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曾祖父八十多岁，精神矍铄，银白色胡须，总是头戴一顶深色瓜皮薄帽，身穿衬垫着厚厚的白色羊毛的深色长袍，手执一根带着铜弯头烟斗、比我的身高还长的红褐色竹制烟杆。因排行老二，大家都称他“二公公”。
曾祖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父，读了将近二十年书，也没考中秀才，把家里读穷了。高祖父去世以后，曾祖父大概在五六十岁的时候，独自一人，从深山老林的家里来到交通比较便利的青石板大道（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县际公路）边，新修建了两层共十二间木房，带着他最喜爱的年幼的长孙（我的伯父）作伴，售卖猪肉，开设火铺（客栈），接待过往客人，家境逐渐变得殷实。我伯父回忆说，解放后划分阶级成分，家里被划为富裕中农。好在解放早，假如解放得再晚一点，一定就发展为富农了。
曾祖父为人豪爽，极其好客。但凡有南来北往路过的行人，到家里歇脚休息，一概热情接待，让座看茶，再手抓一把切得细细的旱烟丝递上，不厌其烦地陪着聊天。如果天色已晚，客人还要赶路，曾祖父就拿出早已烘干收藏的竹篾片，扎成一把，点燃送给客人照明，不收分文。所以曾祖父结交广泛，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他的名声。当时天下不太平，时有强盗土匪出没，如果情况紧急，只要曾祖父到附近乡镇一走，不久就有朋友骑马坐轿带人前来增援。
曾祖父教育子侄非常严格。他有一位侄儿年轻时喜欢打牌赌钱，曾祖父看到了，马上将他反绑在屋前的木柱上，用竹枝抽打，而且不接受旁人求情。后辈们都对他又敬又怕。