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教育是人类社会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支柱，义门陈家族将孝义治家和耕读传家视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义门陈的家法家训中，表明耕读传家是小农经济古代社会贯彻教育为本的有效途径。
义门陈重视教育，以耕读传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孝义治家与耕读传家是相辅相成的。知书达理，才能自觉贯彻家法家训，调整家族内部各种矛盾，巩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达到孝义治家的目的。而贯彻孝义治家，又能更好地建立和延续耕读传家的各种制度和措施，有助于孝义治家获得新的成效。
二是适应科举入仕的要求。隋朝废除了前朝沿袭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科举选官制。唐承隋制，形成了较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制度的革新，使少数依靠贵族地位世袭高官的名门望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地位，只有走读书应举入仕之路，除此别无选择。
三是宋代实行“重文贱武”政策，把读书和学文强调到了极点。宋真宗在《劝学诗》中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读。”
义门陈第三任家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由家族出资，创办了陈氏书堂，后称义门书院(东佳书院)。分两级，初级称“书屋”,高级称“书堂”。书屋系蒙馆，每年正月开学，冬月散学。儿童七岁入学，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书堂继续深造，有成就者应举入仕。
据当今专家学者考证，东佳书堂(书院),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私办书院，也是历史上最早具有完备体制和规模较大的学校，早于“白鹿洞书院”五十多年。
东佳书堂业绩蔚起，受教育者遍及义门陈世家内外，而且俊彦辈出。如义门“十八朝官”、“二十九地方官”、“五十五位进士”、“八文龙”、“九才子”等，都从东佳书堂深造而出。其影响所及延至千百年后的近现代，义门陈各支族名人迭出，犹如群星璀灿，闪耀在中华上空。而东佳书堂的创办者陈崇，是我国古代卓有成效的著名教育家已成公认。
唐代大教育家--义门陈第三任家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年)在义门东佳山麓创办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民办学院--东佳书院(见《宋史》、《全唐书》、《中国教育通史》、《江西省志》等)。著名教育家、史学家毛礼锐、沈灌群、李才栋、何光岳、孙家骅以及日本作家平坂谦二均有研究东佳书院的论文论述。
东佳书院是历史上最早具有完备体制和较大规模的学校，它早于“白鹿洞书院”五十多年。章谷的残片记叙东佳书院的楼阁、亭台、别墅、御书楼、接待厅、娱乐馆……,门类齐全、气势壮观。帝王赐书之所—东佳御书楼藏书号称“天下第一”;学田的设制创历史之最。
“楼上落霞沾笔砚，乡党优游礼乐中。”东佳书院处在山水佳秀的东佳山下，唐宋时期成为蜚声全国的藏书、求知、讲学及游览胜地。欧阳修、苏东坡、钱若水、黄庭坚、陈尧叟、晏殊、张齐贤、杨亿、朱熹、岳飞、吕端等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三百余首宝贵的诗篇。这些丰富多彩的诗篇汇成了一座璀璨的艺术宝库。
第一节 耕读传家
江州义门陈家族，唐宋时是著名的“耕读之家”。这个家族男耕女织，共同劳动，以农业为其衣食所系，维持正常的生存。而知书达理，重视教育则是其兴旺发达的命脉所在。因此，既耕又读，“耕读之家”成了义门陈传家之宝。
“耕读传家”也是我国古代家族治家的正确举措。耕读传家的一般目的，“在于造就一批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先、具备一定才能的‘士’,以此醇化世风，教化四民，使国家安定而益昌盛。”因此，“古者，家有塾，乡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固无人不在所教之中”。
陈崇于唐僖宗年间任江州长史时，与官僚贵族交游日广，深知要搞好修身、齐家、治国，只有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孝义治家的同时，还必需耕读传家。乃由家庭出资，创办高低两级的学校，低级为“书屋”,高级为“书堂”。除建有专用校舍外，并置学田，作为固定的教育资金，并在《家法三十三条》中，第八、第九两条规定了“书屋”和“书堂”之事：
第八条：“立书堂一所於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务令入学，稍有与功业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或者宾客止修业者，供应并出东佳庄。”
第九条：“立书屋一所於住宅之西，教授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十二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学堂内次第抽二人作训导，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墨笔砚，并出宅库收买应付者。”
家法明白指出，书屋设在住宅之西，书堂设在住宅之东左二十里东佳山下的东佳庄，称“东佳书堂”(后称“东佳书院”)。书屋
蒙馆，也叫“蒙学”。每年正月开学，冬月散学。儿童七岁入学，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书堂继续深造。东佳书堂要求高。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成就者应举。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这些使义门陈氏家族成为“耕读之家”具备了优越的条件，也为“耕读传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嗣后，在续修家法家规中，对教育的内容与要求又有新的规定，如“推广家法十五条”中规定：男司耕读，女司纺织。子孙于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给礼义，不可读杂学及学习滑词讼之事，以乖行谊心术；亦不可学诬罔谣邪之说。如果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止，期正道以取青紫。中人以下，亦教之知理明义，使其去其凶狠骄惰之习，以承家教。
迨至清代义门陈氏家族又重申“耕读传家”的重要性，雍正癸卯年(1723),九江义门陈氏在重修宗谱家规中，专门立了“尚耕读”一条，其文曰：士农列四民之中，而恒言则曰，不读则耕，良以耕读为生民之急务，而人之不可不从事也。苟人而不事此，则农为惰农，士为虚士，而遑问南宙之疆理，连篇之累牍。然则人家为父兄者，见子弟於六七岁时，务即延师教训，晨课夕考，勤加督责。如果资或鲁钝难期圣贤之业，即於十三四岁时出学门，懂以耕获之务，不惮辛劳，家室盈丰。
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唐朝末年书院初创时期，仅有义门陈氏的东佳书屋和书堂，才具有由“启蒙”至“应举”这样完备的体制，而且又拥有大量的藏书，其家族又以义聚而著称。因此，大江南北(相当于当今赣北、鄂东、皖西等广大地域)的众多学子和贤儒无不蜂拥而至东佳。于是，陈氏书屋又“对外开放”,以待四方学者。还笃之以义，作养“有益之士”的“肄业者”,从而以资助其善，“伏腊皆资焉”。
义门陈氏“耕读传家”当年的盛况，北宋宰相吕端于端拱元年(988),游览东佳书堂时，曾赋诗《赞义门》一首：“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永清潭底观鱼变，东佳冈上听莺吭。”
录自《中华陈氏通鉴》第六章
第二节 书院文记
东佳书院(也称东佳书堂),又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等，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具备完备体制的学校，还是我国最早的民办书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私立大学。《中国教育大系》将东佳书院列为我国古代五大著名书院之首，早于白鹿洞书院半个多世纪。
东佳书院位于义门故居东侧二十里的东佳山下(今德安县爱民乡岩泉村)。鼎盛时期，有学生400多人，教室30多间。初始，只收本族子弟入学，尔后向外姓开放，好学有志者均可就读，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获得朝廷的封赠。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御书三十三卷，并书“真良家”三字旌表其门。
早在宋开宝二年(969),北宋著名文学家徐锴仰慕东佳书院之盛名，亲临其境，写下了千古名篇《东佳书堂记》。
原文载《全唐文》卷八百八十八，现录如下：
一、东佳书堂记
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昔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孟母之训子也，择芳邻。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怡性情，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同合异，别是与非者，地不若人，陶均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其居矣。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东佳书堂，参军君元钦名衮之所建也，其先盖有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曰兼，秘书少监，生京给事中，以从子褒为嗣，至盐官令。生灌为高安县丞；其孙避难于泉州仙游，生伯宣，註《史记》行於世，与马总友善，总移官南康，伯宣亦随来居庐山，征诏不起，就拜著作郎。其孙旺遂占籍于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馔，长幼内外，怡怡如也，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蓄仆夫奴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为本邑令，衮为本州曹椽，能嗣其业。如是者百年，我唐列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揭之，以旌其义也。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诗书以文之，礼乐以固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於其中，置田二十顷以为学者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佗)之子蜕，衮子昉，从子渤，族子乘皆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者，并以文学著四方，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盖有之，人文蔚起，盖既有之。於戏(呜呼)!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满腹学而不及仁远乎哉!昔北海有邴郑之风，离骚有以江山之助者，皆此故也。门生前进士章谷，尝於其所肄业，走笔见告，思为之碣，会陈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椽入仕之至都下，将还，因来告别，援翰以授之。
开宝二年太岁已巳(969)十月九日记
注：在上文中，徐错盛赞东佳书院，因胜据奇，规模宏大，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为学田。弟子之秀者，弱冠以上者；四方游学贤士皆就学。人文蔚起，族人登进士第者大有其人，江南名士皆肄业其家。
《东佳书堂记》载入唐书、宋史、地方志和谱牒等多种史籍之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专家的关注，也使东佳书院誉满古今、名驰中外。
徐锴(921-975),字楚金，广陵人，五代宋初文字学家，中书集贤院大学士，官内史舍人，开宝八年卒于金陵。
二、东佳书院记
余因过浔阳，览庐胜，见景物迥异，飘然有乘风之想，迨至德安县之太平乡常乐里，遥望一方，栋宇连云，旌旗映日，气象万千，令人畅然，询之乃陈氏东佳书院，为子姓观摩之所也。夫书院立名，必有所自，其遐方者不论，试看庐山之巅，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书院，乃前李君读书养白鹿以自娱故也。兹以东佳名有，亦以东者震也，震以开之，令人心无不开；佳者异也，异者入之，令人心无不入焉，不入不开，不开不入，东佳之名无非欲汝于成，嘉惠来学也。且彼世有其人，祖伯宣公，负宏博之才，搜罗万象，酝酿古今，托避难为逸人，於闲中寻忙，彼独於心中觅闲，去纷尤日为注述，盖有式谷以怡焉耳。令子名旺，克承其业，乐善不倦，嗣是伟人辈出。大顺中，光禄大夫崇，文渊阁学士衮，蒲圻令勳,本邑令玟，兵部郎觉，枢密院使观，累世簪缨，可谓盛哉。然族既巨矣。人愈众矣，骄奢淫佚所自邪也，不督之以诗书，教之以礼乐，欲其相观而善，巩不可得。遂於隔里之遥，择其山环水绕之胜，概其苍松翠柏之区，数年经营，万力鼎建，须以东佳，以一构也，正堂九架，以利讲会，庑房四百，以利潜修，兼台阁楼耸，得以延四方，更以寄吟咏，舒怀远眺，俱不能外也。且也置负郭之腴田数十顷，收宇宙之牙签数万帙，互览有资，助瞻无虞，将举家之子弟油油归化，而四方之高雅贤才，有不蒸蒸之向慕者。吾见简编，穷日彻宵，而日就月将者於斯，逊志时敏者於斯，厥德之修於斯，罔觉者亦於斯，此岂徒哉，嘻嘻!有佳境而后可以延佳士，足可以纪其陶铸之广有佳士而后可以对佳景，足以卜其文人之多，今不特一家之气运，於照然其昌炽，即一国之气运，亦由此以延其休，嘉矣!所谓人杰地灵者，非耶!惟是思愤激者，不论茂龄白首，谦与诱范诸公，虽以大耋之年，尚爱知新之学，而子弟之克岐克嶷，负出类拔萃之资者，有不夙夜匪懈都哉，有不悉入劳来匡直辅翼之中，而自振德者哉，是知集于家修，何莫非圣贤之抱也哉，或亦诸廷献，何莫非名世之业也哉。故高牙绦不足数，塵尾蝇梯不足贵矣，盖文如粟帛，道若江河，江河日流而不息，菽粟日需而无已，惟在上者有以作之，则鼓舞之间自尔与之，俱入矣；在下者有以激之，则精研之际自尔与之，俱开矣。故圣王之处士也就间燕，孟母之课子也择芳邻，苍龙耀於东海之波，元豹隐于南山之雾，此千古之明证也。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都，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於是不遑乐为之记。以授之云。
东佳书院门生、进士章谷撰
时宋景德四年(1007)
三、御书楼记
庐山之西，诸真所宅，江州有县，名曰德安，风俗淳美，草木奇秀。十室尚有忠信，邑固多存孝慈。储庆炳灵，有自来矣。故陈氏一十三世义居，闻於朝廷，群从相聚者二百多年，缌麻共炊者数千口，门闾既连旌表，乡里咸推敦睦。
太宗皇帝盛德，高千古体风，播四遐以天从之多，能焕日新之大业，睿文宸翰，旷无比伦，布在环宇之间，皎若日星之下。所谓礼不根於教化，未尝立言:学不造於寒微，岂为垂范。至道元年，命以秘藏御书，急就成章，并千文真篆书数千轴，冠大江之南，藏诸书楼，以示后世。其或时有知识，愿传授者，皆给赐焉。陈氏长幼拜授，欢得而窥金简、玉笱之典，珍藏任袭，缄认琅嬛，宝为神物。明年春，陈旭诣阙致谢，太宗甚喜，询问久之，赠之袍笏，副以器弊:又以飞白笔亲书:“义居人”三字，“真良家”三字以赐之;又赠以御书五十轴，共前一0四卷;即日命旭为江州助教，重加旌表，以奖中原。旭以为家有帝王之书，第厕簪裳之列，求之编简，增署前文，垂之云:初足光后裔，义居山顶特取前谯，藏圣制壮侔，云构高裁，飞鸟轩豁沈雁，伊咫尺之间闾阖，错绣互赫耳。取平原之逶迤，牙签玉轴，罗列於其上，缥裳缃帙，纷纶乎其间，外而观者，皆浣手而后开，内而靓者，必稽颡而致敬。永为千载殊遇，百代之家光也者。上集群贤之作，召号太元者，未免当时之嘲，曷若兹文，彻赐地书天章，宝墨尽萃於此也。亿跡玷近班，身存胜概，空系节於能书，诚面见颜于刻石，纪圣叙美，皆非所长。且以大栋讳旭，自远致书，敏公名蕴，未尝请教，言著撰耶，聊以塞二公之意。
时维
大宋景德二年(1005)岁次已巳孟秋吉日左司迁知制诰总裁翰林院学士杨亿谨志
四、《中国书院辞典 东佳书堂》辞条
东佳书堂，系唐江州陈氏家塾，故亦称陈氏书堂，原址在江州浔阳县东佳山下(今属江西省德安县付山)，陈氏于唐僖宗时因世代“义居”而得旌表，南唐昇元间复立为义门。据唐大顺元年(890)陈氏七世长，守江州长史陈祟首订《江州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日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弟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徐锴曾撰《陈氏书堂记》述其事。记称:“浔阳庐山之南有陈氏之楼。其先盖陈氏宜都王叔明之后。”后陈伯宣“来游庐山，遂治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能嗣其业而百数年”。陈氏“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焉。”僧文莹《湘山野录》复载:“吴故国五代同居者十家，尤著者江州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宋史·陈兢传》亦称:陈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试奉礼郎”。“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又据文德翼《求是堂集》，江州陈氏经过世代积聚，至宋初，所藏书、贴，号“天下第一”。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诏令免其徭役。太宗贷以粟，并赐以御书:“真良家”。真宗又有敕赐。仁宗嘉祐七年(1062)以其族众多，有保全之意。诏敕地方官员劝析，分为二百九十一庄，由是义门陈散处四方。其后东佳山书院亦因无人经理，迁建德安县城河东一里处，扁曰:义门书院。崇宁间改为德安县学。天顺间县学迁城南。宋代书院、县学之遗址遂化为居民。明嘉靖十年(1531)生员胡光时请准予当道，将义门书院废基从民间收归学地。嘉靖二十六年(1547)知县蔡元伟于原基重建中堂五间，东西号舍各十一间，改名河东书院。其后数百年史实不详。清道光三年(1823)江西巡抚程含章面谕知县巴彦布将修建试院余款倡率士民重新修建河东书院，易名敷阳。建有讲堂及号舍三十余间，置学田，每年亩租一千余石，折钱六百余贯，由廪生二人值年经理。其山长年薪为钱八十贯。道光五年(1825)知县丁春林捐廉续修。但因委任失人，所收田租竟化乌有。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张维模又倡捐重修，教谕笪恭韩主讲其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县姚体备重加整顿但未终事而离任。咸丰四年(1854)知县刘希洛倡捐集资拟建城里，事未行即遭兵毁。同治末士绅重建，迁入县城内。光绪末改敷阳高等小学堂。
(作者:李才栋，江苏苏州人，1934-2009年。江西教育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书院史专家，原省政协委员，曾任江西省谱牒研究会会长。)
五、东佳书院的沿革
东佳书院，起源于唐，扬名于五代，兴盛于北宋，延续至清光绪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源流中，经历了由义门别墅、东佳书楼、陈氏书堂、东佳书院，而至敷阳书院的逐步沿革。本文将对其历史沿革略作考述。
义门别墅
唐乾符间，陈氏昆云渐众，仍合爨同居，“击鼓传餐”，过着原始共产生活。由于财产集中，陈氏除了扩建庄园外，就是决心“袭秘监之累功、承著作之贻训”，在族权的鼓励下，陈氏子孙竞相攻读，形成“三千灯火读文章”的可喜局面。
唐中和间，七世长陈崇为江州长史，八世衮为文渊阁学士，另有“蒲圻令者勋，本邑令者玫，兵部尚书者觉，枢密使者观。累世簪缨，可谓盛矣”，且以义而著称，名闻朝野。
唐中和四年(884)，僖宗首旌其门闾，御封“义门陈氏”，赐以御书，赐以御联，旌以御诗:“问道江南谁第一，咸称唯有义门陈。”遂使义门陈氏名震江南，誉满海内。于是，名宦雅士、文人墨客无不慕名来访。义门陈氏遂于义丰山麓建义门廨宇，在义居山下建“望迎亭”，“接官厅”。因访者众，此两处仍难以应酬，必须建筑一座专门接待来访的公寓。
唐中和五年(885)，陈崇与子衮四处卜察，东行二十里，而至紫岩山麓。见赤壁高悬，紫岩列嶂，便登上岩台。近察，“奇峰巍峨，三岩突兀，一岩如堡，临空北悬:一岩似虎，伏巅东腾:中岩赤壁，陡然下坠。陡壁下，紫岩列嶂藤蔓帘穴，泉流浩涌、腾波跌宕、飞瀑千丈”。远观“云漫远山，岚莽南疆”、“群峦逶迤，起伏浪”，陈衮赞之，于是，在这里筑起一座楼阁，名曰“寄咏舒”，并附筑廨院，寄寓宾客。
寄咏舒立于岩台之上，后有紫岩列嶂，前有飞瀑溅雨，真是“烟幕幽景”，“水阁山斋”。由于山水佳秀，又处于义居之乐，人称“东佳”;又因专门接待高雅贤辈，又称“别墅”。这就是徐锴所记述的“因胜据奇”，“择其山环水绕之胜概、苍松翠柏之名区”。也就是宋代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中所记载的“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马令的《南唐书》也有这样的记载。
义门别墅的矗立，很快被誉为江南名胜，四方之士无不“衣冠江左莫家风”。于是，车马盈门，文武接踵，簪缨符符，环佩珊珊。义门陈氏便在别墅里列牙签玉轴，聚坟籍经典，以待来游来访这些高儒雅士寄居别墅，雅叙吟咏，援翰挥墨。
然而，随着来游来访者日增，小小别墅难以适应延四方之士的需要的，还得建筑更大的寓楼。这就促使东佳书院的历史，从这里开始起源，由最早的别墅向后来的书楼转化。
东佳书楼
唐龙纪元年(889)，陈衮根据“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和来游者日增的需要，在东佳别墅的“隔里之遥”，建筑了一座大型建筑“曰东佳……为书楼”。
据章谷的缺题残篇述其状:“仰观书楼，宏伟古朴、制度典雅。远而观之，‘东佳书楼’四字悬诸中楼。其下雕栏频窗，画枋垂廊;其上檐挺廓扬，冠雄垛壮”，并且对东佳书楼作了介绍:“楼分三层:下为文范堂……中为百科书斋……上为御书阁……”
不难看出，东佳书院和所有古代书院一样，首先是由学者藏书开始的。由于义门陈氏官迁任外较多，接触颇广，很快就收藏了大量的书籍。据晏殊诗云:“坟籍岂惟精四部，缥帙牙签列赐书。”吕蒙正诗云:“五车书编匣中经。”杨亿诗云:“书籍胜西斋。”寇准、王禹锡皆云:“楼藏万卷书”，真正是“收宇宙之牙签数万帙”，“所藏贴与书，号为天下第一”
大量的藏书，使书楼首先成了“陈氏子孙的观摩之所”。义门陈氏“将举家之子弟悠悠归化”，让他们“歌舞诗书”，使之成为“思愤激者”。当然，也有一些高雅老辈温读其间，“如谦、诱、范诸公，虽大耋之年、茂龄白首，尚受知新之学。子弟之克歧克嶷，负出类拔萃之资者，有不夙夜匪解者哉?!”
其次，是“广延墨客”。大江南北众多名人达士，“蒸蒸而慕之者”集游东佳。路上“旌旗迎五马”;门巷“遍多长者车”;别墅里“楼上落霞沾笔砚”;书楼内“乡党优游礼乐中”。这些文人墨客居处东佳，时而偕里阙，依绛帐临纱窗;时而凭雕栏，观松筠览云山;时而游山麓，咏飞瀑吟悬岩。真是“杯盘互进先生馔”、“粉版留咏尽贤儒”。故而在《南唐书》《湘山野录》《十国春秋》上都有这样的记载:“江州陈氏……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送往迎来，日无暇时。”
东佳书楼的藏书、延士，给义门陈氏的子孙提供了读书和求学的机会。他们在东佳书楼里读书，遇到疑难，可以及时在书楼或者到别墅向那些高雅名贤提问求学。而这些高贤又很及时地向他们释义、讲学，使他们学有进益。这样，又使东佳书楼和别墅成为居士、藏书、求知、讲学的场所。
后来，为了便于子孙求学，解决求学子孙从义居到东佳行程十公里的困难，义门陈氏在东佳书楼附近增建堂庑，开垦田地，建立东佳庄。让求学的子孙在东佳庄住宿，并且使居士讲学有适当的场所。这样，东佳便由单纯的书楼，增建为以书楼为中心的少数堂庑，使求学讲学的现象无形地演变为家塾。看来，宋朝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所说“别墅建家塾”，是很有根据的。这种家塾的出现，又促使东佳书院由书楼向书堂进一步转化。
陈氏书堂
东佳书楼求学讲学活动的出现，最初毕竟只能适应少量的子孙，为了让全族后代受益，义门陈氏干脆“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同时又考虑到尚不能完全自理的童稚，又“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人们把“书堂”、“书屋”，统称为“陈氏书堂”。
唐大顺元年(890)，义门陈氏为了使“书堂”逐步走向正规化，七世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守江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陈崇立《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对书堂作了数项规定:
“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应举者。于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
家法使处于萌牙状态的家塾成为正式的书堂了，而且以“供给制”“令入学”、“令修学”，非得“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而不可，于是，“弱冠以上皆就学焉”，“穷日萤火彻霄而日就月将者于斯，逊志时敏者于斯，不意厥德之修于罔觉者亦于斯”。
同时，又对外开放，“以待四方学者”，还笃之以义，作养“有益之士”的“肄业者”，从而以资助其膳，“伏腊皆资焉”。在唐末书堂初创的历史背景里，像今赣北、鄂东、皖西这样广大的区域，仅有陈氏书堂具备由“启蒙”而至“应举”这样完备的体制，又拥有大量的藏书，且以义而著称。故此，江南江北众多求学之士和贤儒无不蜂拥东佳，于是“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满腹”。
儒士的拥至带来了陈氏书堂的迅速发展。从藏书上再聚，从堂舍上扩建，从院田上增广，直至“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者资”，故此“肄业者多依焉”。
“自龙纪以降，陀之子蜕、从子勃、族子乘登进士第。近又蔚然有人文出焉，曰逊、曰范，皆随继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人才辈出使陈氏书堂的影响在社会上进一步扩大，陈氏书堂创建者的声誉也得到广泛的传播。
唐天祐元年(904)，哀帝李柷赐陈衮诰敕一道，从而旌表。南唐昇元元年(937)李昪重旌门闾，免其差役，赐立义门，敕筑旌表台，“诏复除而表揭之”。
两代帝王的连续旌表，大大地提高了义门陈氏的声誉，陈氏书堂亦因之增光添辉，前来讲学、肄业的儒士比以前更多了，进而促使东佳书院由书堂向书院继续转化。
东佳书院
延至宋初，经过义门陈氏的“数年经营，万力鼎建”，东佳书院便初具规模了。由原来的仅能应付讲学的书堂，逐步成为“兼亭台楼阁，耸延四方”的书院。
在章谷的缺题残篇中，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当时东佳书院的建筑群:入道口，“立一门闾，全然竹构”。约行里许，“有石阍突出院墙”。入院“院阁九幢、约三十间。两幢傍西岭……三幢依南麓……四幢座东山……”前行，“有石垒院墙”。正中，“有石狮一对”，“石阙矗榭”。入内，“钟亭左峙，廨宇右立”。越石桥，“一石垒牌坊驾……镌字三:“集贤院”。院内，“堂庑数十间，冠南通从立、甍榭参差”。再后，“中为礼圣殿”。殿后，“是‘衮公亭’”。两侧，“师寓，左右共八间”。亭两侧，“为讲堂，左右各四间”。且有“横廊”;东西各三间，为“试堂”。医俗园之上，是“书楼分三层”。林间、山岭、道旁“皆设亭，十数处”。院中，白莲池上“有赏莲亭”。紫岩前，“一座楼阁立于岩台之上……曰:寄咏舒”。“旁设廨院”，龙潭上，立一“望云庵”……由此可见，东佳书院已具有较大的规模。
东佳书院的发展。又广泛地吸引了来游来访者。而来游来访中的将相名宦的推荐和表奏又使东佳书院屡屡获得帝王的旌表和扶持。
宋开宝九年(976)，知江州张齐贤游学东佳，见生徒广众，为激励义门，呈表上奏:“乞免义门陈氏沿征杂科，同伪命(南唐主)当日事。”菊月，诏下。敕旨:“宜令江州一依伪命同施行。”
太平兴国七年(982)，钱若水为江南东路转运使，曾游东佳。陈氏待之以常理。“钱到任后，复令江州并督陈氏积年尚征杂配。”于是，知参政赵普与张齐贤同奏乞免。正月十九日，诏下:“宜依二臣所奏施行。其陈鸿户下，除正苗正税外，仍免诸杂科徭役并沿征物色。”
淳化元年(990)，天灾流行。殿中丞康戬因公事至义门陈兢家，兢与之偕游东佳，见生员广众，日食无穷。“每日取给口粮，因人众约食米将要四十余斛。”陈氏却仍笃义维持，每年初春，于众姓剩余之家借谷四千石供膳。康戬惊叹不止，遂奏:“……(陈氏)粮供不足，非国家之济助，何以勾当?乞借官仓旧积熟米二千石，以助日食。”四月诏下，敕旨:“江州康戬所奏，切陈兢家急务，宜令一依所奏施行。”自是，每年贷粟二千石，遂使义门陈家度过艰难的岁月。
至道二年(996)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赉散御书至陈旭家，赐御书三十三卷。“陈氏长幼拜授，欢得而窥金简玉筍之典，珍藏任袭，缄于琅嬛，宝为神物。至道三年(997)，陈旭诣阙致谢，太宗甚喜……以飞白笔亲书‘义居人’三字，以赐之。又赐御书五十轴，共前一百零四卷。”在王应麟的《玉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州陈氏义居，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又以百轴赐文抚家。”
咸平五年(1002)，壬寅月，兵部尚书日“会东”。笔，撰写《义门记》，
景德二年(1005)，孟秋月，制诏总裁杨亿至访义门，寄寓东佳别墅，挥史笔，撰《御书楼记》。
在东佳书院的鼎盛时期，“日食无究”，可见其聚徒众多:“栋宇连云”，可见其规模广大:名宦来访，可见其盛名遐迩，故此。能得到帝王的“免役”“贷粟”和“赐书”等殊遇，不仅如此，还授之以将仕郎、宋江州助教，把东佳书院晋升为郡庠，这也是有史可证的。
在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二月，宋真宗赐义门陈旭诰敕一道:“早彰素履，克懋清规。儒业传于世家，义风激于闾里。宜霈泽保耆年，特颁纶绾之荣，式光庠序之列，可特授将仕郎，江州助教。”
宋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特赐义门陈蕴诰敕一道，诏曰:“敦儒术以修身，笃义风以睦族，乡邑所尚，年德可嘉，俾忝籍于郡庠，用昭荣于里闾，钦承朝渥，益懋成名。特授将仕郎，宋江州助教。”
在义门旺公山上，至今还存在一块墓碑，上书:“将仕郎守江州助教陈公讳晞墓。”查其墓志:“陈晞属十六世”，“又十六世、至于公。……熙宁末(1077)，国家念教耆老，特推恩命，授公将仕郎、宋江州助教。”
由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自太平兴国七年(982)至熙宁末(1077)，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这几代帝王，都很重视东佳书院。不仅免役、贷粟、赐书、予以殊遇，而且授其管理者以将仕郎守江州助教，把东佳书院上升为郡庠，作为一州府学，从而提高东佳书院的地位和影响，使之成为宋代著名书院。因此，杨亿在写《雷塘书院记》时，把东佳书院，作为一个楷模:“先是浔阳陈氏有东佳书院，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士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者鼎峙江东矣。”毛礼悦、沈灌群的《中国教育通史》中也明确写道:“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已发现四所:皇寮书院、松州书院、义门书院、梧桐书院。”《五代史》《湘山野录》等都给东佳书院以很高的史评:“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敷阳书院
宋嘉祐七年(1062)七月，宋仁宗遣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郡牧官吕诲、户曹使刘宪、本邑宰穆恂、湖口镇巡检范彬、会计使官王大远，监护分析义门陈氏。
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庞大的义门陈氏分析为291庄。在官府的监护下，分赴七十二州郡之庄。在陈晞、陈倜等相继主持下，东佳书院仍在延续着。
宋崇宁间(1102-1106)，书院被德安县作为儒学接管，又考虑距县城较远，由东佳山下迁至德安县城郊河东坂。因尚袭书院原产，并借以义门的名誉，改称为“义门书院”，由县管理。
明嘉靖十年(1531)，因前段受损，生员胡光时等具呈当道，复为学地。二十六年(1557)，邑令蔡元伟主持，建中堂五间，东西号舍共十间，改立为“河东书院”。
清道光三年(1823)，邑令巴彦布面奉程中丞、韩章谕，邀集各乡绅，将建立试院的余资重修。改名为“敷阳书院”。中设讲堂一大间，左右前后号舍计三十余所。
清道光十九年(1839)，邑令张维模号召各乡捐田与新置院田，共计租谷千余石，筹足钱六百余金，每年派二人专管，妥议章程，录课、山长、讲师各任其职，遂使生员盈门，蒸蒸日上。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安县遵照清政府废书院之诏令，将“敷阳书院”改成德安县高等小学堂，结束了书院的历史。从唐龙纪元年(889)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佳书院的历史，经过了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延续了1014年，经历了逐步完善、隆盛再到衰落的过程。它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院教育对封建社会的促进和破坏作用，反映了不同朝代对书院教育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封建教育逐步发展又日渐僵化，终至崩溃的历史。
陈雁南
注:陈雁南，湖北黄梅新开镇人，黄梅行塘庄公琉公后裔，义门陈文化的研究者。从1987年起，他着手研究义门文化，前后历时11年，历尽坎坷。终于在1998年5月完成《江州义门文献选集》一书，共八卷，约150万字。并由陈立夫宗长为此书题写了书名。然由于生活窘迫，流落街头，除“艺文篇”得以由后人出版外，其它书稿尽皆散失，雁南亦病困交加，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