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战国时期，赵国东北有林胡、楼烦、燕国，东有东胡，西临秦国，与秦国只隔一河。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赵武灵王感到危机四伏，唯恐赵国日渐衰弱，决心要施行一些新的措施以富国强兵。

　　那个时候，中原国家的人们穿的都是长袍大褂。这些衣服平时穿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可是穿它出征作战就显得十分笨拙不便了；再有就是作战乘坐战车，打起仗来，很不灵活。而胡人就不同了，他们的衣小窄瘦，不论做事还是出兵作战，都很方便。他们也不用战车，而是用灵活自如的战马与小巧有力的弓箭。

　　赵武灵王看到胡服骑射的这些长处，就决定把它借鉴过来。为了使国民接受这些外来事物，他自己先做出了表率：上朝时，穿一身胡服，不再乘车，改骑战马。

　　朝中大臣都不理解他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原地区人杰地灵，是尚贤教化、仁义施行之地，怎么能反过来向愚昧落后的胡人学习呢？于是纷纷表示反对，其中尤以公子成反对得最坚决。

　　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他见赵武灵王身穿胡服上朝，很气愤，第二天就借口生病不去上朝。赵武灵王知道公子成在群臣中的威望很高，除非先把他说服，否则胡服骑射就难以在国内施行。于是，他亲自去公子成府中看望他，对他说：『我们治理国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施政方针。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现在我国四面都有危险，并且邻国相当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他们身穿胡服、骑马射箭，在战场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我们如果还不改变现状，采取有力的措施，那肯定会有被动挨打的一天。再说，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是我国先君一贯的做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们呢？』 

　　公子成听了赵武灵王所言，才知赵武灵王要实行胡服骑射的深远意义。他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惭愧，向赵武灵王表示愿意支持胡服骑射的变革。

　　赵武灵王见说服了公子成，很是高兴。其他大臣见公子成都改变了主意，也便不再固守反对态度，纷纷请求赵武灵王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

　　没过多久，全国上下，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穿起了胡服。经过亲身体验，大家都觉得胡服确实比以前的衣服方便，胡服因此而成为一种时兴的服装。同时，赵国的大队骑兵也训练成功了。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从魏国手中接管了中山国，以后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族，秦、韩、齐、楚等国纷纷与赵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赵武灵王没有拘泥于长期形成的风俗制度，锐意革新，因而使赵国不断强盛起来。

　　故事二：

　　狐偃（约公元前715年—公元前629年），春秋时晋国的卿士，亦称子犯、舅犯、咎犯、臼犯、狐子；狐突之子，晋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称舅氏。其父狐突，字伯行，为大戎狐氏（今山西交城坡底村）人。其家与晋同祖，是晋支族入主诸戎部落者。

　　 狐偃本在大戎为官。其姊（或妹）狐姬嫁于晋太子诡诸（晋献公）后，其父狐突“事晋为大夫”，狐偃即随其父至晋都曲沃（今山西闻喜）。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人。这几个人『 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公元前671年），晋迁都绛315（今山西新绛，一说翼城），狐偃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公元前367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石楼），狐偃又随重至蒲。献公二十一年（公元656年），骊姬诬陷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狐偃保重耳『各守蒲城』，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已成人，狐偃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达个评价中肯贴切。

　　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成就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给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间。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此外，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清时。可见，区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狄十二年后，狐偃又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已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重耳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诗，深加恩渥。只是后来，由于齐桓公去世，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事实上，这是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士』的结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一、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道德经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诗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愿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举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维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帯于隰城（今山西汾阳），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诗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此次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オ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致量押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京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