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便灵活地运用了老子的『故有无之相生也』这种思维模式而获得重用。

　　这里以刘备三顾茅庐为例。

　　刘备以皇叔之尊，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不辞劳苦，前后三次上门拜访，以诚心感动诸葛亮，最后终于得见，请他出山，拜为『军师』。后来诸葛亮辅佐刘备征战天下，出谋划策，建立蜀国，与曹操、孙权成三足鼎立之局面。

　　那么，诸葛亮明明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民之术、克敌制胜之法，为什么却要隐于田野呢？他正值壮年，天下时局又是治乱交替之时，群雄逐鹿之势，为什么他不谋求建功立业，空把满腹才华消磨在山林之间呢？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不仅是诸葛亮一个人的行为，事实上，有很多有才志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采取这样一个隐居的状态，而不是贸然地就冲出来投弃明主的。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自动跑出来投靠某一个有权势的人，是因为他不想只当一个职业谋士，他要做的是吕尚、管仲那样的丞辅将佐。而如果自动送上门去，主公不一定就会重视他，就能发现他的才能，也不太可能让他一来就担任重要的职务，或许反而会湮没在碌碌群儒之中。

　　而当他的美名触动了某一个主公的神经，像刘备这样主动来拜访他的时候，诸葛亮就已经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了。

　　另外，让刘备三顾茅庐，一方面是为了考察一下刘备对自己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如何说动刘备，让他对自己的谋划一闻倾心。

　　结果让诸葛亮很满意，刘备能三顾茅庐，显示出他对诸葛亮的迫切需求，肯定会重用这个得来不易的人才；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让刘备深深相信自己找对了人。

　　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就是给刘备画出了一个未来国家的蓝图，其『建国大纲』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建基西川，联吴抗曹』。

　　这八个字绝非心血来潮、信口胡诌，而是来源于诸葛亮对当时天下大势、力量对比、生克关系和地理条件的深刻分析。当时的三大力量曹操、孙权、刘备，各占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劣势。

　　曹操占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国险』也就是地利不如东吴，人和不如刘备；孙权占地利——有长江天险以为屏障，但天时不如曹操，人和不如刘备；刘备占人和——手下有关羽、张飞等大将，而且皇叔的身份也深得人心，但是天时不如曹操，地利不如孙权。

　　这是三国鼎立的基本根据。没有这个根据，就没有刘备的前途，也就没有诸葛亮的出山。

　　天时、地利、人和，各得其一则三国分立，三者齐聚则统一天下。那么曹、孙、刘三家谁能占尽三者？在诸葛亮看来，应当是刘备。以事物相联系、互相促生的关系来看，没有天时，可以等待；没有地利，可以争取，但人和通常不是靠等待和争取就能得到的。这关系到一个道德问题和人心向背问题，不是说有就有的。

　　所以，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对刘备还是信心十足的，并由此制定出逐鹿天下的大计。他建议刘备取西川以占地利，其『岩阻』可比长江之险：『跨荆、益』以『待天下有变』，这个『变』指的就是等曹操灭汉称帝，倒行逆施，失去民心，这样天时就会到了有皇叔身份的刘备这边。但是这个分析可能曹操也考虑过，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称帝的原因。因为他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怕一旦失去了汉室的装饰，就会丧失天时之利。

　　故事二：

　　老子入：『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其实在教导我们做人应该低调一些。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只有低调一些，才能避免成为『枪口下』的那只『出头鸟』。

　　《左传》记载，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军大败，作为统帅之一的孟之反留在后面掩护大军撤退。当大家都安全撤回而迎接他最后到达时，他却故意鞭打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我的马跑不快呀！』其实，孟之反不自夸，谦逊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还在于他不愿居功，以免引起其他将领和同僚的妒忌。

　　谦逊也好，不居功以免妒忌也好，都是立身处世的艺术。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下，不锋芒毕露，不居功自傲，的确是非常高深的修养。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做到不争功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把自己本来就有的功劳推到一边去呢？正因为孟之反将军有这样高深的智慧，所以才能在乱世中自保。

　　东汉开国大将军冯异，跟随汉光武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而不以功自居的故事更能解释老子这一智慧。

　　冯异原来是王莽的新朝官员，以郡掾的身份监理五个县，与父城长苗萌一同守城，与起义军作战。刘秀那时候是绿林军拥立的更始皇帝的部下，攻打父城，驻军在巾车乡。一次，冯异到所管辖的县里去，被刘秀的士兵抓住。

　　冯异的堂兄正跟随着刘秀，于是把冯异推荐给刘秀。冯异说：『我一个人作用有限，不如让我回去拿五座城池来立功报答您。』刘秀说：『好的。』于是冯异回去劝说苗萌一同归降刘秀。

　　刘秀向南回到宛城后，更始帝的其他将领前后共有十几个人带兵来攻打父城，冯异就是坚守不投降。后来更始帝派刘秀到洛阳担任司隶校尉，经过父城，冯异立即开门迎接。刘秀让冯异担任主簿的职务，跟着到洛阳去。

　　刘秀的哥哥被更始帝杀了，刘秀表面上不敢显示出悲痛，一个人单独居住的时候则不吃肉、不喝酒，暗暗流泪，冯异经常劝解他。后来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开拓地盘，冯异劝刘秀趁机派人巡视郡县，平反冤狱，收揽民心，刘秀照做了。

　　刘秀到河北的初期，因为王郎割据势力的猖獗，处境一度比较艰难。在饶阳无蒌亭，天气寒冷，人又疲劳，冯异献上豆粥，刘秀喝了饥寒俱解。渡过滹沱河，在南宫遇到大雨，刘秀在道路旁的农舍里避雨烤火，冯异又送上麦饭。后来刘秀消灭了王郎，封冯异为应侯。

　　可是冯异却从来不居功、不骄傲。每到宿营地，许多将领坐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功劳时，冯异却常常一个人站在大树底下不声不响，所以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

　　在刘秀麾下的将军之中，冯异治军有方，爱护士卒，深得部属拥戴，因此，士兵都愿意在他的部下作战。

　　后来冯异为刘秀建立了更大的功勋，打败赤眉军，平定关中地区，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有人上奏章说，冯异专制关中，威权太重，百姓归心，称他『咸阳王』。刘秀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感到恐惧，上书请罪。刘秀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可见刘秀对他十分信任。

　　后来冯异到洛阳朝见，刘秀对其他大臣介绍他说：『这是我起兵时候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又下诏书说：『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说明刘秀一直记着他的情意。

　　而冯异则一如既往地谦虚，不伐其功，他学着管仲对齐桓公说的话，说道：『臣希望国家（指刘秀）不要忘掉河北的艰难，小臣我不敢忘记在巾车乡受的恩惠。』后来在平定西北时，冯异病死于军中。

　　冯异从不以功自居，坚守旧有的正道，也是终保荣华平安的一个原因。所以，在下者对在上者，切忌以功自居，『无成』才能有成，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

　　『功劳』被别人传播出来是金子，被自己卖弄出来就成了黄土。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老子这一智慧——有了功劳要善于隐藏，不张扬不卖弄。唯有不居功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才更能突出自己的功劳，受到重用；相反，如果稍有功劳就自吹自擂，一方面显得自己素质低下，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成为公众眼中的『烦人』。

　　故事三：

　　春秋时期，雄心勃勃的楚人不甘心始终蜗居在南方做一辈子『荆蛮』，他们开始逐步向北推进，为称霸中原的梦想而努力。这时候，一个国家及时地出现在楚人面前，封了楚人北进的道路，挽救了衰弱的中原诸小国，并在随后数百年内，屡次挫败楚人，成为楚国争霸中原的最大劲敌。这个国家，正是代表周王室正宗嫡系血亲的晋国。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有名的老好人，其人之忠厚善良，历史上怕是也找不出几个，他就是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之所以提到他，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楚国才遭遇了争霸中原的第一场失败。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继齐桓公做一回中原诸国的老大。为混点名声，他首先出面摆平了齐国的内乱，帮助齐桓公之子夺回国君之位。随后他以中原诸国“盟主”的名义邀请各国国君来参加他主持的盟会。其他国家也就罢了，而楚成王可是个混世魔王，他可看不起宋襄公。他接信后大怒，决定好好修理一番宋襄公。等到会盟那天，楚成王直接带兵杀到会盟地点，将猝不及防的宋襄公抓了起来，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关了一年多才放他回国。接着，楚国再次出兵伐宋，大败宋军，宋襄公运气也太不好，中箭伤重而死。

　　平心而论，楚国在这件事上做的确太不厚道。宋国是小国，宋襄公没跟楚国结下任何梁子，却被楚国这样一个大国偷袭暗算，最后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当时的中原还是礼仪之邦，各国出兵是很讲究“师出有名”的，楚国这种欺侮弱小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原诸小国的极大愤怒。虽然迫于楚国的威力，他们敢怒不敢言，但是一旦有一个和楚国力量相当的国家为他们出头时，这种愤怒就会排山倒海般地爆发出来。使得楚人遭遇到他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城濮之战的结局，其实早在开战五年前就已经定下了。

　　楚成王三十九年（公元前632年），决战终于爆发了。这年夏天，楚成王裹挟陈、蔡两小国一同出兵，围攻宋国都城，宋国向北方新兴的大国晋国求救。刚刚回国继位的晋文公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出兵跟楚国拼一把。接着，楚军也放弃了对宋国的围攻，主力北上迎击晋军，双方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遭遇，进行了一场决战。从总体实力上说，楚军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战争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楚军遭遇一边倒式的惨败，军队死伤惨重。楚成王闻讯大怒，直接派人逼死了楚军主将子玉。骄傲的楚人第一次被人狠狠扇了一个耳光。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似乎楚军没有如此惨败的理由，因为这是一场典型的讲面子、讲义气的春秋贵族式战争，双方都是等对方在战场上摆好阵势后，才堂堂正正地开始进攻的。既没有偷袭，也没有埋伏，更谈不上什么断人粮草抄袭后路的阴谋诡计，拼的完全是军队的士气和实力。恰恰不幸的是，楚人遇上了士气空前高涨的晋军。其实正如前面所说的，楚军如此惨败，完全是因为中原人一次愤怒的进发。数百年来，楚人把临近的中原小国当成一盘菜，一直不断欺凌、侵扰、蚕食、吞灭他们，连忠厚老实的宋襄公也被楚人逼死。这种愤怒的情绪在中原人的心底不断发酵、膨胀，最后在战场上进发出来，给他们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城濮之战对楚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楚国蓬勃北进的势头被有力地遏止了；同时，楚国也终于认识到，出来混没小弟还是不行，于是也开始改变对中原诸小国的策略，威压和拉拢并重，不再使他们都倒向晋国。自此，中原局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